第四章 同治中兴

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慈安对政治不感兴趣，谨守后宫之德。慈禧则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可此时的她既缺乏执政经验，在朝中又无根基，且还要应对内外危机，这些都不是她所能担当的。垂帘听政之初，慈禧将大政都托付给了小叔子奕訢。此时的慈禧“小心谨慎，不便明揽大权。但事事留心，以得政治学术之经验。”

奕訢控制了内府、外廷、宗室，其权力之大，为清代前所未有。奕訢身上承载了诸多的期望，很多大臣将他比作周公，希望他能有所作为，使大清国摆脱内外困境，一举振起。辛酉政变之后，奕訢在人事上做了诸多调整。十一月十八日，以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以下各官都受曾国藩节制。十一月二十一日，祁寯藻、翁心存、李棠阶等被闲置的大臣也被起用，肃顺的党羽陈孚恩则被革职发配新疆。

同治元年之后，两宫皇太后名义上是垂帘听政，实际上把一切都交给了奕訢。奕訢以议政王的身份主持军机处，操控一切政务，“所承之旨，即军机之旨。所书之谕，即军机之谕。”恭亲王奕訢以议政王身份在军机处行走，军机处的廷寄格式也发生了改变。军机处所发廷寄，开首语书写“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字样，突出了奕訢的政治地位。

奏折呈递，惯例是先交到皇帝手中，再发军机处。此时改由两宫皇太后阅览后，再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讨论。军机处讨论妥当，于当日召见时将处理意见汇报给皇太后，然后再由军机处拟旨，最终决定权仍然掌握在两宫皇太后手中。此时军机处所拟定的谕旨，慈禧只是“偶有更动”，绝大多数情况都是顺利通过。

军机处虽有议事，大体上是恭亲王一人说了算。奕訢大权独揽，在军机处内部具有决定权，各部对他也是极力奉承，揣摩他的心意行事。奕訢权力的扩大，让慈禧有所警惕，特意命令各部，“一切应办事件，各有专司，只宜勘酌例案，不准多所揣摩。”又颁发谕旨，令言官对议政王、军机大臣加以监督。

同治元年的军机处，开局不是很顺利，经历了一些人事变动。

同治元年（1862）六月，军机大臣桂良去世。年迈的桂良，入军机处不过是给女婿奕訢站场而已。他对于一切都很满足，世上该有的富贵与荣华，他都得到了。虽然当时政坛对他是恶评如潮，可他自巍然不动。

桂良一向被科甲正途出身的读书人瞧不起，因为他是通过“捐纳”这条路步入仕途。捐纳出身，并不影响他的飞黄腾达，道光朝，桂良历任湖广、闽浙、云贵总督、兵部尚书等要职。道光二十八年，桂良的十女儿，嫁给了皇六子奕訢，更为他增添了政治影响。

咸丰年间，桂良出任被称为“天下总督第一”的直隶总督，主持围剿太平天国北伐军。北伐军用兵机动灵活，避开保定，绕道攻往天津，导致京师大乱。桂良迁怒迁于直隶布政使张集馨，上奏弹劾，请将他发配到新疆。张集馨看着形势不妙，转投胜保门下，在前方卖力作战，虽然丢了官，却躲过了发配新疆戍边的惩戒。

在直隶总督任上，桂良挖空心思捞钱。保定知府文廉刚上任时，桂良对他是“极其嫌恶”。但不久两人关系改善，相处融洽，其中奥秘，在于文廉给他送了钱。文廉曾无奈地道：“此老非钱不可”。咸丰六年，桂良要巡视河北永定河工程，临行前让孙子先行放出风声。地方官与治河官员一起凑了三万两送礼，让桂良心满意足而归。

时人对桂良都是深恶痛绝，京内御史也知道他的斑斑劣迹，“而绝无一人敢于劾参者”，因为他有个亲王女婿做靠山。辛酉政变之后，桂良被授军机大臣，入军机处后不过八个月就去世，死后被破例授谥号“文端”。

同治元年七月，军机大臣沈兆霖改任陕甘总督，次年却被山洪给淹死。

沈兆霖是杭州人，三十六岁时考中进士。道光二十年，外放为陕甘学政，在任三年，兢兢业业，在士林之中口碑较好。做了些年外官后，沈兆霖回京师被道光重用。道光病死之后，丧礼上的祭祀文字，多出自沈兆霖手笔。咸丰年间，沈兆霖外放为江西学政，此时恰逢太平军经略江西，遂在地方上组织乡兵，对抗太平军。

咸丰五年，沈兆霖返回京师，入值上书房，正逢奕訢被贬在上书房读书，彼此之间诗词唱和，结下了一段交情。奕訢在《乐道堂诗钞》中，以“书斋诸友”称呼在上书房行走的师傅们。咸丰十年，皇帝出走热河，肃顺一党散布恭亲王的谣言，沈兆霖主动帮助澄清，还两次上疏请咸丰回京。

看着洋人出现在京师之外，大臣们怒发冲冠，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咬牙切齿地咒骂。当时群情激昂，主张杀巴夏礼以退敌，沈兆霖力陈不可，认为应加以囚禁，留待议和退兵时用作筹码。沈兆霖对英法联军的观察，眼界却在其他大臣之上。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沈兆霖在奏折中谈道：“夫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彼等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

辛酉政变之后，军机大臣的入选标准，一是政变前与肃顺集团的关系，二是政变后对待西方各国的态度。辛酉政变前，沈兆霖担任户部汉人尚书，满人尚书则是肃顺。沈兆霖事事受到肃顺挚肘，无从施展手脚，心中很是不快。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沈兆霖留在京师，与奕訢彼此呼应，反对肃顺集团。沈兆霖在外交上的看法，也与奕訢、文祥大体吻合，自然列入军机大臣人选。

沈兆霖入军机处也是政治平衡的考虑。辛酉政变之后，一批老臣如祁寯藻、贾桢、周祖培、翁心存等人重新出山。但这些老臣的问题是，他们资历太深，官衔太高，影响太大，门生太多，若是让他们入了军机处，奕訢未必能驾驭得住。

六部之中，吏部尚书陈孚恩已被革职，吏部之外，最为重要的就是户部。户部汉尚书此时是沈兆霖，从资历、人脉、影响来看，沈兆霖自然不能和祁寯藻、周祖培、贾桢这些老臣相比，但又在其他人之上，且政治观点大体与奕訢相符合。以他入军机处，既可以操控，又可以平衡各方力量。

辛酉政变之后不久，沈兆霖改任兵部尚书，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奕訢的本意是让沈兆霖在军机处中做个象征，但沈兆霖平日为人处世，“素负气不为人下”。刚入军机处，沈兆霖对奕訢大权独揽极为不满，“因与之相左”。

一看沈兆霖不是可以随便控制的傀儡，奕訢就施了计策，将他排挤出军机处。沈兆霖入军机处不过十五天，就奉旨与刑部尚书麟魁前往甘肃查办案件。到了同治元年五月，在甘肃查办完案件后，奕訢又设计将他军机大臣职位解除，外放为陕甘总督，以此“不令其回京”。

对这个任命，沈兆霖只能接受，陕甘总督怎么也是封疆大吏，主政一方，呼风唤雨。同治元年七月初七，沈兆霖由西宁返回兰州，行至平番（今甘肃永登县）县境内竟然被山洪淹死。当天下午，沈兆霖一行三十七人行至永登县城外三公里处，天上黑云骤起，狂风大作，眼看着山洪就要爆发。沈兆霖误判地理位置，以为已接近县城，让轿夫加速前进，不想此时山洪突然涌起。

看着山洪狂暴，坐在轿子内的沈兆霖没有畏惧，他以为自己是陕甘总督，可以用自己的官威，镇住山神，逼退山洪。沈兆霖先将自己的靴子脱了扔到水里，想止住山洪，不想却没有效果。这总督的靴子，不能起到铁牛、铁剑、铁镜诸般镇水神器的作用。

此时山洪越来越大，轿夫与护卫的兵丁都惊恐不已，纷纷逃跑。沈兆霖使出撒手锏，拿出总督大印扔到水中，想镇住洪水，结果仍然没用。山洪一涌而上，将沈兆霖一行冲散。除了两名仆人逃到山上，得以幸免之外，其余三十五人都被山洪冲走淹死。沈兆霖号雨亭，名字中都是雨，最终也被雨所淹没。

水退下去之后，当地官员寻到了沈兆霖尸体，肢体已是残缺不全。地方官一看这么大的官死了，心中害怕，就编造了个神话，称“水退，得兆霖尸，犹端坐舆中，面色如生，冠履完整。”可沈兆霖之前已脱靴子镇水，不知道这“冠履完整”是从何而来？

为了推卸责任，当地的县官还出了个昏招，带了衙役，将城内外所有的城隍庙、土地庙、山神庙内供奉的城隍、山神、土地塑像，用绳索捆绑起来，再用皮鞭抽打，以为报复。过了一些天，总督大印被一名牧童偶尔拾到，交回官府。地方官又是一番荒唐处理，牧童先被打了四十大板，然后再赏给五十两银子，让人摸不着头脑。由于很多闲人绘声绘色地称看到沈兆霖已单骑飞往山中。事后当地官员在发现沈兆霖尸体处，修建了一个“沈公祠”作为纪念。

桂良去世，沈兆霖离职，军机大臣人数不足，遂在同治元年，以理学名臣李棠阶入军机处行走。李棠阶远离庙堂已多年，刚入军机处，一切事物都不熟悉，此时军机处的顶梁柱，乃是文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