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说起我的乡土情，实在讲，我的乡情很淡薄，因为我出生在中国江苏扬州的一个小镇——仙女庙镇，离扬州城十八华里。我出生的那一天，正是一九二七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和国民党蒋介石北伐军，双方军队正在我们家乡会战，我母亲说：“外面在杀人，你出生了。”记得我还跟母亲说：“我会不会是被杀的人，死后来投胎转世的？”

我就是在那战火四起、街巷多毁、满目瓦砾的年代出生，我只在那里生活了十二年。母亲带我到南京寻找父亲下落时，遇到一位栖霞山寺的师父问我愿不愿意出家做和尚，我头也没抬地回答“好”，于是我就出家了。

我在南京栖霞山寺以及其他地方参学，也花了十二年的时间，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三岁来到了台湾。来到台湾，我这才感觉到，我的出生地——扬州，扬子江畔的水土，长养了我扬州人的语言及个性，而台湾的海水米粮，也滋养了我，让我“立足台湾、心怀大陆、走向世界”。

我出生在仙女庙镇（一九二七年）

我五十年前都是在亚洲各个国家地区活动，如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日本以及香港等地；五十岁以后，才到美国去筹备建寺安僧；七十岁到了欧洲、大洋州、南美洲、非洲。就这样，我的乡情越来越淡薄，常有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我都回答说“我要回大陆”，“我要回台湾”，“我要回香港”，“我要回美国”，“我要回欧洲”，“我要回澳大利亚”，甚至于地球上的每一块土地，都是我要回去的故乡。

元朝人耶律楚材曾经说过：“从征万里走风沙，南北东西总是家。”所以出家人是“处处无家处处家”，这也就养成了我一生的个性“在一家保一家，在一国保一国”。

确实是如此，我每走到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希望对那个国家有所贡献。记得我有一位年轻的弟子，我把他带到美国去留学，希望他从小在那边学习英文，受美国教育，将来能做一个国际的弘法人才。但他出口不逊，常常一讲到什么事情就“死美国、死美国的”，“死美国的飞机票很难买”，“死美国的高速公路太多了”，“死美国的房子都不好看”，“死美国的太阳很大”等等。

我听到了深不以为然，就警告他：“你再讲一次‘死美国’，我就送你回台湾。”

我的意思是，我们吃人家的、住人家的、人家给我们因缘，我们却诅咒它，恶意地中伤它，这太不合情理了。

另外，我也常常不敢说自己是“扬州人”，因为大陆具有影响力的江泽民主席是扬州人，说了，恐怕人家说我攀龙附凤；刚刚退位的胡锦涛先生，泰州人，只离我的家乡三十公里的地方，我也不敢跟他攀亲拉故；周恩来先生是近代二十世纪伟大的中国人，他是淮安人，是与我住的扬州隔壁县，我也不敢提淮安跟我们的关系。郝柏村先生是扬州盐城人，他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之下从军，在他当了“参谋总长”的时候，我也不敢说他是我们扬州人。

此外，汉朝淮阴侯韩信，他曾受**之辱，受漂母一饭之恩，然后成为筑台拜将之人，淮安还立“汉韩侯祠”纪念他，所以韩信的事迹，常常让我津津乐道。民初文学家朱自清，他的文章《背影》、《荷塘月色》广为人知，他也是扬州人。其实，扬州人不扬州人并不重要，只觉得他们是伟大的人物。

此外，其他尚有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东坡，唐朝的鉴真大师、白居易，宋代大家范仲淹、词人秦观，清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扬州八怪郑板桥等，都与扬州有因缘，都算是扬州的天生异才，都是我的乡亲。

说到我的乡土情，大概是我受外婆影响，加上佛教信仰的因缘，从小就不拘泥于一人、一事、一地。当我一九八九年在时隔四十年后首度回到扬州，那时我六十三岁。有人问我：“你的感觉如何？”我说：“看到了老太太，我仿佛就看到了外婆的影子；看到了女士、先生，仿佛就看到了父亲、母亲的影子；看到了年轻人，仿佛就看到了我当年同学的影子，我想这就是踏上扬州回家的感觉。”

仙女古庙街景（扬州市政府提供）

其实，现在的我老了，过去曾行脚遍及世界，但对我来说，娑婆世界就是我的乡土。甚至我也常常想到佛陀的净土、佛陀的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的世界，佛国世界才是我们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