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星云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国际佛光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办一场宗教界联合庆祝辛亥革命百年的祈福活动，定名为“爱与和平”，引发我想写一些百年来的佛教，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加之回忆历史可以增加生命的长度，我便在八十五岁之际，以残障老人之身，口述这部《百年佛缘》，作为中华民族百年来最繁盛时代的贺礼。

我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贫苦的家庭，历经北伐、中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记得母亲告诉我，我出生的那一天，适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率军北伐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苏会战的时候，军队正在家门口杀人，我就呱呱坠地了。

十岁那一年（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由于年幼，不懂得国家大事，也不知死亡何事，对于生死并不感到畏惧。在战乱里，每天跟随许多小朋友穿梭在枪林弹雨之中，甚至观看两军作战，以数死人的尸体为游戏。所幸，国军和日军知道儿童与战争并无关系，便任由我们在沙场上、街头巷尾里奔跑，彼此也相安无事。

是年冬天，日军趁势又在南京制造大屠杀事件。当时，在我家乡的门口，远远地，就能看到南京城的上空火光冲天，顿时，把整个冬夜的雪地映得通红。残忍的战争，竟然也可以成为一幅美丽的景色。

严冬腊月的夜里，在雪花飘飘之中，我肩上扛着棉被跟随难民潮，漫无目的地向苏北方向逃亡。“逃亡、流浪，流浪、逃亡，逃亡到哪里？流浪到何方？”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总之，战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但经过枪炮子弹洗礼过的人生，自然别有一番体验。

当时，我不但日食三餐都很困难，也没有钱读书，连学校都没有看过。所幸，父母生养我一个健全的身心，赐给我福德因缘，十二岁的时候，因缘际会，我就在南京栖霞山出家做了沙弥。

出家最初十年，我在栖霞和焦山两地过着关闭的生活，谈不上受什么教育，只记得老师每天大声地喊叫：“不准东张西望！”“不准讲话！”“不准窜寮！”这个不准，那个不行，一天之中，除了早晚课诵以外，唯一准许的，就是搬柴运水、打扫环境、打坐参禅。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我不看、不听、不说的青少年时期。

不过，偶有一点时间，我还是偷偷地阅读从南京乡村师范学校撤退到大后方后，散落在满街满路上的书籍。其中，我拾到一本《精忠岳传》，因为认不得多少字，只能似懂非懂地看。好在幼年的时候，听过家中长辈们经常谈起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女婿张显、结拜兄弟牛皋等忠义之事，心中大为佩服，也就依样画葫芦效法起来，自觉人生就应该要这样尽忠报国。

尽管寺院里有一些没有读过什么书的老师，成天只教导我们不看、不想、不说、不听，但这并不能让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偶尔，我们还是会悄悄地看看天空的云彩，听听树上的鸟叫，感受一点外面世界的音声色彩。

这样过了多年眼不看、耳不闻的日子之后，一九四一年左右，我终于辗转听到人说太虚大师在重庆弘法的讯息，耳闻印光大师在苏州灵岩山主持念佛道场的情况，也得知上海圆明讲堂圆瑛法师、镇江金山寺霜亭法师、超岸寺震华法师在佛教界活动的情形。

之后，我又再从年纪较大的一些学长口中，听到太虚大师的弟子，如：大醒、芝峰、法舫、法尊、苇舫、常惺、乐观、会觉、尘空法师等，后来我也都有亲近他们的因缘。我也获悉许多在家居士，像杨仁山、欧阳竟无、唐大圆、吕秋逸、王济同、虞愚、张圣慧、吕碧城、章太炎、梁启超、康有为等大善知识的信息。另外，一些较年轻的法师，比方：竺摩、巨赞、通一、慈航法师等，往后我也有机会和他们学习。

一下子之间，这些大德、居士们都进入到我的思想、生活、心灵、脑海里，在我心底树立了形象，放大了光明。我沐浴在这许多大善知识们为法为教的热忱之中，也感觉到自己出家学佛，似乎时时都有诸佛菩萨、护法善友在向我招手，要我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向前迈进。

一九四七年，我在宜兴担任短期的国民小学校长，翌年担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发生，因为不忍生灵涂炭，一介僧侣又不知如何报效国家，便想到帮忙收埋死尸、照顾伤患，为乱世做一些功德。但这个时候，忽然接获指示，要受过训练的人，才可以参与救护工作，训练的地点要在台湾。不得已，我只有和年轻的老师们，如：介如、普莲、慎如、圆湛、合尘，以及我的剃度师父志开上人，以及几位有为的学长，像智勇、惟春、能培等人告别。忽然间，我竟也依依不舍起来了。

我在大陆没有什么亲人，母系的亲友只有几位舅舅、舅母，由于自幼出家，疏于往来；在父系的亲人，也只知道有一位姑母，动**的时代里，已不知流落何方，直到两岸解冻后，才知道他们住在上海。或许是因为这样，我对亲族并无多大的思念之情，反而对佛门的法系、师长、法侣相当怀念。

一九四九年，大批军民纷纷渡海来台，我竟然在发生太平轮船难事件，两千多名受难的冤魂沉入海底之后，幸运平安地抵达台湾。可以说，来到台湾初期的我，既无强近之亲，亦无同参道友，靠着诸佛菩萨的加被，一切也都逢凶化吉了。

尤其，那一段苦难的岁月里，我虽然遇上一些外缘，好比《自由青年》杂志社社长钱江潮教授要我参与编辑、“中央社”希望我担任记者等，都被我一一辞退了。为什么？主要的就是为了“不忘初心”，“我要把一个和尚做好！”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太虚大师等许多记忆中大善知识们的影像，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似乎是在告诉我：“你怎么能舍弃当初那份‘为了佛教’的发心呢？”

来台之初，人地生疏，渐渐地，我也结交了台湾佛教各县市支会的领导人；之后，又认识了一些寺院的住持，他们在地方上都是具有一定力量的人物。同时，从外省来的许多大德，如：大醒、东初、慈航、南亭法师等，也纷纷向我招手，提出邀请，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从事佛教的工作。

就这样，我曾为大醒法师主持过“台湾佛教讲习会”，也为东初法师编辑过《人生》杂志。而在中坜圆光寺，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这段期间，特别要感谢的是，得力于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的父亲吴鸿麟老居士的协助，帮我报了户口，从此，我终于能在台湾落脚弘法了！

一九五二年，宜兰士绅李决和、林松年、马腾等居士，邀请我前往宜兰讲经弘法。由于当地迟迟没有一位出家人正式驻锡寺庙，因此在他们的盛情邀约之下，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也就应允，跟随他们前往一间龙华派的小寺庙“雷音寺”弘法，并且成立“念佛会”。期间，我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对弘扬人间佛教的使命，陆续组织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文艺班等，接引青年学佛。感谢这座小寺庙里六七十岁的老住持妙专尼师和老太太金梅姑，容许我这个外省青年法师利用寺庙的走廊、庭院、佛殿当为教室，做起弘法的道场。

在青年日益增多之后，感于教育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又兴起了创办佛教学院的念头，于是有寿山佛学院、东方佛教学院的成立，乃至现在的丛林学院、海内外十余所佛学院，以及高中、“国中”、小学，西来、南华、佛光、南天等大学，就在这样的因缘下应运而生了。

除了亲近佛教界的大德之外，日后，我和台湾主持政治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有过一些往来。例如：“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教育部长”蒋彦士、创办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与一级上将何应钦先生等，甚至在这之前，和服务于警务处的陶一珊、陈仙洲等几位处长，也都曾经做过朋友。

只是我生来“和尚命”，想到古德所说“为僧只宜山中坐，国事宴中不相宜”，也就告诫自己要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虽然遭遇许多苦难挫折，我也不曾向他们请托，寻求帮助，一心只想安住在佛教里面，凭着自己的点滴愿心，勤勤恳恳地服务奉献，让佛教发光发热。

但这个社会是由不得我们独善其身的，后来吴伯雄、陈履安、黄启瑞、高玉树、陈武璋、林洋港、邱创焕、高育仁、陈洦汾，接着钟荣吉、潘维刚、赵丽云、丁守中等多人，纷纷邀约我到“中央党部”、“省训团”、“救国团”、“社工会”等单位讲演，乃至“三军各司令部”郝柏村、高魁元、蒋纬国、王昇等人，也都曾经邀约我到金门、马祖、兰屿、绿岛、成功岭、东沙群岛、“三军大学”、“联勤总部”、“陆军官校”等地弘法。由于这许多因缘，彼此也就有所往来了。

台湾的社会信仰多元，国民党来台之初，民间宗教、日本佛教、蒋宋美龄夫人所信的基督教盛行，我们初来乍到，没有任何背景，弘法自是困难。虽然如此，在复杂的大环境中，我们对于推动人间佛教仍然深具信心，一心一意要让当时台湾的佛教从山林走向社会、从寺院走入家庭、从僧团普及到信众、从谈玄说妙进而能够落实在生活之中。

有人问我，什么是“人间佛教”？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弘法在人间，都是对人说的法，这不就是人间佛教吗？因此，只要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有助于增进幸福人生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在台湾，早年曾经获得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张清扬女士、赵恒惕、李炳南等人的护持，后来又有赵朴初、吴伯雄、柴松林、高希均、刘长乐等有识之士的肯定，一时之间，台湾成为二十世纪全世界弘扬人间佛教的典范。

目前，佛教在台湾之兴盛，光是佛教组织就有：“中国佛教会”、“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中华佛教居士会”、“中华佛寺协会”、“中华佛教比丘尼协进会”、“中华国际供佛斋僧功德会”、“佛教青年会”等。此外，佛教还有很多的杂志出版、慈善救济、养老育幼等利生事业，尤其佛教创办的大学，像佛光山创办西来、南天、佛光、南华等大学，以及佛光山丛林学院和许许多多中小学、幼稚园的开办，都让佛教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蔚为奇观。

总说，台湾光复以来，六十余年，台湾的佛教得以从取缔拜拜到改良拜拜，从新寺不准建、旧寺不准修到自由修建；戒严期间，从不准集众讲演弘法到开放弘讲，从寺院驻兵到迁离还寺；从取缔佛学院到佛教大学林立；从限制僧尼出访到海内外自由行脚；从三更半夜调查寺院户口到现在不再听闻此事；从寺院功德箱须由乡镇公所开启到现在不管不问；从寺庙求助乡镇代表，到现在县市长、“立委”等公职人员选举，都要争取寺庙选票；从在家众担任管理人到出家众主持管理；从限制传戒到开放任由大家自由传戒。

乃至在佛教人口结构上，从老年到青年，从香客到义工，从私塾读书到硕博士生，从台湾不重视女众，到现在比丘尼撑持起佛教半边天，主持佛教会，担任住持、大学教授，负责编辑出版等。在信仰修持方面，从求神赐予到服务大众，从一盘散沙到教会组织，尤以国际佛光会海内外数百万佛光人担当起护法弘法的使命，从化缘求助到喜舍行佛，从庵堂到学校，从佛殿到讲堂，从拜拜到法会，从诵经赞颂到歌唱舞蹈，从寺庙道场到“国家殿堂”，从台湾本土到国际弘扬等等。这些都是所有佛教徒致力于推动人间佛教的改变，也可以说是我勤为用心之处。

当然，现在台湾佛教还是存在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例如：“宗教法”的订定、寺庙灵骨塔收费课税问题、佛学院资格的认定、外域僧尼在台湾不易取得居留等；这些都还有待政府诸公放宽限制，以便让佛教慈悲的精神，在台湾这块土地发扬光大，造福广大人群。

佛教讲到时间，都说“无量阿僧祗劫”；讲到空间，则说“无量无边的世界”；讲到生命，即是“十方法界众生”。希望人间佛教的发展，在空间上，能把佛教带到“此世界、他世界、十方诸世界”；在时间里，能把佛教从过去、现在，带到“此时、彼时、无限的未来”；在生命间，能够广度一切，让十方法界众生“早登彼岸，脱离苦海”。

在缅怀佛教往事之际，心中也不禁生起，佛教并不只有这百年，打从佛陀在菩提树下发出“人人皆有佛性”的宣言开始，人间就已经有了佛教。这一部口述历史，虽然在无穷无尽的时空里，只是大海的一沤，但希望能在久远的生命长河里，留下些许的贡献。

本书乃为辛亥革命百年献礼而做，由于年纪老迈，诸多往事不复记忆，许多人物仅述片爪鸿泥，但所记之事皆真实不差；而有更多仁者、好友的高风亮节、美好行谊，也非此小书能全部触及。此外，由于当局缺乏正确的宗教政策，让佛教自生自灭，以致发生宗教的歧视、民政对寺庙法权的无知、治安单位对佛教的误解、各界对佛教文化的忽视，乃至缺少对宗教正当的辅导等问题，匆促完成而没有触及探讨，实为遗憾。

这套书的内容由我口述，法堂书记室记录，并且由蔡孟桦小姐等担任编辑。

口述匆匆，必有遗漏之处，尚祈各位见谅。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农历二月初一），正逢我出家七十五周年纪念；而五月十六日为佛光山开山四十六年、国际佛光会成立二十周年，此书出版之际，千言万语，都在此化为心香一瓣，献上祝福。尤其现在，两岸在“九二共识”之下，大家要好自为之，珍惜和平、友好之不易，彼此尊重包容，融和古今文化，共同努力，创建新的未来。

是为序。

谨识于佛光山开山寮

二〇一三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