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大欢喜

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

这是苏东坡与秦少游争论“虱子是什么做的?”时,佛印禅师为他们两人下评语所吟的诗偈。多年来,我一直朗朗上口,对于其中“皆大欢喜”的意境心仪不已。直至数年前,在吟诵之际,才蓦然觉醒:这不正是我向来做人处事所抱持的原则吗?

回想起来,早在三岁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欢喜”的性格。那时家境不好,一片供过佛祖的糕饼、一块路上拣来的奇石,我都如获至宝般,与玩伴们共同分享。每逢年节,我拿不动家里的糖果罐,往往使尽力气,把它拖到庭院里,邀请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起过来吃糖,街坊邻居都取笑母亲养了一个傻儿子。我那时还不懂得大人们持家艰辛,只是看到大家吃得欢喜的模样,就打从心底高兴起来,所以乐此不疲,也就顾不得别人的椰榆了。

十二岁时,我入寺出家,虽然过着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处事“皆大欢喜”的原则,未曾稍改。后来,我沉潜佛法日久,慧解与实践相互印证,渐渐体悟到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喜舍、爱语利行,正是要众生“皆大欢喜”,于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终不偷。

在多年的参学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亲人,而总是想尽办法,让大家利益均沽,“皆大欢喜”;我未尝因小祸而加害于人,反而宁己受苦,使众人免受责难。遇有好文,我传递阅览,和同门学侣共赏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转告四方,与同参道友互相勉励。老师处罚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众受责;同窗受到欺负,我也自动前往关怀,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初时在寺院里从事杂役,每于工作之余,阅藏撰文,后来发现不为寺众所认同,虽然心中对于时人之贬抑文教,深感不以为然,但是为了让大家“皆大欢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劳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灯夜读。平日我随众学习客家语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长老开示时,我为他即席翻译,使当地各方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场法云寺担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应邀来到宜兰弘法,以现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来寺学佛共修,他们的活泼好动,不能为老一辈较为保守的寺众所见容,于是我时时居中协调,让老少都能“皆大欢喜”。直到现在,慈庄、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谈到往事,还常常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爱姑每次总是只煮一碗素面端到我面前,并且当众言明是给我吃的。每次我都闻言不语,等到她走了以后,才分给大家同享。时光虽已不复倒流,但是欢喜之情却能永驻人心,成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忆。

及至来到高雄,建设寿山寺,开创佛光山以后,虽然追随我的徒众日益增多,“皆大欢喜”依然是我待人处世的圭臬。如果弟子只盛一碗饭,放到我面前,而别人却没有,或者侍者等到访客走了以后,才煮面给我吃,我都会面有愠色。

不仅如此,即使是年纪再小的徒众、徒孙前来请法,我也极尽“地主之谊”,招呼他们坐下、喝茶,请他们一起用餐、观景。有时遇上一些反应迟钝的徒众,听我叫了好几声,才“依教奉行”,旁边其他弟子看不过去,往往说道:“师父!您不要管他!”虽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欢喜”的性格实不易改。徒众常说我是“倒驾慈航”,我实在愧不敢当,自忖与观世音菩萨的拔苦予乐、普度众生相去尚远,不敢媲美,但愿以为模范,常随效法。

为了四处弘法的方便起见,十余年前,徒众建议我以车代步,在购买时,我总是在经济范围许可下,尽量选择容量较大的。近年,在旧车淘汰换新时,我干脆买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载卡多”,希望给予更多人欢喜与便利。

有一次,我参加佛学院学生的结业旅行,环岛巡访各别分院时,我舍专车不坐,而和同学一起改乘大巴士,从第一车轮流坐到第四车,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谈话的机会,好让师生们“皆大欢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无法休息,往往好心劝阻,我向来不逆人意,但是对干这些违背我个性的谏言,也只有心领了。每次出国弘法,我总不忘记沿途购买礼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众,与大家分享旅途种种经历趣闻,然后举行摸彩抽奖,让大家人手一物。虽说各式礼物均非昂贵之品,但是透过轻松的联谊场面,希望大众都能从中领会“皆大欢喜”的意义与价值。

早年在北部宜兰布教时,南部的信徒请我前往说法,虽然路途遥远,为了让信徒们都能“皆大欢喜”,我不惮舟车劳顿,来往于南北之间。后来,在高雄开辟佛光山后,又应北部信徒的请求,在当地建立别分院。有一天,曾经帮我设计殿堂,籍属客家的工程师谢润德居士向我抗议:“您为什么只在闽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没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此就在桃园、新竹、苗栗、头份等地陆续设立道场。不多时,东部的信徒也频频邀请我们前往建寺,屏东、潮州、花莲、台东等地的讲堂又于焉兴建。当别分院在台湾各地一一成立时,海外侨民又一再陈情,希望我们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饥渴,就这样,在“皆大欢喜”的理念之下,“无心插柳柳成荫”,佛光山的标帜竟然在全球树立起来。

外界人士经常很好奇地问我:“在海内外普建道场,是很花钱的事吧?”的确,我们在硬件建设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经费是应当地信众的请求,就地筹措而成,为的也是希望满其所愿,让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欢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并没有偏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不但办杂志、编藏经、搞出版、设学校,也同时成立云水医院,设置急难救济专户,兴建老人精舍,办理育幼院;佛光山虽然以弘法为家务,但是也重视修行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遍设道场,讲经弘法之余,也成立修持殿堂,举办禅坐、念佛、礼忏、抄经等共修活动。但看弟子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信徒们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门,那种人间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气,从每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不就证明了“皆大欢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体现!

曾经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杂志。也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佛学院。回想多年来办杂志与办学院的经验,我觉得这些话诚然不虚,但是,办杂志或者办教育的艰辛,比起教养徒弟的困难,可谓万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万计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转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各人脾气性向不一,工作立场也互有差别,融和之道无他,尽在令其“皆大欢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头人事调动之际,我总是分批约见即将从佛学院毕业及实习期满的学生,耐心垂询其理想志趣、技能所长、学习心得,甚至家中情况,然后给予适当建议。曾经有不少弟子劝我不必这么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职务即可。然而基于我向来“皆大欢喜”的做事原则,实在不忍见到他们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档,一一面谈。

对于弟子们已经作好的决定,我即使不觉满意,也不轻易说出一句否定的话。弟子有许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尔在无意间知道了,我也不会怪他们不和我说,我以为自己能够担当最好。一旦他们出了纰漏,我不但不严辞责备,反而体念他们心中的焦急,给予种种指导,并且集合相关单位,共商良策,一起解决问题。徒众和我应对,言语上偶有不当,我也不太计较他们的无心之过,顶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记,在不伤感情之下,让他们自己省悟。如此一来,不知杜绝了多少意见纷争,泯除了多少代沟问题,无形中也带动了全山徒众“以和为贵”的风气。开山近三十年来,不曾有过什么纠纷,自忖与我“皆大欢喜”的性格应该很有关系。

我不但费心促使全山的徒众“皆大欢喜”,也尽力让山下村庄居民同感悦乐。多年来,我出资铺路修桥,争取装设自动电话,设法接通自来水管,制造就业机会,设立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星期学校、民众补习班,让莘莘学子可以读书进修,从多方面为民谋福建言。每逢年节,我邀请附近村民来山同乐,摸彩抽奖,给予红包;寻常时日,我也责成有关单位,义诊施棺,冬令救济,寻访疾苦,总希望做到“皆大欢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轰动了整个台湾,当事人各执其理,僵持不下,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事态严重,危及社会安宁,我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时间与昭慧法师、林正杰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谈,同时也拜访市长黄大洲先生与耶稣教灵粮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沟通协调,终获圆满解决,佛教徒留下了观音,耶稣教也充分表现了尊重的美德。事后,卫星电视台的李涛先生就这个事件采访时,问我如何使结局“皆大欢喜”?我答道:在当初参与时,就希望有“皆大欢喜”的结果。

多年前,台湾劳资冲突时有所见。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约六百名员工开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示威游行,摇旗呐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不意大家竟一致说道:“我们不要钱,我们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欢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的了!”我不禁在内心赞叹:诚哉斯言矣!

无奈我虽有“皆大欢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尽如人意。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的老人口味咸淡不一;经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满其愿;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过多,未能全部录取;另外,这个世上更多的要求,我无法全部满足所求,也自感惭愧不安。

人类要达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须要让大家“皆大欢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欢喜”,则有赖当事者抱持“皆大欢喜”的诚意,多方沟通,费心协调。

(一九九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