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善与教化

一九九九年，我已经度过一个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会回答：“为了圆满人生，做个好人。”他若继续问我：“如何圆满人生，做好人呢？”我会毫不迟疑回答他：“行善与教化。”的确，回想起来，“行善”，是我这一生努力的目标，“教化”，是我们出家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行善与教化”可以说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仔细回忆起来，影响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刘王氏老太太；培养我“教化”责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师——志开上人。虽然我生长在农村的家庭，但我从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见到一个穷苦的人，我会心生怜悯，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掏出来给他；即使听到山上一个老公公可怜的故事，我也当真地想尽办法去救济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对于小动物，如小猫、小狗、小鸟、小鸡等等，我更是爱护有加，甚至经常为了它们的饮食，自己都忘记了吃饭，家人中只有外婆赞美我，说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虽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对一些小事小善，我确实喜欢周济疾苦，予人方便，想来与外婆的鼓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要求我勤于读书、写作，培养聪明智慧，并且告诫我立志将来要讲经说法。记得有一回夜行，我打着灯笼为师父照路，师父指着微弱的灯光，说道：“我不希望你用灯光来为我照路，只希望你将来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后来我在焦山念佛学院，他在栖霞山，一听说我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马上就叫人坐火车到镇江购买这份报纸；他一知道我在哪个场合参加学生讲演比赛得了奖状，也写信叫我将讲稿寄给他看。有感于师父对于我的爱护与期望，当我在台湾把《释迦牟尼佛传》完成之后，马上寄了第一本给他老人家评阅。后来听说师父被列为批斗的黑名单，不知与我寄书是否有关系；但他收到以后，仍设法将他的欢喜与欣慰写在香烟的锡箔纸上，托人带来给我。我接到他的音讯，真是感激涕零。此后，我对干外婆鼓励我的慈悲及师父鼓励我的教化度众，更坚定誓愿一生奉行到老死为止。

为了实践“行善”与“教化”，我总是努力告诉自己要勤行效法诸佛菩萨“福慧双修”与“悲智双运”的精神，因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广度众生。

所以，数十年人生一路走来，有人主张放生，我就举办放生法会，但是我觉得在放生之后，更要紧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中，等待着我们援助；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下，等待我们救护；多少单亲家庭需要春风吹拂；多少孤独老人等待暖流到来；多少四肢不全的伤残人士，需要阳光；多少家遭急难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对放生行善的观点，总觉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间。

有人说为人看病很重要，我也成立诊所医院，为穷苦的人免费诊疗，但我觉得佛教的使命，治心比治身更重要，所以我设立云水医院，不但送医疗到偏远地区，而且派有善说佛法的法师随队出诊，随机、随缘为病患解答生活疑难，做心理上的辅导及开示。因为我觉得，心病好了，会增进身体的健康。

有人说养老育幼很重要，我也办养老院、孤儿院、托儿所、幼稚园，但是我觉得并不单养老育幼重要，生、老、病、死都是人生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开创佛光山的时候，决定要将人一生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能用佛法解决，让佛光山的内容，可以成为“人一生的慧命之家”，甚至我鼓励大家应当今世往生佛光净土，不必等到来生。

说到“教化”，有人说兴学、出书很重要，我不但兴建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兴建普通小学、中学、大学，培养社会人才；办理佛教杂志，弘扬佛陀的真理；开设佛教出版机构，宣扬佛陀的法音；我更觉得应该进一步效法佛陀的观机逗教、应病与药及观音的普门示现、随类应化的精神，关照到所有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众生。因此，对于喜欢念佛的信徒，我为他们组织念佛会；对于喜欢参禅打坐的信徒，我为他们设立禅堂，开办禅坐班；对于想要学习各种技艺的信徒，我为他们开设佛教插花、素食烹饪、书法抄经等班级，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也领略到佛法的奥妙；对于前来拜佛，而不知如何安顿儿女的信徒，我举办儿童班、安亲班，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甚至看到有些信徒前来道场，既不是来拜佛，也不是来求法，而是心中有苦闷，想要找人诉说，我就设立客堂、谈话室、心理咨商，让他们前来倾吐心事，并为他们解决烦恼。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来寺院喝茶参访的，我就设立滴水坊，并且安排知客带领他们参观；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想来品尝素斋的，我就设立会馆餐厅，招待可口的素菜……甚至我标举“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作为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无非都是基于效法诸佛菩萨“行善”的慈悲，行“教化”的方便。

对于徒众，我也是量才为用：长于慈悲心的，我都鼓励他们从慈善事业；长于口才的，我就鼓励他们从事各种教学；长于行政的，我就安排他们到各教会去服务。就这样，各方的救灾救难、养老育幼、急难济助、家庭辅导、残障关怀、社会教化、监狱弘法、学院教书以及各种慈善、教育、文化、福利事业兴办起来。我们积极从事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让世间“行善”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对于一些思考文才的青年学子，他们的思想灵活，智慧见解过人，我就鼓励他们著书立说，弘化十方，以实践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

我抱持着“不舍一件善事，不舍一个众生”的理念去做事，常常最初得不到共鸣，但最后总能让大家明白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佛光山刚开山的时候，经常有人将路边捡到的小孩送来山上，因为他们的到来，必须要到户政机关设立户口，但因没有人敢收养，我就叫他们登记在我的名下，跟着我俗家的姓，全都姓“李”。现在他们都成家立业，不但没有增加我的负担，而且生活幸福美满，令人欣慰。高雄县设立约可以容纳两百个老人的崧鹤公寓，要交由我认养照顾，许多人都和我说：“这可是一项很大的负担啊！”数年后一次供僧法会中，忽然看到许多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婆们也走到台上表演唱歌、舞蹈，一副豁达开朗的样子，经司仪介绍，才知道原来都是老人公寓的居民，让大家看了都觉得感动不已。

与“教化”比较起来，“行善”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佛光山建寺安僧、弘法度众、办学校、办杂志、发展文化教育，都是捉襟见肘，“日日难过，日日过”，但是办慈善事业却可以让我在紧急迫切的时候，得到及时多方的资助，例如，有一次佛光山支不出工程款，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和“宜兰仁爱之家”借了五十万元，后来负责人一再向佛光山提醒，那种逼债火急的样子，虽然让人生气，却也感到我平日“行善”助人，能在紧要的关头得到慈善事业资助，心中还是十分安慰。

记得多年前，朝山会馆的服务小姐向我抱怨，许多信徒在朝山会馆吃完了饭，却将油香钱拿到育幼院去捐献，我安慰他们：“‘行善与教化’都是度众的法门，不要因为捐献的去向而妄分彼此。”虽说如此，但是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慈善事业的偏好。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人人都能布施“行善”，人人也都能接受布施“行善”；但不是人人都能从事“教化”，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教化”。

尽管有人行善后悔，慨叹“善门难开，善事难做”，其实“行善”只要随心随力，不望报答，实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例如，当大家看到生物学家将老虎、狮子养大之后，放回山林，那种欢喜踊跃的样子，不正说明了“行善乃快乐之本”。

不久前，圣地亚哥动物园花了数百万美金，将威鲸送回冰岛的家乡，引起了世人一致的喝彩，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行善”的花絮。我也常常将被风吹落地面的小鸟拾起来抚养，将找不到妈妈的小松鼠捡回去保育，为它们取名为“满天”、“满地”，虽然它们长大之后，我都放回自然，任其遨游，但是多少年来，心中的祝福欢喜仍然不减。“教化”就困难多了，不但要观察众生的性格，耐烦地应机施教，而且往往好不容易度化了一个人来学佛，但就因为一件事情不能顺应他的心意，而前功尽弃。姑不论吾等凡夫福薄慧浅，即如大圣佛陀度众何止千万，但对于城东老母，虽然想尽办法，种种教化，还是无法接引她得度。对于提婆达多，虽然佛陀也是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也无法抑制他累劫以来贪婪私心的习气，只有忍见他堕入地狱受苦受难。

虽说“教化”如此困难，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大德们仍不减悲心，孜孜矻矻，行化各地，弘法度众，这是因为唯有“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济助众生渡过苦海，到达解脱的彼岸。

佛世时，善德居士在家中设立大施会，供养各类宗教的出家人及一切贫穷、孤独、下贱乞讨的人，以为功德巍巍，但维摩诘尊者却说：“真正的大施会，应该以法施为重，为什么你却只设立财施之会呢？”

印度阇婆国高僧求那跋摩尊者被迎请人京时，宋文帝亲自拜见，并且向他请法，问道：“朕想要持斋戒杀，但是朕日理万机，实在难以两全啊！请示大师，我该如何是好呢？”求那跋摩尊者回答：“帝王与凡夫的修持本来就因地位不同而有分别。君王拥有天下四海，地位超过世人之上，只要您一句好话、一项德政就能使文武百官、庶民百姓普受利益。这就是真正有意义的斋戒‘行善’。”

可见“行善”固然要紧，“教化”更能契合佛心。像我每年在各地救济穷苦，但许多人拿了赈济品之后，不但没有谢意，而且丢下一句：“下一次东西要再多一点啊！”那种贪求无厌的样子，真是令人慨然！

我也尽力养老抚孤，但一些人在舒适的生活起居中，仍经常争吵不断，那种嗔心炽盛的样子，委实让人叹息。无怪乎西哲有云：“给他一张桌子，不如给他一块木板，教他如何做成器具。”所以，一九八八年，我举办“送爱心到泰北”活动，借着运送物资之便，发起“以设立工厂来代替救济”，承蒙泰北第三军军长的女儿李健圆小姐深表赞同，多次为此到台湾来募款，我也鼓励信徒给予支持赞助，可惜力量渺小如我们，仍如杯水车薪，无法解决问题。我也曾经多次到兰屿、绿岛、小琉球等地举行冬令救济，事后看到当地同胞心灵上的空虚仍然无法解决，令我体会到古人所言“救急不救穷”，诚乃经验之谈，想起“慈济功德会”在世界各处济贫救苦，功德无量，应该也深有同感，希望各界继续给予鼓励支持。

记得有一次信徒座谈会上，陈秋琴师姐举手发问：“‘行善’与‘教化’孰轻孰重？”慈容法师答道：“‘行善’就好像孩子哭闹不乖的时候，父母塞给他一颗糖吃，使能暂时止啼；‘教化’则好比父母花时间耐心教导孩子做人处事的道理，让他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陈师姐很有慧根，一听就了解到“行善”与“教化”的分别，从此多少年来，与夫婿刘招明居士两人出钱出力，护法卫僧，不遗余力。

也有人问我：“从事救济事业和建筑寺院孰轻孰重？”我觉得不必互相比较，因为众生各有所需，吃饭配菜固然可以当饱，喝牛奶吃面包同样也能充饥。我一生在五大洲建立一百多个道场，我觉得都不是居家，而是教化人心的学校，一个灰心失意的人进寺院拜了佛之后，往往能够鼓舞精神；一个事业受挫的人听到法师的一句开示，或许可以重建幸福人生。所以我常说：“寺院像加油站，能为人加油；寺院像发电厂，能为人充电；寺院像百货店，能让各人选取所需的佛法；寺院像医疗所，能诊治心病；寺院像慧命家，能长养心灵所需的养分。”寺院对于一个人如此重要，难道不是在“行善”吗？因此“行善”也好，“教化”也好，在我看来都是同等的重要。

然而，世间就是因为有很多分别，才会产生许多纠纷，如果能将“行善”与“教化”看成人之双臂，鸟之两翼，“行善”与“教化”不都是一样的吗？像我在荷兰建寺的因缘，是因为当地一个即将临终的老婆婆和儿子说：“如果没有出家人为我往生助念，死了我也不甘心。”后来她的儿子找到罗老居士念经，罗老居士又找到佛光山，千里迢迢请我去建寺安僧；澳洲许景河的女儿发生不幸的意外，中天寺法师给予种种支持，让他感觉到佛寺道场对于当地家庭、居民的重要性，此后学佛更加虔诚；还有许多旅行的人到新西兰有了一些意外，常常得到佛光协会干部们的各种协助，因而激发他们要在各地建寺；旅美企业家陈正男夫妇也是有感于我为他的父亲往生前往诵经祝福，后来不但资助佛光山各地道场及佛光大学图书馆的兴建，而且对佛教的文教事业热心捐输。佛光山许多道场及事业的兴建就这样先从“行善”开始，能进一步达到“教化”的功用。

有鉴于“行善”的重要，我在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下设有“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后来，台湾佛光总会里面也成立“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设立那么多种慈善的单位？”我告诉他：“‘行善’还怕多吗？”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因海啸而造成灾难，佛光会用直升机载救济物品前往赈灾，中南美洲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等国的风灾，佛光会也几次用货柜运送粮食前往济苦。《华严经》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这一点点的善心美意，能让他们沽上一点法缘，能让他们生起追求真理之心，从此寻得人生的方向。更祈愿这一点点的财施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让大家能够究竟离苦，共成佛道，则于愿足矣！

总之，“行善”是“教化”之初阶，“教化”是“行善”之究竟。今天我们的社会所普遍缺乏的，既不是丰盛的物质，也不是繁华的街市，而是“行善与教化”的心意及行动，所以目前我在各地提倡“三好运动”——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如果大家能从彼此的关怀做到彼此的劝勉，从物质的共享做到思想的交流，从慈善的广被做到文教的发展，从环境的美化做到心灵的净化，相信我们的社会必定会更加安定和谐，我们的国家必定会更加富强康乐。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