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总比结怨好

我从小虽然就具有圆融随和的性格,但也与一般男孩子一样,喜欢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有一天,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结缘总比结怨好”,深深打动我顽强的心扉,回忆过去经常因为我执着、好斗而结下许多怨尤,想想实在没有必要。从此以后,我将“结缘总比结怨好”奉为圭臬,果然为我一生带来许多方便。

“物以类聚”是众生的习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团里,也难免有此情况,有些人以地域结合,有些人以师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兴趣相知。如果觉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党同伐异而不自知。我向来喜欢融和无争,所以保持中立态度,从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许正因为如此,也为自己引来一些困扰。

记得当时的同窗还度法师与我素无渊源,但大概是法系不一,他总喜欢找我麻烦。那时我年纪还小,遭到学长的欺负,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结缘总比结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态的方式和他相处,因此平息了许多纷扰。数年后,我们虽然各分西东,但友谊仍然持续维系得十分长久。

栖霞律学院结束后,我进入焦山佛学院就读。由于这是一所闻名全国的佛教高等学府,来自各地佛学院的精英均集中于此,但也因为这样,大家意见不一,时有龃龉。当时有一位来自竹林佛学院的大培法师,对我存有误会,经常冷语相讥,暗中丑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后来我到南京华藏寺担任监寺时,他也远道来归,齐为振兴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见“结缘”能化解嫌隙,“总比结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湾佛教讲习会负责教务,某法师意欲将我排挤于外,宁可将讲习会迁至台北,可是部分学生不愿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还是鼓励他们到台北去发展。后来几十年来,大家仍旧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结缘实在比结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兰弘法时,林松年居士刚从耶教转信佛教。他护持佛法不落人后,而且做事能干,头脑聪明,唯性格刚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纷来向我投诉,甚至由于他护教太过热心,偶尔一些言辞对佛教造成伤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对我虽礼敬三分,但究竟习气难改,有时说起话来,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尽管如此,想到人“要结缘,不要结怨”,所以我对他更加友好。后来成立“宜兰念佛会”时,还选派他担任总干事。一向处处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竟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实,这就是“结缘,不结怨”的结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协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设,原先那一带的信徒像宋仁心、陈明等人,最初是由于接触附佛外道普明灯居士的因缘而信仰佛教,对于佛法真理了解浅薄,只知倡导自性三宝,不知礼敬常住三宝,尤其每次一到我说法的时候,他们总是群集在讲堂外面,或奏乐扰乱、或聚众座谈,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样子,我照样在台上讲经说法,平常也依旧礼遇他们。久而久之,这批人终于被我感化,不仅对我竭诚拥护,而且重新皈依三宝座下,成为正信佛子。类似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处事如果不将别人的短处视为缺失,而抱持“结缘,不结怨”的态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时机成熟时,一定可以获得对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欢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成为冤家,甚至在经济拮据时,对于财务处理,也是宁愿自己吃亏,尽量避免纷争。像宜兰雷音寺大门前的一栋民房,时价三万元,屋主提出以十万元作为让售代价,一个礼拜以后,待我们筹好款项时,他却索价二十万元,再隔几个月,他又提高到四十万元……价码持续提升,徒众得知,无不愤怒切齿,但我最后还是满其所愿,多年后以四千万元成交。目前我们将寺内土地整体规划,加建十八层大楼以为佛光大学的城区分部,预见日后将发挥文教功能,带动当地文化建设,虽说多花了点钱,佛祖还是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结缘总比结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凉的麻竹林,一亩土地一万元不到,但是现在一亿元都买不到一亩,其中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三十年来,我们本着友好“结缘”的诚意,在经济万分困难下,一块一块地买下了五十亩土地,以此为基础,慢慢发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业,裨益众多的生灵。如果我们当初眼光短浅,和乡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结怨”,更无法与全球信众“广结善缘”,岂不因小失大?

数十年来,台湾小型书报杂志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种种名目前来募款时,我固然多少都给予一点补助;对于大陆的寺院道场,无论是化缘建设经费,或是募取奖助学金,无论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赠汽车、电视,我也都随份、随力地帮忙。虽然经常阮囊羞涩,不胜应付,但想到能够借此机会与大众“结缘”,还是心存感谢,因为“结缘总比结怨好”。

多年来,我自以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当弟子将建寺功德名录拿给我看时,见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开证、印海、浩霖、灵根等法师动辄捐献数十万、上百万,才感到别人“结缘”的心胸比自己更为可贵,惭愧之余,惟有勉励自己更加尽力广结善缘。

一九八八年,美国西来寺落成时,召开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议,洛杉矶华人的耶稣教会天天在寺外举牌游行,抗议呐喊,引起当地居民反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宗教的慈悲,请信徒端热茶给他们解渴驱寒。一位从公家机关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远镜观测西来寺,写给县政府的密告黑函达数百封之多,我们不断尝试与其沟通,起初她相应不理,有感于我们的诚意,去年她终于出面和我们协谈。每届春节期间,西来寺均举办敦亲睦邻餐会,恳请附近居民同来联谊,那些向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都应邀在列。或许由于我们“结缘”的诚意,成立九年以来,西来寺不但未被恶势力击倒,反而目睹越来越多的耶教朋友、各国人士前来参访。这不正是“结缘总比结怨好”的明证吗?

“感谢主,他的大能给我们在这里施予博爱,给予需要的人。”当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参观“仁爱之家”,看到院门的牌匾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时,不免惊怪:“师父!怎么会这样呢?‘仁爱之家’不是佛光山办的吗?”其实“仁爱之家”原名“兰阳救济院”,乃基督徒董鸿烈先生于一九六三年创立,但两年后因财务困难,由当时的宜兰县县长林才添先生从中斡旋,交由我来管理。当初接办时,许多信徒建议拆除这块牌匾,但我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向大家宣布:“耶稣教肯将救济院交给我们接管,我们怎么可以如此回报?我们不但应该善理院务,更要好好保护这块牌匾,因为历史的轨迹是不容更改的。”后来依融、绍觉从佛学院毕业之后,自动发心前来服务,在院内增设佛堂,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各种信仰的无依老人均一视同仁、收容照顾,让崇尚耶稣基督的,向耶稣基督祷告;让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来礼拜。三十余年来,院中的老人们相处融洽,安然无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无独有偶,伦敦佛光寺的建筑本来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创办人Authur Micheal Ramsey大主教在大门口所立的碑铭至今依旧保持原状。一九九二年,伦敦佛光寺举行开光典礼时,邻居教堂的贺特神父(Rev. Hunt of Vicar AllSaint's Church)特来道贺。四年后,我每次走访英国伦敦弘法,都邀请该修道会的上级主教参加我们的集会,彼此之间水乳交融。去年(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该寺举行的“和平对话”,以“宗教与社会的融和”为主题,当地各教派均派人前来共襄盛举,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络,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表示在当地弘法的徒众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风行事,“与人结缘,不与人结怨”。

早期自愿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来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为不能与别人相应,造成一些纠纷,使得事务难以进行,让主管不得不将之遣离。我每次听说此事,即自愿亲自出面和对方沟通,由于我好言安慰,真心劝告,最后这些人都是欢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经积为怨怼的事情,结果也都化解为善缘。他们离开以后,不但与佛光山保持联系,而且还经常回来担任义工。可见“结缘”能化怨怼为助缘,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

多年前,洛杉矶一位作家每次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只要提及佛教或西来寺,总是挖苦几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愤怒。我闻言不语。一天,我邀当地作家协会至西来寺“素斋谈禅”,他也应邀在座,我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睑上也没有愠色,有的只是赞叹与尊重,从此以后,他的大作里再也没有出现批评佛门的言辞。

中部某报社记者也是经常恶意伤害佛教,当我知道以后,通过别人,邀约他来山一游,让他了解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结怨”,都是误会所引起,如果能够多一点沟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动“结缘”,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业。

像《台湾时报》因为经常以不实的新闻歪曲佛光山,终于激怒了信徒,于一九九六年二月间,发起包围报厂,静坐抗议行动。我得悉此事,立即电请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湾时报》立即表达歉意,如今偶尔也刊登有关佛光山正面的报导。所以,主动“结缘”并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结怨”更能将事情圆满解决。

多少年来,拙作《释迦牟尼佛传》与《玉琳国师》一再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电台、电视及电影银幕,但都因为剧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频遭责难,也曾三番两次想向演艺公司抗议,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后谁还有心做佛教的节目呢?况且既然已经“结缘”在先,又何必“结怨”于后?种种考虑之后,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编导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改编自《玉琳国师》,不但佳评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观念的传播更有助于人心的净化。后来许多导演、编剧纷纷来问我有关开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当初如果据理抗议,让佛教与演艺界“结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许多人见我人缘很好,都说我是上一辈子修来的。其实,我曾经遇过不少公务人员在办事的时候,不肯给人方便,总以磨人为乐,损人为快,尽管如此,当他们需要佛门的协助时,我仍给予帮忙,从此结下好缘,无形中也让他们对于佛教“以结缘、服务代替官僚、结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与大陆阔别四十年期间,一些投机的乡人趁机欺负我俗家的亲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团返乡弘法探亲之际,对于家乡附近社区的每一户人家,都以一个红包、一份礼品与他们“结缘”。尤其曾经极力伤害过我家人的一些邻居亲友,我更加厚待,赠予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收音机等电器化制品。兄弟们都怪我怨亲不分,但我觉得:“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于心性浇薄的众生,给予他们多一点因缘,让他们未来也有得度的机会,非但自他受益,整个社会也将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我在世界云游弘法,发现各地的侨团甚多,有的以同乡组合,有的以宗亲结社,有的以职业类聚,有的以性别集会,但彼此之间大多貌合神离,多少年来互不往来,甚至党同伐异,视如水火;但是自从他们参加佛光会以后,都能在同一个信仰之下赓续友谊,引起许多人的好奇,纷来问我是何原因。其实,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魅力,而是因为佛光会本身实践佛教“结缘,不结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荣”的理念有以致之。

“结缘”能助成善业,能化解恶因,比“结怨”要好,乃古有明训之事,像三迦叶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领一千门下投皈三宝座下,使佛教在初传世间时就拥有强大的声势;吕洞宾原本志在长生不老,在拜访黄龙禅师时,因为对于“莫做守尸鬼”的劝言不甚明白,在恼羞成怒之下,抽出剑来,欲杀之为快。结果不但不能伤彼,反被其智慧之语点醒。从此不仅劝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途径,更以断除贪、嗔、痴取代剑术之学习,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佛门也多添一位护法神仙。齐桓公于即位后,不记管仲昔日射杀之过,举其为宰相,掌理国政,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后,尽弃敌对前嫌,任用魏征、王珪为大臣,辅弼朝纲,乃有贞观之治大放异彩……凡此不都是因为“结缘”所成就的美事吗?

反观佛世时,琉璃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因被释族讥为“婢子”,乃心怀怨恨。即位之后,立即进军迦毗罗卫国,尽灭释种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佛陀虽阻道三次企图止战,但终因夙业无法挽回,只有回到精舍,黯然神伤,后来琉璃王也死于非命,受地狱苦报。项羽虽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气度狭隘,进入关中之后,坑杀降卒,焚烧秦宫,**掳掠,而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之计,误以为谋臣们皆与汉王刘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为是,结果众叛亲离,尽失人心,最后在乌江败亡自刎,这一连串的历史悲剧,不都是“结怨”造成的吗?

经云:“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诚乃不虚之言。当今的社会充满暴戾气氛,其实,夫妻不和是儿女的不幸,兄弟阅墙是父母的伤痛,员工相争是企业的损失,人民斗乱是国家的悲哀。“结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家何不以“结缘”的胸襟来庄严我们的世界,美化我们的人间呢?

(一九九七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