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西杂拌”——阎锡山
属于这种类型的军阀多少在统治形式上借用了若干西化的因素，甚至拿来了某些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素材点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他们的维系意识是属于“嫁接型”的果实，中学其内，西学其外，如果说传统型的军阀集团维系意识的外部特征是“复古”，那么这类军阀的外貌则是“求新”。在他们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人称“民国不倒翁”的山西王阎锡山。
东洋的日本士官学校，曾出过不少曾经叱咤中国政坛军界的风云人物，如有功于反清革命的“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讨袁英杰蔡锷，及割据多年的孙传芳、唐继尧和阎锡山，还有后起之秀何应钦与王柏龄等。尽管有浓烈封建气息，强烈的蛮勇氛围，日本士官学校多年正规的政治化军事教育，以及日本当时的空气，毕竟给了他们某些在国内无法感受的“欧化”熏陶，从而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上打上“留学”的烙印。
阎锡山作为士官生中的一员，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有在军事知识方面有多少长进，但平时耳濡目染日本社会畸态的“敬军尚武”风尚，军国主义的教育和社会组织，加上当时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对极权主义的推崇，使他对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政治理论深感兴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编写了《军国主义谭》的小册子，热切地主张“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以为“不如此，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①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阎锡山不间断地撷取某些时髦的主张与主义，装饰他的维系思想，甚至花钱召集社会思想名流入晋，开会讨论所谓社会人生问题。深不可测的城府，极度圆滑的个性与强烈的趋时嗜好，既是阎锡山的为人风格，又是他的思想特征。事实上，当时任何一个军阀集团，也没有晋系那样的严整，施行土地、人民、军队三位一体，从下到上的立体控制与教化。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阎锡山试图在蒋介石、日本、中共三方之间维持一种力量平衡，找到一条能够容许他存在的“夹缝”。用阎锡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舞步轻盈。
阎锡山曾说：“看八字的说，我有帝王之相，除袁慰亭之外，说中国的伟人中，数我相貌最贵了。”又说：“德国的一个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说我肺部最好，是可活百岁以上。”
◎甘居第二已经不容易了。
阎锡山的爱将杨爱源有句名言：“跟会长（指阎）共事，一不要动他的权，二不要动他的钱。他让你干甚就干甚，不让你干甚就不要干甚。”
◎当官和候补当官的听明白了！
一、阎锡山的“几希”哲学
阎锡山是个热衷于谈玄的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理与气，心与物，知与行等字眼，时常在他的文述中出现；而且他还有个惯于把别人的理论“晋化”或者说“阎化”的癖病，无论是王阳明、曾国藩还是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甚至于共产主义的片言只语，他都能生吞活剥地烩在山西这一口锅里，贴上“阎记”的标签来出卖。作为阎锡山维系意识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是这样从陆王心学里扒下并化出来的。
1931年4月，阎锡山反蒋失败，逃居大连的时候，回首前尘，感慨系之，写下一条政治格言：“何谓智圆？初以为不必求解亦解，今则解之矣！打得过滚，才叫圆。此可体知，不可晓之。”
◎毛驴的法号就叫智圆。
1939年，阎锡山成立了所谓“三三铁血团”，发起人28名，寓28宿之意。以后按一人介绍三人递层发展，28个发起人为第一层，每人所介绍的三个人为第二层，第二层介绍的人为第三层，层层发展，依次上推，预计要发展20层。仿青帮“大通悟学”排字法，按“铁血主公道”等字排辈分。歃血为盟，不仅要效忠阎锡山，还要忠于他的主张。“三三”又是“山山”的谐音，暗指阎锡山和山西。
◎有帮才好统治。
阎锡山的哲学可以名之曰“几希”哲学，因为“几希”这个怪词是他奢谈心性时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所谓“几希”即孟子所说的“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中的那个“几希”。阎锡山认为：“这一点‘几希’，系与生俱来，是人独得的，极为可贵。”②人生来带有这么个无形的“灵通宝玉”，所以是为人，禽兽没有，所以为人所享。这宝贵的“几希”是个什么东西呢？“几希，即良知良能也。”③按阎的说法，人的意识或者说精神世界可以一分为二，“曰良知良能，曰感知感能。良知良能自然能别是非，明善恶，是为人生之本能；感知感能，则非感于己，而无所知能。如目无色则见不动，耳无声则闻不动之类”。④相应的，人心也有两层：内心和外心，阎锡山解释说：“内心就是所谓道心，外心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⑤人心与人欲及感知相联系，而道心则与天理及良知相联系，所以有时道心和人心也被阎说成公心和私心。在阎锡山看来，人既具有产生日常意识的感觉器官（外心），又有产生道德意识的无感无觉无形的“器官”（内心）。与前者相联的是知觉及相关的人的欲念，与后者相关的则是人的求善去恶动机及道德追求。就阎锡山而言，无论是前者的实在的官能和后者那种超实在的官能，都是不可缺之须臾，没有了前者，人的肉体则不能存在，没有后者肉体存在也没有意义，“假定‘良’、‘感’为十，各成其五，则无亏损之成就。若为四六或三七，则一方添病，一方减能；两数之差愈大，则人类之缺憾愈多”。⑥“良知”与“感知”虽各占一半为宜，但前者却居统率和主导地位，阎锡山以骑者与马的关系比喻良知与感知，认为人善骑与马力大结合为最好，驽马与善骑搭配次之，而蹩脚的骑手与烈马相配则害之。也就是说人必须以良知良能统驭感知感能，才能实现人格的完善，价值的实现，否则既为己害，亦为人害。为此，纵使将人性压抑得像一步三晃的蹇驴也在所不惜。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部属的精神控制，于1918年成立了“洗心总社”，在各县成立“洗心分社”，又在太原建立了一座能容纳5000人的“自省堂”，各县也建一些小的“自省堂”。规定每周星期天为“洗心日”，要全体公职人员都到自省堂去自省与洗心。自省时先作长达10分钟之久的静默，然后由讲长“讲话”“洗心”。
◎洗得干净吗？
阎锡山爱骑毛驴，因为毛驴擅长爬山，山西又多山，且毛驴体低性驯，好骑易扶，阎骑驴出行左右必有五六人扶持。某外国记者见状，戏称阎为“毛驴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毛驴也特受优待，有专人伺候。阎锡山系统内部有句俏皮话：“你真是会长（阎兼同志会会长）的毛驴，享尽福了。”
◎驴将军居然也八面玲珑。
“良知良能”是王学的惯调，无非是说人的道德意识生来就有。“知善知恶是良知”（《传习录》下），“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王文成全书》卷八）。而“感知感能”却是阎锡山从近代心理学理论中剥下来的，因为王学从不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以为事物的存在不过是意念的作用，所以也就无所谓感觉和感知。阎锡山从王学的一元论变成他自己的二元论，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他中西合璧的嫁接风格，另一方面也是他对身处的物欲横流、铜臭熏天的军阀世界的一种适应，军阀的集团维系，说到底还是要靠金钱的支持，如果阎锡山真的像当年王夷甫一般“口不言钱”地谈玄，哪里还会有人听他的，维系道德也只好去见鬼了。
一次，阎锡山设宴款待蒋介石部下将领李文等人。酒过三巡，阎的侍卫突然发现李文和手下将领手中都掖着小型手枪，感到十分慌张，研究了半晌，还是前去如临大敌似的“有礼貌”地摘了李文等所佩之手枪。宴后阎锡山对侍从作了表扬，并说：“事先不察是你们的最大失职；事后当机立断，表现了对领袖的忠贞，可以将功折罪。”
◎忠就好。
1949年，国民党政府行将垮台前夕，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由广州逃到成都，每天唯一的工作，就是亲自分配飞机座位。当时每天都有几百个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什么部长、次会、司长等一类人包围着他大吵大闹，都想早点弄到一个座位，好早点逃往台湾。
◎有权的小职员，给个总理都不换。
但是阎锡山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论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元半论者，因为在如何实现良知良能的统驭问题上，他又回到了王阳明那里，因为内心显然是被外心包在里边的，故而“人不亲涉事时，以良知良能用事，当事涉己时，则为感知感能作主，良知良能反为包围流不出来。”⑦所以要想始终由良知良能作主，就非得“致良知”不可，也就是要“自内讼”，进行道德自省，使良知通达内外。至此，绕了一圈，又回到了王阳明的去“私欲”的“格心”“正心”上去了，所有的外心与感知感能，都变成了“私欲”的代名词。
平心而论，阎锡山对王学还是有点“超越”的，因为他放心不下，忍不住又为“良知”所应知的“善”即道德规范立下了他的标准，这对以心为道德准则的王学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在阎锡山却不得不如此，因为他有不得已的苦衷。阎锡山认为，善或道德的真谛有二，一为“仁”；一为“真”。仁者二人之谓也，当“爱群”解；而“真”是什么？阎打了个譬喻：“关岳生平作为，全是这个‘真’字，无论怎样艰苦，怎样的危险，他是始终如一，所以世人这样崇拜他。”⑧说到这里，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高到天上去的“几希”高论，无非是让人们热爱身属的集团（群），像关岳一般对集团尽忠尽节而已。
阎锡山曾大搞封官晋级，制发一种布制徽章，分将、校、尉三级，以红、黄、蓝三色区别，把廉价的官衔到处奉送。时人讥讽说：“红边多如狗，司令满街走。”
◎滥羊头好解馋。
阎锡山在1933年至1937年建成同蒲铁路。这条铁路是窄轨，为的是“有了事情，外面的火车进不来”。筑路的经费，既没有向外国借款，也没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只是靠山西自己印发纸钞，故而当时人们称这条铁路为“纸糊的铁路”。
◎勉强算件好事。
阎锡山的会客室里有很多“伟人”肖像，阎要接见哪方面的人，就把哪方面的像挂出来。
◎万一挂错可糟了。
军阀不是阔谈玄机的形而上学家，也不是劝善规恶的道德家，他们的哲学都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哲学，旨在弘扬集团的维系道德。为此，他们不能不规定具体的道德标准，划出可见可行的“正轨”；而“良知良能”鼓噪，无非是让人们相信他们所强加的“道德”约束是出自于人的内心，从而服从起来更加心甘情愿，俯首贴耳。
二、阎锡山的“横竖”政治
阎锡山认为，人的“感知感能一定要纳入正途”，如果良知良能硬是作不了主，就必须要“以政治遏制之”。⑨所以，阎的一生提倡过多种名目的“政治”，诸如“用民政治”“村本政治”之类，而最能反映其政治性格的是所谓“横竖政治”。
1930年中原大战，冯阎战败。阎锡山被迫离开山西下野，但阎的势力仍在。蒋介石为了从根上挖掉阎锡山的基础，通过太原祥记公司先后送给颇有实力的阎系将领杨爱源九十万元。杨接到这笔款后，踌躇再三，还是将它与山西诸将平分，最后，他把各部领款收据汇总寄给蒋介石，连一个谢字也未提，蒋介石偷鸡不成白蚀两把米。
◎有此忠臣，阎锡山自豪去吧！
阎锡山有日记一部，上起1931年，下至抗日战争时期，断断续续，时记时辍。一般日记是记每日发生的事情及思想活动，而他的日记却一不记事，二不记具体思想活动，满篇都是他阎锡山独家发明的格言哲理。原来，这就是阎锡山有意留下给人看的“阎氏格言录”。
◎日记就是给人看的。
这种“绝妙”的“横竖政治论”，其第一种含义是：所谓“横政治”就是指共和民主政治；所谓“竖政治”，就是帝王专制政治。在阎锡山看来，两者各有利弊，“竖政治者，以一人之精神贯注全国，治易，乱亦易；横政治者，则以众人之精神贯注一人，乱难，然治亦难”。⑩民主政治让人民参与政治，这是万不可行的，但专制政治下人民与政治全不相干，似乎也不利于统治。在阎看来，为政必须“鼓舞人群中人人固有之政治性”，“把政治放在民间”。⑪就是说要把政治触角伸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头上，让人民自觉地接近他的统治思想和方法，置身于警察化、军事化的政治网络之中。这就是阎锡山所谓的既非民主也非专制，且亦民主亦专制的横竖叠加政治，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化和被强化了的专制政治。
横竖政治论的第二种含义是教化与政治的合一。因为要使老百姓达成良知统驭感知的精神格局，不但要依赖“严父良兄政治以责制之”，还必须有“良师益友诱导之，予良知良能觉悟之机会”，⑫所以“吾国古来君师并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于人类孰重？答：以竖言，则教育重，而以横言，则政治重”。竖为道德教育（教化）。横为警察统治，一文一武，一软一硬，又一个横竖交叉。
辛亥革命，阎锡山作了山西都督。不久，阎与北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联合的计划由于吴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而破产。北洋军重兵压境，阎锡山心虚胆怯，派人将都督大印送来让去，意欲卸下包袱，只身逃命，但大印送谁谁不要，阎窘急之下，竟声称要去五台山当和尚。后来，时局稳定，清帝将退位，阎就再也不提让都督的事情了。
◎和尚哪有都督好。
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团民政治”，内容之一就是禁、戒烟（鸦片）。但阎禁烟的办法很特别，是用鸦片制成“戒烟药饼”，由禁烟考核处专卖，规定烟民必须购买“戒烟药饼”，同时密令警察宪兵，凡买“戒烟药饼”开灯吸食者，不可查究。
◎丑东西总得披层纱。
横竖政治论的第三种含义是哲学上的，阎锡山认为：“一横一竖，相交则为十字，天地间万事万物，皆可括尽无余。横竖两者，横者见其平，竖者见其中。平者不移之谓，万理藏其中；中者不偏之谓，万理亦藏其中。中平两者，有表有里，可经久矣。”⑬这一套横竖玄论，同样用阎锡山的话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对（正确）在不对（错误）的反面，而在对与不对中间，中间是既不保守，又不放纵。至此我们尽可以说，横竖政治，既是当年诸多名流政客所醉心的“西洋政治与东方道德结合说”的滥觞，又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不偏不倚，持中持平说的翻版。一句话，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治的中国版。
三、阎锡山的维系网络
阎锡山的集团维系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组织、团体化的偏好。他认为：“不结团体是我国人的大病，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道理大错了，世上有许多事非结团体不能办”。⑭如果人人都被组织进各种名目的团体之中，则“自己既是团体的一分子，团体就是代表自己，所以服从团体，就是服从自己。”⑮
阎锡山曾规定，在各种集会场合，闻第一声称道阎锡山时，必须“一律立正”。还规定每周两小时组织课，专门讲授会长（指阎）传略，会长学说，会长言论。在办洪炉训练时，值日官看见阎登台即起立高呼“拥护会长”、“敬爱会长”，全场呼应。阎下台时又必须喊“会长健康”、“会长万岁”的口号以相送。
◎“万岁”和“健康”就是顺耳。
由于阎锡山曾有同盟会员的头衔，所以袁世凯对阎担任山西都督总是放心不下。阎锡山为了自固，不惜卑辞厚币，向袁示诚，甚至为了令袁放心，竟将其父阎书堂和继母送往北京长住下来，名义上说是让父母到京城开开眼界，实质上却是作为人质。这种以父母为质的做法，实在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
◎宁舍爹不舍儿子，门槛精。
基于这种思想，在阎锡山的军队里，除军事建制外，还存在有各种名目团体，如“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讲演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以及其他教育或研究班，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到阎锡山统治末期甚至发展成帮会山堂式和法西斯化的“三三铁血团”之类的组织。这种名目繁多的团体，一是起成员间的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作用；二是起特务化的控制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的直接领导，有事都要向阎直接反映；⑯三是便于进行有组织的精神灌输，如洗心社每周举行自省活动，自省前先作宗教式的静默，然后由讲长大讲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
中国农村的乡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一向是传统统治的“永久冻土层”，官方的触角很少伸到这“冻土层”的下面，统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官方代表（一般为县级单位）与当地乡绅及宗法势力达成某种共契。尽管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这“冻土层”却依然故我。晚清的地方自治，虽然拉开了政权下移的序幕，但乡村的变动，并没有真正实行。阎锡山是最早一个对乡村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军阀。从1917年开始，着手在山西实行村制改革。1920年“进山会议”⑰以后，进一步使村制改革走向深入，从而在山西实现其社会组织化、军事化、警察化的设想，实现对山西人力、物力、财力诸资源的最大限度的榨取。
阎锡山曾采用“服务士”来监视部下军师长。特地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少年做服务士，分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两个小服务士要把军、师长这一天的行止言谈写成报告，直接寄给阎锡山。于是阎锡山案头便堆满了诸如某师长食鸡一只、酒半斤、搓麻将半宿，骂部下某营长为王八蛋之类的报告。
◎多难堪的军、师长，跟老婆睡觉也有人看着。
刘湘花重金从英、法购得十余架飞机，成立空军。一次刘的军官教育团学员，去广阳坝参观飞机投弹表演，不料炸弹竟投到了学员队伍里，将教育团监督的腿炸断。
◎治军无方。
山西的村制变革，是在阎锡山“村本政治”的名目下展开的，他打乱山西原有的村落结构，按每村三百户左右的规模设立“编村”，村之上设立县知事、村范委员、小段委员、巡官、警佐、宣讲员等多级与村政有关的官职，每村设若干闾，每闾管五邻，每邻管五户，村有村长、村副，闾有闾长，邻有邻长。各级基层组织要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举止“看得住”，并且“拿得起”。为此，每村还设有“息讼会”“监察会”及“村民会议”，把老百姓从吃喝拉撒到婚丧嫁娶，从种地打柴到婆媳吵架统统管起来。村以上的各级官员还要就各种经济、政治、教化的问题对老百姓定期巡查、询问，并专门制定了询查的标准，弄得老百姓疲于招架，真是“百姓头上九重天，千查万问没个完”。甚至连乞丐也必须悬一腰牌，正面是乞丐第几号，姓名和籍贯，背面印有准许行乞时间。通过村政改革，山西的行政网络成了一种警察网络、税收网络和道德教化网络，通过这种网络，阎锡山终于把统治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山野乡民头上。而且，更重要的是，阎锡山借此在山西建立了一支50万人的“村干部”队伍，“村干部”与军队一道，成为他统治山西的基础。
青海军阀马步芳与孙殿英战。情形紧急，形势严峻。有天他十分愁闷，蹲在门前，双手捧腮，低头不语。侍从人员立即摄影，并题上“忧国忧民”四字。马很满意，将相片分赠给团以上军官，作为战时留念。有人打趣说：看了照片，与其题上“忧国忧民”，不如写上“想妻思子”才对。
◎调侃有术。
1942年前后，阎锡山利用青、洪帮形式，在晋西建立青帮组织“安青进步委员会”和洪帮组织“进步总社”，并按帮规立起明德堂和进步堂。阎锡山自封为帮主，把他的大部分文武官员都拉进去作为徒子徒孙，提出“领袖至上，山主至尊，组织至上，义气第一”和“大哥令下，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千里通风，万里报信，山主有难，速来搭救”的口号。
◎什么招都使。
与乡村警察化建设同步，阎锡山还实行了乡村军事化的变革，制定了“在乡军人制度”及相应的“保卫团”制度。他把一部分军官和士兵派回原籍，每月仍旧发饷，要他们在每村组织保卫团，所有18至35岁的男丁，都要入团接受军事训练，而教练和指挥保卫团的任务，就由在乡军人负责，在乡军人及保卫团，平时有“辅助地方官缉捕保卫之责”⑱，战时则扩充为正规军队参战，在乡军人每年要集中调操一次，由军队统一发给旅食军费用，以免荒疏了军事技术，这种乡村军事化的结果，不仅进一步强化了阎锡山对农村的控制，而且为他的穷兵黩武扩张势力准备了后续兵源。
在军民双方进行组织强化的同时，阎锡山还卑劣地在兵民这两大社会群体中，人为地制造军人的优越感，“提倡军人，优待军人”⑲，利用军人与老百姓待遇上的差异，“使武装了的人更加依存于统治者”。⑳他表面上虽说军民互有难处要相互体谅，但私下里却对亲信说“只能饿死老百姓，不能饿死一个兵”。㉑转过来再利用兵来加强对老百姓的统治，顺手制造了一般士兵与老百姓的矛盾，以利于他操纵利用。
阎锡山常说：“钱赚钱是不用管饭的孝子。”对于金融事业，从银行到银号、到钱庄和典质业，他无不插手经营和控制。他的拿手戏就是滥发纸币。有“省行票”“垦业票”“铁路票”“盐业票”，又有“信用券”“土货券”“合作券”“食粮券”“饲料券”“饲草券”等变相的纸币。
◎钱比儿子管事。
1935年，阎锡山在太原实行居民身份识别证制度。识别证系布制，盖有省政府的小章，有正方形、圆形证、椭圆形和三角形四种，分别代表不同身份，均佩戴于左胸，凡上街不带识别证者，即被扣押审讯。凡属政府官员，由所在机关主官负责担保，发给正方形证，系好人，取“贤良方正”的意思；市民和学生，能找到两家殷实铺保的发给圆形，属于次等好人；能找到一家铺保的发给椭圆形证，属于中人；只能找到两个人作保的发给三角形证，则被人认为“坏人”嫌疑，打入名册，行动受限。
◎方便了三岁孩子。
正如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背景是日本财阀的强化统治一样，山西军事化、警察化、特务化的社会组织改革，也是为以阎锡山为总代表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强化统治服务的，正如时人所评论的那样：“一旦如上所云村自为政之势已成，村中之豪强即所谓优秀者，遂握得村政大权，益将逞意肆志而为其所欲为。”㉒而一般老百姓则陷于监狱式的黑暗之中，山西“以筹谋军实之故，赋税屡增，全省财政，几濒于危，掾属各员，亦日久玩忽，诸多未承厥职，尤以包税务员，收罗为苦，人民未先受其新政之惠而负此租税之重担”。㉓事实上，一方面，在村政变革之后，山西面貌的确大有改变，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社会秩序也相当整齐，然而，另一方面，山西人民受这种“看得住”、“拿得起”的囚笼统治，较之其他军阀统治下的人民更残酷、更少有喘息之机。因为这种统治，已经带有一定的极权主义性质。
四、阎锡山的“好人主义”
统治的稳固，团体的凝聚，往往取决于被统治者和团体成员的精神素质。如果说阎锡山在军阀之林中显得与众不同的话，原因之一就是他深谙其中三味。
段祺瑞不抽大烟，不好看戏，也不好游山玩水，唯嗜好下围棋和打牌。每日必有清客陪他玩牌和下棋。一生不置产业，缺钱花了，亲笔写张白条（不是支票），到金城、大陆（银行）就可以提出个千儿八百的。
◎围棋这一好倒成就点好事。
豫西土军阀别廷芳，对于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县长们表面上客客气气，但暗地里却禁止任何人同县府打交道。对官府派来的委员之流，话不投机，则大骂他们的长官，而不骂本人。他认为，骂是只能听、不能拿的。他们回去汇报，绝不会在稠人广众中对他的长官说别廷芳要日你妈。只要不把这些人杀了，就不算大伤面子。这套做法，就是所谓只打屁股不打脸政策。
◎他深知大家都是鸵鸟。
“好人主义”是阎锡山的统治目标之一，其目的就是使他统治下的全部军民都变成他心目中的“好人”。在他看来，所谓“好人”就是“乡党自好之士，世俗之目为好人者是也，不忮不求，亦夷亦惠，恂恂然一见而知为善类”。㉔即面面团团，没脾气没血性，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人，相应之下，所谓的“恶人”也并非指杀人越货的强徒，而是“辩言乱旧政，宠利居成功”㉕的不安分守己者。要想成为“好人”，首先得把自己身上“不好”即不合要求的东西去掉，用阎锡山的话说就是“只有先去个人身上之燃火物，最为要者”。而且，“在个人，则须力去己身之燃火物；若在官吏，则不仅要去个人之燃火物，且须为人民去燃火物，为地方去燃火物”㉖，所谓“燃火之物”，无非是人们不安份，不听话的心思。去掉“燃火之物”，弄到全社会一点火星也不见，举目尽是温吞吞麻木不仁的奴才，“好人主义”也就算大功告成了。
新疆军阀杨增新打探到部下云南籍军官有不稳的迹象，于是就大开宴会。喝着喝着酒，他突然用手一指夏副官说：“砍夏鼎！”马弁举刀头落，夏副官就掉脑袋了，在座的人目瞪口呆，可杨却若无其事，让大家继续喝酒。又过了一会儿，杨又突然一指炮兵营长，喝道：“砍李寅！”李寅也就被杀了。在座的人目睹这两次凶杀，已经六神无主了，不知后一次刀会落在谁的头上。可杨仍让大家喝酒，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杀这二人，席终，人人抱头四散。
◎谁敢不怕。
辛亥革命，江浙联军攻下南京，清军守将张勋逃回徐州，张之爱妾小毛子却陷于联军之手。后来联军统帅徐绍桢派人将小毛子送还徐州，张一喜之下竟将他截扣的十四辆机车和八十辆客货车送给联军。
◎有人拿江山换呢，合适！便宜！
可惜山西的老百姓偏偏不肯把良知拿出来，做他阎某提倡的“好人”，害得阎锡山一生都在忙于“正民行”“敦民风”，为去掉老百姓身上的“燃火物”而推行教化。“一以布宗教之方式进行之，一不从，再教之，再不从，三教之”㉗。在军人，则“以孔教部勒军队，使全军学生化”㉘。在民众则推行实现“好人”的目标管理，不但要时时处处“自内讼”，还要将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在各地设置“莠民工厂”，由各地村干部把不听话的人送进去，等于是变相的劳改营。在阎锡山的字典里，教育即是教化，无论是学校教育，军队教育还是非社会教育，其宗旨一言以蔽之，就是“教人人当好人”㉙。欲使人人成为“好人”的民德教化，在所有的场所，所有的活动中，甚至于政府机关的文告和法庭的判决书上都要有所反映。因为“要使人变好，须有两个法子，（一）教他耳朵里听好话，（二）教他眼睛里看好样子”㉚。阎锡山手下的文武官员，首先要成为“规规矩矩”的“好样子”，然后再和阎一道，吵吵闹闹地向老百姓耳朵里灌“好话”，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塞硬灌之中，几乎把人搞成了填充阎锡山精神要义的容器。据说在某些时候，随便从晋军中拉出一个人来，都会背诵几段阎的“语录”㉛，使山西一省人的脑袋变成他一个人的脑袋，一省人的思想全换成他一个人的思想，自然也就都变成了“好人”——他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奴隶。
曹锟早年在大沽口教蒙馆，因教书没有息，改行做布贩子。一日推车贩布，路上碰见一位相面先生，打量了他一番，忽然走近前来揽生意，说他有七品县太爷之相，希图一点银子。不料曹锟听罢并不答话，劈头一巴掌打去，口中喃喃骂道：“跟你素不相识，怎敢挖苦老子！”可回到家，细品相面先生之言，却不禁怦然心动，不由张狂起来，以致犯事投军。
◎欠人卦金还没给呢！
吉林督军孟恩远微时为天津西天宝妓院伙计。后小站投军，跟随袁世凯得以发迹。孟贵不忘本，每至天津，必去西天宝，见鸨母，犹以姐妹相称，并于西天宝设筵，广为招揽贵客。在天津妓院中，西天宝遂盛于一时。
◎未尝不是一种美德。
注释：
①《军国主义谭》，见台湾吴文蔚《阎锡山传》，第411～412页。
②⑤㉕㉚吴文蔚：《阎锡山传》，第210，198～199，435，435页。
③④⑥⑦⑧⑨⑩⑫⑬㉔㉙《阎锡山先生言论类编》，第27，26，35，27，20，33，42，27，32，74，68，35页。
⑪《山西村政汇编》，第577、675页。
⑭⑮⑳《山西村政汇编》，第1046，1047，855页。
⑯《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3期，第95页。
⑰即从1920年6月开始，进行有一年多的由阎锡山召集的所谓“学术讲座会”，后由百余名社会名流参加，因会址在山西省政府后院的进山会馆故名“进山会议”。
⑱《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107页。
⑲阎锡山：《乡兵制度》，《东方杂志》，第19卷，第13号。
㉑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第88页。
㉒《东方杂志》，第32卷，第21号，第15页。
㉓吕承言：《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国闻周报》，第3卷，第19期。
㉖《阎百川先生言论类编》，第51～52页。
㉗1922年3月17日《长沙大公报》。
㉘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128页。
㉛1922年3月10日《长沙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