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的三种尴尬宿命

中青报5月13日报道了山西大同一起冤案，一位民营企业家被公安局经侦支队长勒索不成，被捏造罪名羁押，在法院宣判无罪的情况下，连续被羁押941天，将近三年。所拥有的2000多万资产，也被非法贱卖。而这位冤案的制造者，却凭借这个案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高升局长。如果不是后来因为矿难的瞒报事件而被双规，这起冤案不知道会沉冤到什么时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企业家不答应勒索，仅仅是因为他拿不出人家要的那么多钱（200万）。

这个事件，绝非孤例，实际上反映了民营企业家生存状态之一种：待宰和被宰的羔羊。我熟悉的几位曾经做得风生水起的民营企业家，最近都表示要移民。原因是他们现在被人盯上了，留下来不走，或者被国企鲸吞，或者被有权势背景的企业吃掉，或者一点点被权力部门蚕食。在一些较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除了计划生育罚款，已经较少被基层政府骚扰了，但那些中小企业家可在大触霉头，相比起一般农民，他们是大鱼，吃一条可以管好些年，所以，政府的管卡拿要，无日或无。

当然，民营企业并不只有这一种命运，有的时候，他们还很受优待。除了极个别内地落后地区，对于民营企业，采取猪还没养肥就杀掉的蠢办法之外，在GDP和政府公司化的导向下，一般来说，招商引资都是各个地方的首要任务。为了把资金引进来，地方政府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优惠姿态，甚至不惜违反国家的法令。土地可以白给，税收可以减免，污染可以不问，只要你来投资。在这样的优惠下，民营企业肯定是很得意的，它们跟其他进入的资本一样，占尽了地方的便宜，这个便宜甚至要当地的百姓，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有的地方，竟然出现了很多癌症村。

然而，民营企业家与地方政府的蜜月，不见得能够长久维持。一旦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了，特别是某项产业，当地有权势者及其家人亲戚也在做这一行的时候，鲸吞就开始出现了。企业家在发展的时候，得到的优惠是不合法的，因此他们在被鲸吞之际，所遭遇的非法待遇，也一样投诉无门。即使不遭遇鲸吞，也会遭到权力部门和个人无休止的勒索，一点一点把你逼向绝境。只要没有山穷水尽，企业家总会想办法熬过去，这些权力部门和个人也看准了这一点，反正你有产业，你拖家带口，我勒你的脖子，只要不一下子勒死，你大抵不敢反抗。实在没办法了，就慢慢抽出资金，及时逃走，找另外一些尚未开发的地区，还在给优惠的地区发展。如果逃不走，就可能像大同这位仁兄一样，家破人亡。

民营企业家还有第三种命运。他们中的有些人本身就是有背景的，或者在经营过程中，跟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结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状况，小的有地头蛇式的企业，完全是草根，但由于在当地起家，跟地方官员和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地位也相当稳固。大的则入籍海外，成为外籍华人或者港澳人士，他们的投资，就成了三资企业，享有特别的优惠不说，还因国家担心国际声誉的缘故，受到特别的保护。但是，一旦这些人的靠山倒了，关系变了，也会遭遇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大的麻烦。有的即使做得很大，也一样会被更大的黑恶势力看上，招致鲸吞，比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嘉利来大坑事件就是如此。去年，一直跟当地有着良好关系的电动自行车企业，也因国企看上了这个产业，利用关系在制定国家标准之时，加以全面封杀。

如果不能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那么法制的环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民营企业的这三种中国式遭遇，无一不是非法制环境的产物。在人治的条件下，官可以给你超常的优惠，也可以养肥了就杀。即使有靠山也靠不住，因为靠山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倒了。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由于跟官方过于密切的结合，实际上坠入最为人诟病的官商勾结泥淖，惹了一身污秽，自己的名声还臭了。日后遭受冤屈，即使媒体曝光了，民众的反响也不会很大。使得权势者杀肥，更加肆无忌惮。不消说，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民营经济，注定是死路一条。在整体上司法失效的环境里，民营企业即使还能生存，也相继变质，走到国计民生的反面。不是投机，热炒某一行业，然后把这个行业毁掉，就是竞相投资那些短平快的高污染行业，以期求得快速的回报，然后早点脱身，移民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