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记得俄国大文豪高尔基写过一本《我的大学》，我不好跟文豪攀比，就写我的小学吧。我的小学跟高尔基的“大学”有点类似，学的内容很少，有的尽是动**。

我出生在北大荒，真正的北大荒，当年黑龙江垦区的起点，九三农场。我的父亲是国民党新六军的少校军官，做了俘虏，被发到九三农场开荒，实际上是进了俘虏营。由于处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里狼多人少，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后来由于父亲没黑没夜地苦干感动了领导，居然得到了解放，还变成了农场的技术干部，做会计、统计和计划员，最后进了农垦局。我出生之后，印象里总是在搬家，由九三局搬到位于密山的铁道兵农垦局，然后从铁道兵农垦局搬到虎林。最后几个农垦局合并为东北农垦总局，我们家也搬到了佳木斯。到了1965年，阶级斗争强调得太紧，父亲这个国民党俘虏不能在总局机关待了，我们家下放到了位于当时密山县兴凯附近的8511农场。

我6岁上学，那时我家在虎林县城，父母都上班，但局里有全托幼儿园。可是，我死活不肯去，如果被强行送去就顽强地哭闹一整天，阿姨们都怕了。原因是我一直是由外婆照看的，大饥荒的年月，从小在杭嘉湖（杭嘉湖平原位于浙江省北部，是浙江最大的堆积平原）长大的外婆说“北大荒怎么居然挨饿？我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回了老家。她老人家没有想到，她的老家那时候还不如北大荒。但是户口转回去了，就不能转回来。所以，我就被送到幼儿园了。送也送不进去，只好花钱托人，东家转、西家转。最后蹭到我已经6岁，看看我还能应付小学的入学考试，妈妈走了个后门，就把我直接塞进了学校。我记得学校不小，名字叫作虎林县完全小学。第一节课，我记得学的是日、月、山、林。我没上学之前，都认得。

我上学之后不久，家就搬到了佳木斯。那时的佳木斯算是个中等城市了，但在我印象里，好像没有几栋像样的楼。农垦总局所在的院子，就算是最豪华的居民区了。我们住的是楼房，还有抽水马桶，而周围都是低矮的平房甚至草房。那里出入的孩子，吃的是窝头和黑面馒头，不时地打架，还偷东西，我们都管他们叫野孩子。

在那些颇有点自豪感的日子里，我过得懵懵懂懂，成绩不好也不坏，在班上也不怎么惹事。唯一的遗憾是，我的音乐老师不知为什么被抓了。这个女老师有点胖，上课不拘一格，不让我们背着手端坐，甚至可以拉开课桌围在她身边，听她唱歌，听她讲故事，我们都喜欢得不得了。大人的事，我们不明白，大人也不让我们明白。

另一个不明白的事，是我们又要搬家了。这回，是搬到一个很小的地方，一个畜牧场，8511农场。爸爸告诉我说，那里有蓝天、草地，草地上有很多的牛。我说，牛可以骑吗？爸爸说，当然。等我去了之后，发现那里的确有很多花白的奶牛，但都很脏，晚上被关在原来的日本兵营里，白天有专门的人放牧，根本就没有人骑牛。

农场场部所在地，是原来的一个日本机械化旅团营地。也盖了一栋土楼，有三层，但是里面没有厕所。家搬去之后，还没有房子住，一家人就住在场部办公楼里。每天最令我感到恐怖的事情，就是上厕所。一个蹲坑式的厕所，一排隔板，下面是很深的粪坑，一截屎下去，半天才听到落地的响声。一边拉屎，还要一边驱赶蚊子和苍蝇。

更令我一肚子牢骚的是学校。刚去的时候，农场还没有自己的学校，学校正在修建，我们得到公社的小学上学。公社小学一色的草房，破破烂烂的，课桌也是破烂的。我的书包很鼓，怎么塞也塞不进去。上音乐课，老师抬来一架破风琴，四面透风漏气，就会教我们唱：乌鸦怎么叫——呜，呜，呜，呜……；火车怎么叫——呼，呼，呼，呼……

第二学期，农场学校建好了，我们搬了进去。新教室、新课桌，心情舒畅，我的学习成绩陡然上升。再开学，人家告诉我，学校让我跳级了，原本该进三年级下半级的我，被拉进了四年级下半级。班主任从一个胖胖的女老师，换成了总是一脸铁青、一年四季戴帽子的男老师。

这个男老师不喜欢我，本能地不喜欢我，他喜欢女同学，当然我也不喜欢他。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图画老师，一个漂亮的女老师，长得很白，当时已经有了身孕，挺着大肚子给我们上课。无论我怎样乱画，她总是说好，给我最高的分数。她的家就在我家的房子后面，相隔也就不到10米远，我好几次想去看看她，就是不好意思。

然而，四年级的生活没有过几天，就开始“文革”了。“批三家村”的时候，我们还能正常上课，等到开始“大串联”的时候，课就没法上了。六年级和一个初中戴帽的学生，开始批斗学校的老师。领头的，居然是我们的班主任。据说，查来查去，就他出身贫农，根正苗红。

不上课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半大的男孩子来说，那是节日。我们成天成帮结伙，在学校打闹。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到了恐怖。我的图画老师被一群学生抓起来游街，身上挂着好些破鞋，脖子上吊着一个铁桶，里面装满了石头瓦块。铁桶的梁深深地勒在了她那白皙的脖子上，肚子很大的她，几乎是在被拖着走。边走，边挨打。

当天夜里，我被一阵惊慌的扰动惊醒。醒来听说，我房子后面的老师自杀了。我连忙爬起来走过去，老师躺在自己的仓房里，地上都是血。她用刀片，割断了自己的颈静脉。我过去的时候，她还在蠕动，有一点轻微的呻吟。我的班主任也赶到了，但是没有人将她送医院，眼睁睁看着她死去，现场还开起了批斗会。看着我的班主任义愤填膺的样子，我害怕极了，仓皇逃走。那一年，我才9岁。我后来写到，那一刻，我的童年走了。

被批斗的磨难，很快就来到了我们家。父亲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当然在劫难逃。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也一并被抓走，双双关进了牛棚。在全场开批斗大会的那一天，我被同学不怀好意地拖到了会场，看到在台上双双做着喷气式状的父母，我差点晕过去。

过了几天，我好不容易找到了牛棚，送点东西给父母。牛棚的看守收了东西，没让我见人，却要我表态，对父母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让我骂父母一顿，以满足他们那种不知道什么的心理。可是，我就是一言不发，无论他们怎么威逼，就是不说话。还好，他们没有揍我，但是我这个思想状况，马上被反映到了学校。

那时的学校，已经是我班主任的天下，此前我已经跟他吵过多次。这一次，一个告示被贴出来，我被开除了。那年，是1967年，我刚好十岁。我一个人在家里晃了一年，如果在城里，不是流氓也变小偷了。但是，那是偏僻的农场，没这个机会。

家里遭难，殃及鸡鸭。原来我们家养了好些母鸡和鸭子，母亲被抓走了。我和我的小哥哥在家，自己养活自己都难，又不忍心把它们都杀了，只好送人。我们小哥俩身上长满了虱子、跳蚤，浑身被咬的都是大包，挠破了脓水直流。到冬天，屋里像冰窖一样，满满的白霜。身上的破棉衣露着棉花，手脚都冻到开裂。

说起来，我们命还是挺大的，就这样活下来了。直到有一天，我的班主任不知怎么被人查出，他原来在老家的时候，是中右（反右时的准右派），结果被打倒。此后，主政学校的是几个复员兵。其中一个就住在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对我印象还好，就让我再去上学。

回去上学，日子也不好过。课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我却经常会被成分好的同学欺负，不能还手，还手就是阶级报复。不过我还是经常还手，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有时连嘴都张不开。还要被老师训斥，甚至开批斗会。这种局面，一直到有一天，学校要组织大批判组，写批判文章，出墙报、板报才算结束。因为学校管事的人满学校寻找，只有我还可以应付写写画画。于是，我进了大批判组，成为非正式的编外组员。但是，稿子都是我写，墙报、板报也是我出。同学们见了，立马高看我一眼。从此以后，我的日子好过多了。此时，小学已经结束，我已经算中学生了。只是，由于学制来回调整，我在初一混了两年。

我的小学，就这样结束了。满打满算，我只上了两年半的课，字都没认全。幸亏我很早就学会了看书，看大本满是字的书。跟高尔基一样，我的那点写大批判稿的本事，是自己连蒙带猜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