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一多，骗子就不够用了

如果按法国年鉴学派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权力却可以轻松左右市场，左右经济的走向。想发财或者发大财的人，走官道，是最保险，也是获利最丰的。

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有部喜剧，名叫《钦差大臣》。说的是沙俄时代的一个俄国小地方权贵，误把一个流寓于此的年轻人当成了钦差大臣。这个年轻人也就将错就错，足吃足喝，骗够了人，最后逃走。

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戏剧故事不断地在上演。所不同的是，一个个来头很大的通天人物，操练的都是低级的骗术。前些年，好些地方大员级的人物为了升官，被一个农民骗，一骗就是几百上千万。眼下，又有一个冒充发改委副局长的人物，在湖南，从县长到省级官员再到众多官商，骗了上百个。人人都想从这位发改委领导那里搞到项目，但项目没有，钱和东西却被骗去了不少。

按说，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无非从网上查到发改委的资料，私下做点功课，把该记的人和事都记牢。得了手，几百万到账，也不说赶紧溜走，反而连自己在北京的住所都让送礼者知道了。骗子不过是一个破大学的本科生，没有做过一天的官，连架子都装不好。这么多商人和官员说起来都见过世面，但却一直被骗得死心塌地，直到东窗事发才如梦方醒。

不知道有哪个名人说过，骗一个人有点难度，但骗一群人就容易多了。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有一两个有来头的人被发改委年轻的副局长给蒙了，由他们再介绍给别的熟人，这些人凭借熟人之间的信任，自然就会信任这个骗子。见的人越是多，这样的熟人效应就越是明显。就是有人怀疑，看到这么多人都信，自己也就信了。这期间，如果骗子足够聪明，可以不断像滚雪球似的，把从这个人嘴里套来的“内部信息”转给另外的人，然后再套出更多的内幕消息。下面的人看到这个人知道这么多内幕，自然更是深信不疑。越到后来，被套牢的人就越是多。

其实，这种骗术是走官场路线的骗子常用的招数。他们挖空心思参加一个又一个高层聚会，不为骗什么钱或者东西，就是为了套点内幕消息，关于要人的最好。如果能借机跟席间的某个大人物照张相、合个影，那就更好了。这样的内幕消息和照片，都会成为他们下一步行骗的资本。很多很警惕，也很有社会经验的人，往往就是因为这些合影和内幕消息才轻信了骗子。我记得曾经见过一个特别高的高干子弟，神通广大，说是某某大佬的公子。最后发现，此人其实根本跟这个大佬一点关系都没有。仅仅在某个机会跟大佬照了一张合影，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骗了一个又一个。

当然，骗子可以以售其奸，受骗的人跟《钦差大臣》里的众多地方权贵一样，还是因为自己利欲熏心。谁都知道，发改委在当今的中国是个什么位置，能巴结上一个年轻的副局长，意味着什么。骗术的背后，是众多非骗术的因素在起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官员还是商人，吃权力饭，或者傍权吃饭，是一个常见的发财手段。如果能通过这个副局长搞来项目，那么那点贿赂投资又算得了什么。有哪个地方官员，为了交结上级部门的官员，有哪个想傍权吃饭的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拼命巴结呢？那真是要什么给什么，不要也想法送上去。

中国古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曾经是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热得很。但是，众人们所研究的萌芽，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了。如果按法国年鉴学派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西汉的手工业工场有成万人的规模。但是，中国的市民社会却始终处于萌芽状态，工商业者也成不了气候，主导不了政治，成不了社会主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皇权和官僚政治过于庞大，而且权力不受制约。只要皇帝和某个权贵认为可以，就可以将一个地方的富人、富商连根拔起，整体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至于没收财产，更是稀松平常之事。中国一直都有市场，但权力却可以轻松左右市场，左右经济的走向。

正因为如此，中国自古以来吃权力饭的人特别多。权力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特别的经济，谁攀上了这个经济，想不发财都难。不仅官商如此，其他的商人也要攀上官员；实在攀不上，攀上个把有势力的书吏和衙役也行。也就是说，想发财或者发大财的人，走官道，是最保险，也获利最丰的。

从古到今，我们的体制给了官府和官员以干预经济，审批经济项目的权力。像发改委这样的实权部门的官员，不是市场的运动员，也不是裁判员，却是市场上那只“看得见的手”。这只手纵横捭阖，无所不能。正因为真的发改委官员确实神通广大，而且可以幕后搞定，所以，假的发改委官员才这样走红。

我可以保证，虽然今天这个小骗子败露了，但这样的骗局这样的骗术还是一样到处都有。露馅的有，没露馅的还正在进行中。被骗者看起来傻，但个个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人**，之所以上当，是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无非是投机性投资，这次被人骗了，下次也许就碰上真人了。只要碰对了一个，所有吃的亏就都能找回来。

当年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演的是一出喜剧。现在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各种骗局，却都是寻常戏，没有什么喜，也没有什么悲。不是傻子多了，骗子不够用，而是大家都是精灵鬼，竞相攀这棵权力经济的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