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科举到底该不该废除

1905年废科举，在具体落地之前动静挺大。人们早就传说科举要废，于是赶末班车的人乌泱乌泱的。但科举真的废了，大体波澜不惊。只有极少数落后地区，出现过秀才抗议的现象。《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很兴奋，觉得连一个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被废除，都能这样，可见中国今后的改革将十分顺利。

然而，后来的新政改革并不顺利，最终还发生了革命。革命断送了清王朝，也断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后来的中外史家将中国的辛亥革命，视为“托克维尔假说”的最好例证：一个传统王朝，改革更容易引发革命。而具体到当年的中国，最大的败笔就是因为新政废科举。

综合史家之言，科举之废导致王朝垮台原因有二。其一，科举不仅是上升的阶梯，还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了，王朝出现危机，士子们就不帮忙了。其二，科举之废导致大批士人失业，投奔革命。

没错，科举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众多读书人通过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生员之外的众多参加过考试但没有考上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就是引导士子归心朝廷热心功名的那个彀，即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那个彀。说成是纽带，也不离谱。

但是，废科举之时，操办此事的诸公并没有意识到，科举实际上是一个选官考试制度，而是把它当成教育体制。所以，取代科举的学堂制度实际上是将大学毕业生视为进士，中学毕业生视为举人，而小学毕业生看成秀才。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学堂，实际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从科举之废到武昌起义，不到六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士子的意识中，武昌起义发生期间，这个纽带并没有断掉，只是换了个样式。

况且，新政时期由于新政的推行，士绅阶层与朝廷的联系实际上加强，而非弱化了。通过地方自治，士绅堂而皇之地有了制度性的管理地方事务的渠道，而预备立宪过程中产生的咨议局和资政院，更是士绅和绅商们直接参与朝廷大政的场所。在清朝历史上，士绅从来没有像新政时期那样，可以公开干预地方大员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针，抨击政府官员，决定政府预算。所以，也可以说在废科举的同时，通过新政的改革，士人与朝廷之间的联系纽带，又多了一条。

退一万步说，科举不废，士人与朝廷的纽带不断，那么士人对朝廷就会一直忠诚下去，王朝就不会倒台吗？那么，隋朝的二世而亡是怎么回事？唐朝一直到发生黄巢大起义，依旧开科取士，怎么也亡了？此后的宋和明之亡，又是怎么回事？明朝灭亡过程中，没有大批的士人当汉奸吗？就说清朝吧，太平天国时候，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毁弃儒家道统，士子们会那么痛快地跟着曾、胡起来救驾吗？即便如此，江淮之间，依旧存在众多一会儿左袒、一会儿右袒见风使舵的土豪，这些土豪，如苗霈霖之辈，大多都是士人。

咱们再说士子失业的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新政时期士人失业率增加了。第二，即使失业率增加了，也跟科举无关。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不过取三四百人。其他的举人大挑、拔贡选拔，名额也非常少。相对于上百万的士子而言，科举的确是他们入仕做官的一个途径，但绝非用来解决他们就业的。清朝一直到灭亡，虽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员的编制却一直都没有怎么增加。有资格做官的人多了，在后面候着就是。所以，众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来养家糊口，对于90%以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个士子，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教书，或者学幕，或者经商。废科举是对旧式教育有一定的冲击，但旧教育并没有被废掉。众多三家村学究办的村塾，原本就是解决农民识字问题的，上不去学堂的农民该上私塾，还是得上。况且，废科举之后，还有一个兴学堂，到学堂教书（新学堂照旧有经学和文学的内容）也是多出来的一种职业选择。

事实上，新政之兴，工商业兴起，社会上读书人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士子们可以去做医生、记者、律师，到新兴的企业做事。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新军。新政军事改革的大力推行，使得当新军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军饷高不说，而且衣裳光鲜，军中还可以读书学文化。南方新军入伍还需要通过文化考试。尽管南方新军中有革命党，但绝大多数的士人投奔新军，却不是为了造反的。即便是南方新军，在武昌起义之前，有多少是革命党呢？其实也没多少。武昌起义之时，一万余新军中，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与闻。

所以，废科举导致士子失业，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拿出数据，说明一下废科举前后，士子失业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其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很难评估士子的失业率的。举人以上的高级士人一般没有衣食之忧，但低级士人如果没有教职，也没有进入城市谋生的话，大抵只能在家里待着。除了极少数的人有点补贴，怎么的也得靠自己或者家人养活，或者靠亲友的帮衬。推行现代化改革，振兴工商业，社会变动大了，对读书人来说机会是增加，而非减少。说废科举造成士子失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当然。顶多，只会造成编辑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失业。但实际上，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在学堂兴起之后，都改成出版学堂用书和印刷出版其他书籍了。

固然，我们说当年主张废科举的诸公，袁世凯、张之洞等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科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教育制度，仅仅是选官考试制度。但是，科举问世以来，的确也绑架了教育，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学校所学的内容，都是科举考试要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一个官僚型的帝制国家，官僚不言而喻地成为社会最为人重视，也最稳定、获益最高的职业。读书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所以，只要进入仕途要经考试这一关，那么人们的读书，就只能以考试为归依。官僚帝制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官本位的价值下面，只要有科举考试存在，读书人的寒窗苦读，就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

这样的状况在中世纪之前，问题并不大。社会需要的各种行业的技能通过师徒相传，无论需要不需要识字作为基础，都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使学校大多是为了科举存在的，也总会有一些人被淘汰，还有一些人只想通过读几年书识几个字，方便谋生。在所有行业的技艺都处于手工阶段时，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技艺，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清末的新政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化的改革。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或者说一个中世纪但有点现代点缀的中国，要经过这个改革进入现代。这个过程要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培养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教育，其实从19世纪60年代开办同文馆就开始了。但是，只要科举不废，无论本土新学堂还是留学教育，都办不好。因为宝贝得像金豆子一样的留学生，归国之后要搁下所学，准备科举考试。同样，在国内新学堂就读和毕业的学生也要准备同样的考试。不考科举，这些人就没有社会地位，为士林所看不起。

严复号称是国内最懂西学之人，但他归国之后官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不好好务正业，却一直要为一个举人的名义在福建和京师两地奔波，参加考试。直到科举被废，他也没有考上。同样，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学的是管轮、枪炮和鱼雷，也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新学堂，学生科考得中，学堂也会为之挂牌庆贺。在北洋武备学堂读书的冯国璋考取了一个文秀才，连李鸿章都被惊动了，赞许道：一个武学堂的学生，居然能考上文生！

西式的新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的，它的出口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学校的出口仅仅对着官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才能培养出来。即使单讲制造业，所需的工程技术人才，也非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才行。因为传统的工匠无论多么心灵手巧，都看不懂机械制图，不懂得怎样设计制造机械零件，更谈不上怎样设计安装设备，安排工厂布局。即使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也不是传统的商人所能胜任的。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办了那么多现代工厂，官员不会管，请来懂洋务的买办，其实也管不好，非得专门人才不行。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专门人才，无论经济、工程、法律、医学等，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而普通教育，只是为了人们接受专门教育做准备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设置了新式学校，由于科举的存在，新学校肯定是办不好的。无论政府怎样优待新学堂的学生，发多少补贴，里面的学子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因为科举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深入人心。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士子们就会心向神往，读书人只有走科举之途，才会为人看得起，才会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那么，能不能保留科举，只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将考四书五经变成声光化电？其实，清朝最末一科的科举，内容已经改变了。但是，即使是改考声光化电，科举也会将学校绑架，完成不了改革教育体制，使之面向社会的使命。毕竟，在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中，官场的需求只是社会需求的一个小部分。不改变读书做官的官本位价值，中国的教育就永远新不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都不可能做到走在科学前沿，而文官也不需要这样的高科技。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绝大多数专业，跟做官的需求没有太多的关系。只要官本位在，读书人就永远都往官场里挤，社会的现代化就永远也实现不了。而打破官本位，就当时而言，只有废科举。

所以，清末的新政改革中，科举非废不可。不管当时的主政诸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科举是什么一种制度，但他们都看见了洋务运动以来严酷的现实——科举不废，学堂不兴。在中国的现代改革中，教育改革是基础。无论在政治上，清朝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否则，所有的现代化人才都得从外面雇，不仅成本受不了，而且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谓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

既然废科举波澜不惊，没有引起什么社会震**，也没有引起所谓士人与朝廷的断裂，导致士子的不满。那么，此前流行的说法，看来是难以成立了。实际上，清廷的覆灭跟废科举关系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问题。

满人最高统治集团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不仅赶跑了袁世凯，将全国的兵权都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更过分的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

清末新政改革以来，通过地方自治、兴办企业、大办社团进而预备立宪选举，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士绅和绅商，当然难以容忍这样的收权和集权。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对满人统治极度失望，愤而收回对朝廷的支持。革命党人恰好这个时候出来放火，他们就乐意添柴了。士人的离心，不是因为废科举，而是由于朝廷犯了盲目收权的大错。

清末的新政改革当然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的确没有太大的漏子。我们后人所讲的清末新政的种种弊端，其实所举的例证大体出自当年的报纸报道。而报纸这样的报道，恰是由于改革导致的言路开放，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不小的成果。清末新政改革的失败，恰是由于原本是一场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了收权这种逆改革。无论如何，逆改革与废科举无关，它所导致的改革失败也与废科举无关。

洗印照片可以做手脚，本是一个常识，但爱照相的西太后恰恰不懂这个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