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败：不可遏制的惰性

一个老大民族，在学习西方的历程中，不管有多少痛苦，都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习性。表面上看，是不肯认输，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惰性，一种总是想走捷径，偷懒的惰性。这样的惰性不消解，换成什么制度都无济于事。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两个甲子了，按中国人的习惯，这事已经经历了两个轮回。关于这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战争，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彻底丢脸的战争，120年来，研究、讨论、反思的文章不知道有多少，该讲的话其实剩不下什么了。在此，我只想谈谈有关学习的惰性的问题。

甲午之败，中国人感到丢人，不仅仅是因为日本是一个一向为国人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更重要的是，这场失败是在中国于国力和军力都绝对占优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仅败，而且是完败。从海战到陆战，中国人连一场遮羞的小胜都没有，输得连底裤都没了。

战前，国际舆论多数看好中国，因为中国不仅具有国力和兵力的优势，而且在武器装备上也具有优势。在陆军的装备方面，日本主要是国产的村田步枪和骑步枪，中国军队则是德国的毛瑟步枪和英国以及美国造的步枪和骑步枪。至于火炮，日本只有国产的山炮、野炮和加农炮，而中国既有国产仿制的山炮、野炮，而且还有德国产的重野炮和大口径加农炮。中国的重炮之重，大幅度地超过了日本。特别的，中国装备了自己仿制和英国制造的多管机关炮，日本方面则连一门都没有。上述军械，无论威力和数量，中国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

有一点要说明，新征集的部队有的还在用火绳枪和老式的火炮，威力巨大的新式装备没有来得及装备部队。但作为主力的淮军，其装备相当精良。但是，每次日军攻陷要塞，都会缴获堆积如山的军械。这场战争过后，日本的装备现代化大大进了一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战利品。

海军方面，中国海军不仅吨位排世界第七，亚洲第一，而且战舰的等级和威力也超过日本。中国北洋舰队有两艘7000吨以上的战列舰，而日本一艘都没有。战舰的总数中国也具有优势，日本只是在4000吨左右的重巡洋舰方面，比中国多一点。至于说中国有些战舰还是钢木混合结构的，其实日本也是这样。总体比较，中国在海军装备方面的优势还要大些。

另外，中日海军都没有经过战争的历练。但中国军队的主力淮军，以及后来上阵的湘军，却是久经征战的部队，太平天国战争、剿捻战争，以及进军大西北的战争，打了很多年。而日本方面，明治维新以来，只经过一个暂短的西南战争，基本上没有战争阅历。按道理说，打过仗的军队比较起来要能打一些，而没打过仗的军队是个新手，至少经验和勇气上会差一些。

但是，仗一打起来，人们看到的却是中国军队的节节败退，陆军从大同江退到山海关，没有打过一次哪怕是稍微能挽回颜面的小胜仗，只要能迟滞一下对方的进攻，就算大捷了。而海军自大东沟海战吃了亏之后，就一直龟缩在威海军港里，最后被人抄了后路，从陆上拿下威海，瓮中捉鳖，全军覆没。整个战争期间，武器精良的中国正规军制造的日军伤亡数，还不及后来日军接收台湾遭遇岛上的军民阻击时多。

很久以来，史家一直将这样的惨败归咎为制度的差异。这个流行的说法，从戊戌维新一直到今天，还在流行。说是甲午之败是因为日本的变革比中国彻底，中国的洋务运动的变革只局限在器物层面，而日本的改革则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制度的威力，导致了中国的失败。

显然，这是一种过于肤浅的结论。日本制度变革是一个累进的过程。甲午战前，日本方才刚刚颁布宪法，召开国会。此时的日本还谈不上君主立宪，仅仅勉强能算是一个二元君主制的国家。立宪的制度优势，并不会立竿见影地体现在军事方面。

真正的原因是，在此之前，日本以学习西方为目标的军事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正是在以西方为模板的行政改革、司法改革、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基础上，甲午战前的日本才走了政治改革的关键一步——推行立宪，尽管是打了折扣的立宪。事实上，日本军事改革的成绩不能算在政治制度上，刚刚实行的国会君主二元体制对于日本强军计划，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跟日本一样，中国的军事改革也是在19世纪60年代起步的，也同样是以西方为模板。连具体学习目标都异乎寻常的一致——海军学英国，陆军学普鲁士。显然，当年世界公认，这是两个最优秀的样板。很明显，两国都受《孙子兵法》中“法乎其上”思想的影响，中日两国的选择当然不会两样。

但落实到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国人学的马虎，有始无终；日本人学的认真，有始有终。

甲午战争时，中国陆军的主力是淮军，而淮军本身就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李鸿章的淮军就是华尔和戈登的洋枪队的扩展。正因为如此，淮军打败了太平军中最精锐的李秀成和谭绍光的部队。

但是，这支完全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军队，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武器装备与时俱进，不惜血本，但学习西方的步伐却放慢了很多。部队的训练，止于立正、稍息、齐步走的洋操，而且练兵不练官。军官依旧行伍出身，不懂一点现代军事常识。培养军官的北洋武备学堂拖到1885年才成立，不仅规模小，而且教学也马虎，毕业生迟迟不能替代旧式军官。到甲午开战时，淮军依旧是一支由旧式军人统带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连基本的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都不懂，军队的训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发、后勤供给都一塌糊涂。士兵连起码的武器保养，甚至瞄准射击都不懂。一打仗，就向着想象中敌人的方向开枪就是。

太平天国覆灭不久，一个英国军官访问中国，发现中国士兵给步枪压药（当时还是前装枪）的姿势严重失误，居然把探条对着自己。而且射击的时候，眼睛居然不看着射击方向。这样的状况到了后膛枪炮的时代，也没有多大的改进。士兵还是不知道瞄准射击，一上战场不管看没看见敌人，就拼命地放枪，等到随身带的子弹打完了，就转身撤退。炮兵用着那么好的火炮，口径、精确度都比日军的强，但是不知道间隔射击，即使看见敌人，也瞄不准。在甲午战争中，只有小口径的机关炮对日军威胁最大，因为它实际上是被当机枪使用的。但是由于射手不懂掩护，也没有步兵掩护他们，很容易就被日军定点清除了。

陆军如此，海军也好不到哪儿去。大东沟海战中，中国海军的排阵就大有问题，很不利于舰炮的发挥。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专门的讨论。刘步蟾、邓世昌他们留学英国，学海军学的东西，都哪儿去了呢？邓世昌战死在海战中的确很英勇，但他麾下的致远舰是一艘2300吨的钢甲舰，里面每个隔离舱都有密封圈的，断不至于中了一颗鱼雷就下沉。但是，上战场的时候，致远舰的隔离舱的密封圈都老化了，根本起不到密封作用。作为舰长，邓世昌有明显的失职。而且，海军就应该在海上与敌决战，打一仗就龟缩进港口再也不肯出来，算什么事呢？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威海港，实际上就是一个乌龟壳，利于防守，但绝对不利于出击。可是，海军就是用来出击，不是待在港里吃饭的。况且，这个军港还有一个最大的软肋，那就是威海城。一旦敌人从别的地方登陆，绕路攻下威海城，那就等于乌龟的壳被人揭了。海军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舰炮永远打不过陆炮，一旦威海城炮台的陆炮为日军所有，那么北洋海军的覆灭，也就是时间问题了。其实，如果北洋海军不是龟缩在港口里，日军军队也不大可能如此从容地从成山头登陆。

洋务运动，其实也不是一丁点制度变革的因素都没有。北洋海军的建设，就有制度的引进和变革。可以说，北洋水师章程，即北洋水师的制度，是全盘从英国海军抄来的。李鸿章花大血本接受了当年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花大血本从英国请来了先生，按照英国海军的模式建立了北洋海军（水师）。连细枝末节，都学得一模一样。从这一点上看，中国跟日本没有什么不同。正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日本海军的将军们跟中国北洋海军的将领，很多都是留学英国的同学。

但是，中国人的学习习惯是，学到90%左右的时候，就觉得不需要再学了。这些留洋的学生既然能够率领舰队远航各大洲演习打靶，也能打中目标；玩舰队的行列式，也玩得很好。那么我们什么不会呢？于是，老师就可以不请了，省钱是一回事，尊严更重要。所以，在甲午开战之前，我们就把英国老师赶走了，后人还夸他们捍卫了民族自尊。反过来，日本人却一板一眼地学，直到甲午战争开打，英国人老师还在舰队中。对于海军，日本人也许能学到98%，但中国人连90%都学不到。俗话说，行百里半九十，如果才学了90%就等于精髓还没有掌握。急于国产化的根子不是强化自主性，而是老大帝国的自尊作怪，跟政治制度关系不大。

况且，无论陆军还是海军，中国人的形式主义毛病根深蒂固。无论西洋的武器怎样好，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都是要在操演上下工夫。操演是给皇帝或者亲王看的，讲究的就是玩得怎样花花，玩得越是花花，领导看了越是高兴。于是，军队的演练就成了表演，而平时的训练就是为了表演而进行的准备。而军队建设的细节，包括我们说过的士兵素养、后勤供给、武器和舰船的保养都日趋马虎，流于形式。

其实，在西方军事观察家眼里，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军队就是一支教科书军队，一板一眼，完全按照西方军事教科书来打。如何进攻，如何包抄，如何埋伏。士兵则严格按步兵操典来，一点都不马虎。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失败，也可以说是败在基本战术素养上。

实际上，在清朝新政时期，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改革也是按照日本的路数走的，一点一滴，一丝不苟地学，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走样。所以，在新军南北对抗演习时，外国军事观察家看了，觉得中国终于有了一支不可忽视的新式军队，那种以一支小部队就可以横行中国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后，前来镇压的北洋军之所以能战胜革命军，就是因为北洋军是按照教科书打的。而革命军由于扩张迅猛，起义的士兵都做了军官带领一大堆的新兵，而原来的军官又不肯投身革命，没法按教科书来打，一窝蜂进，一窝蜂退。结果被打败，武汉三镇丢了两镇，最后的武昌也是因为袁世凯不想打了，才保住的。

中国也好，日本也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学习西方的过程。客观地说，西方的东西肯定也有不怎么样的成分，有不符合东方国情的内容。但学的时候，却只能老老实实都学下来，不可能一上手就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真正本土化的时刻，得等到我们都学会了，不仅会做作业，而且能写研究论文的时候。

中国人是那种刚学会走，就想跑；还在做作业，就想着怎么创新突破，超越老师的民族。这种习性跟我们的传统有关，但跟政治制度关系不大。一个运作良好的立宪体制，也许可以促进军事的变革，防止军事变革走偏，但真正要想变好，还是靠具体的操作者认真地学习，认真地落实。当年中国军队最大的弊端就是长官贪占士兵军饷，喝兵血。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期，自己亲自点验发饷，一下子就把弊端克服了。显然，在中国的军事改革中，缺少这样的实干家。

就中国而言，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对一个王朝合适，对某一项事业也合适。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时也是这副德行，一开始往往还可以，但走到半途就会玩忽，就会自大。新政开始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到了民国，制度变成民主共和制时，反而开始稀里糊涂了。议会民主跟军队建设，根本衔接不上。军队即使已经认识到准备改的老毛病，但还是会犯错。很多军队不喜欢用军官学校出来的学生，打仗战法老套，一堆人上，一堆人下，不会瞄准射击。所以，张勋复辟的时候，双方动用了十几万军队，发射几百万发子弹，却只死了十几个人。以至于外国人建议，中国军队还是放弃新式武器，恢复使用弓箭，这样还能省点军费。

一个老大民族，在学习西方的历程中，不管有多少痛苦，都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习性。表面上看，是不肯认输，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实际上，就是惰性，一种总是想走捷径，偷懒的惰性。这样的惰性不消解，换成什么制度都无济于事。

甲午战争前，朝野上下只有李鸿章一个人不想打。大概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的淮军和北洋海军是纸糊的巨人。但是，李鸿章却想不出办法改变这一切。学习的惰性，不仅来自朝廷，来自同僚，来自下属，也来自于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