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蒋介石以后
一
我们是三月二十四号离开蒋介石的——也可以说是蒋介石放走了我们。
去年十一月八号总政治部派我们到九江去做工作，本来预定的是两个礼拜，但一到了九江，老蒋就不肯放我们回来了。从此便在他的形同监视之下，做了半年的秘密工作，他始终是不肯放我们回来的，尤其是对我个人。他在南昌的时候，不知道对我说过多少次，要我住在他的周围，就是三月十五号他临走的一晚上也还对我说过：“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现在李仲公被他们扣留了，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到了长江下游，有多少宣言是要请你做的。”像这样的话，他在九江的时候也亲自对我说过两次。
三月二十二号的晚上我奉到中央的电令，叫我到上海去组织总政治部分部。那是一个普通电，老蒋当然是瞒不过的，所以我在第二天的清早便拿着电报去见他。
当我还没有把电报拿出来的时候，他先就对我说：“听说武汉有电报叫你到上海去啦。”
我说：“是的。”我便把电报拿给他看。
他说：“这次到上海去，赶快要把‘总司令行营政治部’的招牌打出来了。你是要跟着我同去的，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
不消说我依然是敷衍着他。
他委我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是三月十四号，委任状现还保存，委任状写的是三月一号。关于名称和人选上他也很费了踌躇。起初他是想用“东南总政治部”的名义，以邵力子为正主任，以我为副。后来决用了新名，更承他的“皇恩浩**”把正主任的荣衔加给了我。——我现在是让给吴老头子（稚晖）去了，我想那个老头儿一定是在暗中感谢我的。像我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识抬举”；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而且每月还津贴我三百元大洋的费用，我却反脸无情，竟至把他“卖”了，不消说我和我们邓大主任（演达）一样，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蛋”。
他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事情是很秘密的，在总司令部里面只有四个人晓得，就是老蒋、总参议的张群、军务处长陈焯、我。委任状是陈焯写的，印是张群盖的。张群在十四号亲手把委任状交给我的时候，他诚心诚意地向我贺喜，我还当面回过他们：要请他们吃大餐的呢。
但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却不只这四个人，当老蒋授意于我，要委我为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我早就密电了中央，并且将他当面对我说的话也密告了。他叫我和武汉脱离关系。他的叛逆，在那时候我已经就得着了确实的证据，我们那时候早就可以离开他了。但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叫我“虚与委蛇”，好到长江下游去再做秘密工作。所以我也就成了一个“私娼”，做了一个秘密的政治部主任；因为老蒋那时还在掩耳盗铃，他这个命令要到了南京之后才能够公开。
他已经相信我到这样的程度，既委我为政治部主任，又准备要我做扬雄——替他做《剧秦美新》的宣言，我真是枉也冤哉，看看便要由“私娼”而公娼了。我老早就想不顾一切，丢了就跑；但是我一人跑是很容易的事情，我跑了，我们那里的几十个同志不免就要大受冤屈，要带着几十个人同跑那可不是很容易的事了。
在南昌所过的烦闷的生活，现在已用不着回述，一句话归总，就是无时无刻不是想跑的。
好了，我们奉命到九江了。在九江跑是比南昌更容易的，就带着几十个人同跑也并不是好难的事情，因有一水之便，一船便可以跑回武汉。但是那时候我们的野心又起来了。三月十六号到九江，“三·一七”惨案发生后第二天他就叫我们先到安庆去。我们以为只要离开了他，在安庆还可以做些工作，所以又决心赶到安庆，但是结果是我们前脚到，他后脚就来，来就发生了“三·二三”惨案。一个炸弹打下来，把什么都打得一个粉碎，还说得上什么工作计划吗？又加以“三·二三”惨案我算是他的阴谋的一个破坏者，我的真面目他应该知道，他一定是含恨入骨的。我们假使还要在他的口中，那是只有听他咽下了。
但不料准备着早迟听他咽下的我们，却遭了他的恩赦。
他在二十四的清早，亲自写了一封信给我，信是这样写的：
沫若同志，等候不及，中正先赶赴下游，兄与一民兄同来。中正。
得到了他这张赦令，我们那时候是怎样地快活呀！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那样地放心，竟肯把我们放手。或许他正是不放心，所以才没有叫我跟着他去的吧？但这个哑谜儿，我现在也没有工夫来猜想了。
我们虽然脱离了他的虎口，但仍然是在他的虎肘中的。朱一民就是监视我们的人。而且自从他走了以后，安庆的左派分子都集中到总政治部的周围，总政治部和他们总司令部形成了两个对垒。青红帮的流氓们天天造出谣言，要来捣毁总政治部，并且要用暗杀手段来对付我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几天，我们真正是有点岌岌不可终日。那时候上下行船都没有，真正是如像陷在天罗地网里面的一样。
其实安庆当时的局面，自老蒋走后，在客观上或许还缓和了些，不过在主观上我感觉得十二分危险的，是在二十五日我去游说过一次李宗仁以后。
二
李宗仁的江左军总指挥部是设在安庆的工业学校。二十五日上午十时，我和辛焕文同志两人去访李宗仁。李宗仁是我的酒友，同时如像李仲公、朱一民、俞飞鹏诸人都是我的酒友。我是借酒来韬晦，同时也是以酒为钥匙去打开他们的秘密关锁。可是酒给我的恩德也就不浅了，我的两耳几乎要成为全聋，我的睡眠也被它替我剥夺掉了。以后或许是我用不着酒的时候了吧，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那天很冷。我们到李军长那儿的时候，他正和陈调元的党代表袁熙绩在围炉谈话。我们到后，袁熙绩便告辞走了。我们便立刻喝起酒来。
一面喝酒，一面把许许多多的话来打动他，希望他在安庆举事，肃清一切反革命派的势力。
那时候在安庆举事是很容易的。拥蒋的武力只有陈调元的两营人，反陈的有蔡文彬的一旅。蔡和陈是势不两立的，蔡在前已经解决过陈部杨世荣的队伍。老蒋到安庆抑蔡，他留朱一民在安庆的任务就是要强迫蔡部出城。蔡文彬不消说是不甘心的。“三·二三”惨案发生后，二十四的晚上，蔡派人到省党部和政治部来接洽，说他可以举兵反陈，但怕李宗仁解决他，想得到这一层的保障。我们去说李宗仁，一半也就是为这个缘故。我们把什么话都说尽了，李宗仁的头脑似乎也明白，但他总下不起决心。他知道蒋的恶迹，他知道“党权运动”的意义，但他对于蒋总还不免有些姑息和顾忌的地方。最后说得我烦躁起来，竟扬声愤气地说：
——“像老蒋这样残杀民众的叛徒，只要是忠于革命，只要是有良心的人，哪个不应该起来反对他！我现在就首先反蒋！”
这一说也把他激动了，他说：“只要中央有命令我就干。”
我说：“现在中央的命令哪里能够来？一切通信机关都被他封锁了。你干了，中央是只有嘉奖你的；并且又不是反对他，只假着不知道他的秘密，我们起来肃清反革命派，他是有苦难说的。”
他说：“我只有一营人怎么干呢？”
我说：“我只要有一连人都敢干！”
实际我最痛心的，就是总政治部的武力只有两支驳壳枪，那时我们假如真有一连人，把一切反革命派都可扫除干净了。
——“好，干！干！干！”李宗仁把右手握成拳头向空中举了几下，再说了一次“干！干”，但接着他就萎下去了，又连说“厉害，厉害，我要睡”。我看他脸色也转苍白了，他的确是醉了。
两个人谈了半天，喝了一瓶半的白兰地——焕文是不喝酒的，他也先走了。我把李宗仁扶上床去，他立地就睡得人事不省，结果是今天的一场游说算是布了一场迷魂阵。
自从我说了李宗仁一次之后，我自己便感觉着危险了。无论上行也好，下行也好，那时候我急于想离开安庆，但是不凑巧地那几天都没有船。我那几天实在有些焦急。
最令人着急的，是二十六的那一天。
那天有一只兵舰开来，朱一民发出一个通告，要总部各部处的人全体准备出发赴南京，这时候真令人两难。同去呢，不仅工作做不动，且又陷入老蒋的虎口之中。不去呢，老蒋立地就晓得我们是反他的，他一封电报给陈调元或者其他的任何青红帮的首领，都可以囚禁我们，甚至致我们于死地。幸好一只兵船载不下总部全部人员，我们等他们各部处的行李、人员都上了船，朱一民也上了船，船快要开的时候，才派辛焕文同志去问一民说，我们有几十担宣传品和几十名人员，该安置在哪里；一民说没有地方安置。我们便叫他们先走，随后另外弄一只差船赶去，于是便闪过了这一重难关。我们和老蒋以及他的爪牙，便全部脱离了。
安庆非可久居之地，青红帮已与我们为仇，随时都可以袭击我们。我从二十六号起已经改了装，移住于城外候船，但是船是始终没有的。一直等到二十八的一天，杨正宗同志领导着南昌留守的人员，坐了一只差船来到安庆，我们才遇见了一个救星，一个意外的救星。
我们离开南昌的时候，留了一部分同志在后方留守。我们所担心的便是这一部分人，怕的是我们与蒋脱离了关系，他们会不能走脱。亏得杨正宗同志也是善于“做上层工作”的人，他竟把总部留守的张群瞒过，能够公开地带领着全部人员出发。他们不仅是做了我们的救星，而且给了我们无上的安慰。我们在安庆江边重逢的时候，真是如在梦里了。
二十八日全体同志都上了船，我们是决计到上海去的。因为船上没有灯也没有旗号，便派人到第八师去接洽。快要到午后两点钟的时候，派去的人还没有回来，朱克靖同志和他的夫人来了。
克靖是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他是从武昌来的。过九江时船没有停，便一直把他拖到安庆来了。他把武汉的情形告诉了我，说是中央已有坚确的决心一定要罢免蒋介石。同时他是负有重要的使命到九江去报告朱培德军长的，他要求我们把船送他回九江去。往返九江也不过三两天的工夫，再加上海方面我已经派了十个同志去做工作，那方面也还有许多重要的人可以指挥一切，所以我就决计送他回九江。
三
那时九江在形式上还是反动势力的下边。我们到九江是三月二十九号，国际工人代表团也是在同一天到的。
到了九江，我同克靖便去见朱培德军长。我把安庆的情形报告了他，朱军长显得很有决心，也像很有计划。他当天便发出了命令，把当涂的第九师团调回，集中安庆。南浔铁路沿线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第三军的势力范围。江西方面蒋介石的残部是很惊惶失措的，不过他们依然还在蠢动。同时就在我们到达九江的一天，我们还得着一个顶快心的消息，那就是中央在三月二十三号已经罢免了蒋介石的职权。那时候我们真是高兴，以为从此长江下游更是不成问题了。朱军长及其他同志们劝我在江西再做一番工作，我也觉得还有到南昌去一次的必要，因为一切的通信机关都被蒋介石封锁了，安庆“三·二三”惨案，连相隔仅仅几点钟水程的九江竟连一点风影都不知道。我觉得应该趁着这个时候，把蒋的罪状宣布出来。所以我便把部里的人除掉少数人留在九江之外，统统遣回了武汉，我的意思是要他们回来报告消息的。我于三月三十日便同克靖同志同赴南昌。
南浔铁路的检查是很严密的，我们所有的行车都经过了检查，我假充为第三军的一个参谋，姓高名叫浩然。
南浔铁路沿线的春光是很明媚的，仅仅离开了两个礼拜的江西，已经成了一片锦绣的世界。四处的桃花都在开放，杨柳已经转青了，一片金黄的菜花敷陈在四处的田亩上，活活的青水流绕着沿线的溪流，清脆的鸟声不断地在晴空中清啭。这些亲切可人的自然，对于两礼拜来日日焦头烂额的我，不免更觉亲切。自己的心中虽然怀着些轻淡的不安，无名的恐怖，但总觉得是回到了故乡来的一样。不过每逢车一到了一个车站的时候，总怕把头伸出窗外，总希望停了的车火速再开。
南浔铁路是不能直抵南昌的，终点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还隔了一道章江。章江也浩浩****地涨满了一江春水，淡黄的江水上浮着无数的浮沫，要比如群鸥——可惜是黑黄色的。天上也时有白色的水鸥翻飞。这些泡沫的浮岛，有人说可做肥料，怕是沿流土岸中硝质的溶集。
渡过章江，由章江进城，我把眼镜取了。我倒没有看见什么认识的人，但不晓得有没有认识的人看见了我。
进了南昌城，一直便跑到东湖边朱玉阶（德）同志的家里，我便住在那儿。玉阶本是第二十军的党代表，因为杨森不信任他，他便到了江西，在第三军充教育团的团长。这次江西能够免受蒋介石的屠戮，江西能够成为革命势力的范围，玉阶所率领的教育团，是有不小的功劳的。
——“你认得我么？”
我看见朱玉阶夫人便首先问她。
——“怎么不认识你？你是吹号的。”
说了便不觉大笑。“吹号的”！这个徽号的来源，真是一个绝大的耻辱。那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事。二周年纪念的一天，在南昌方面因为大雨，大会没有正式举行。十三、十四是公奠的日期，十五又才正式开会。因为到会的群众将近二十万人，蒋介石的声音不能传遍，他便叫我用传话筒替他传达。那时候我不该过于卖力气了，因为我的声音素来大，我便替他传达起来。他说一句，我传达一句，传到后来他的演说才完全是反革命的论调。他叫江西群众要拥护江西省党部（以前的伪省党部），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这些话当着二十万的群众面前，也不能不给他传达，我真想把传话筒来打得他一个半死了。但为情势所迫，只得忍耐着又出卖了一次人格，昧了一次良心。我在江西半年，可以说完全做的是这样昧良心、卖人格的工作，我现在回想起来，不觉犹有余痛。玉阶同志说得好：“蒋介石是不识抬举的东西！”
这“吹号的”一个徽号，大约就是从那次大会赢得来的。受了别人的践踏，卖了自己的人格，有苦难诉却还要受社会的骂名——听说在我未正式反蒋之前，武汉的同志有不少的人怀疑我，上海的同志更有人准备做文章来骂我了——这种工作真不是人干的，然而也忍耐着干了半年。蒋介石哟，我还要痛骂你一句：你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不识抬举的狗东西！
我自己的性格素来是倔强的，这一次把我磨练够了。我自己就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无聊的政客，我很替我自己危险。我想以后我还是要恢复起我的倔强性来。干得下去就干，干不下去就拉倒。我不愿意再替任何人捧场。自由恋爱还可以，不情愿地被人强奸总是不情愿的。
在玉阶家里总共住了四天，头一天去见王副军长治平，向他报告了安庆的情形。他也把南昌的情形详细对我说了。南昌自从蒋介石走后，总部留守的张群和伪省党部、伪省政府打成了一片，几次收买流氓、伤兵来想大肆屠杀，但都被王副军长镇压下去了。张群志不得逞，很想用武力来对付第三军，但这条小狗总还没有大狗的胆量大，在四月二号的清晨，终觉不安于位，“逃之夭夭”了。
四
在玉阶家里一间光线不十分充足的室内，第二天的清早便开始草《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手不停披地写了将近一天的光景才脱了稿，脱稿后便拿去付印了。
第三天又草了一篇《敬告革命战线上的武装同志》，这篇文章是偏重在理论方面的，好像没有传到武汉来。
把这两篇文章做了之后，我赴南昌的使命算是完毕了。本来决定在第四天四月二号的清晨走的，因为张群同在那个时候走，所以不得不避开了他，改到下午。下午走到章江边上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又不得不改到明天。我是四月三号的清晨才离开了南昌。
四月二号的下午，南昌的民众团体，实行解决伪省党部，捉了二十几个反动分子，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程天放。
这位程天放，可以说完全是段锡朋的工具。他做了一回伪省党部的宣传部长，又荣升为伪省政府的教育厅长。在他未做部长之前，有人介绍他来请我委任他为军官团的政治指导员，我拒绝了。他有一个流芳百世的典故，就是解释帝国主义者为“地大物博的国家”。他的程度是怎么样，那就可想而知了。
程天放被捉，我特别到总工会去观光了一次。我看见他那个小流氓的样子煞是可恨，又煞是可怜。两手是用麻绳反剪着的，斜戴一顶呢帽，穿一身不十分周整的西装，领带也是偏在一边。
我问他：“段锡朋往哪儿去了？”
他说：“我不晓得。我是晓得的时候，你拿我去枪毙。”
我听见他说了这一番话，心里只想说：“可怜你也有今日！”
旁边有许多的工友揶揄他：“喂，厅长啦！厅长大人啦！”他只青着一个面孔，鼓着一双眼睛，没有说话。
此外二十几名的反动分子，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倚在墙上，有的缚在柱上，到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不认识段锡朋了。
其实段锡朋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本领，只是他肯干，他的领袖欲强，这便是他的全部。大凡领袖欲强的人把一切的人都看成他的工具，蒋介石便是一个好例子。段锡朋也是一样，他是素来看不起人的，国民党中没有一个首领可以值得他的称许，而且也没有一个首领没有受过他的批评的。他之拥戴蒋介石，也不过把蒋介石当成一种工具罢了。
他的肯干的程度是可以令人佩服的。他在不得势的时候，人所不能干的事体，他都能够干。他的钻营本领也可概括以“肯干”两个字。就我所知道的，他在武昌大学被赶跑到广东的时候，本来也想在政治上活动的，但是他初到广东，政治上没有可以使他活动的余地。那时候的广东大学便是容纳这些人的逋逃薮，凡是在外边没有地位安插的，便都介绍到广东大学里来。段锡朋便是这样被介绍来的一个。但是介绍来的不必一定就有位置，广东大学的门罗主义也是很严的。他初介绍来的时候，本来应该进法科，那时候的法科连他这样的“英雄”都拒绝了。他便时常来扭着我。在那时段锡朋是什么人，我是连他的姓名都没有听见过的，尽力推荐他的就是郁达夫。达夫在武大的时候和他同过事，所以认识他，尽力地说他勇敢。他天天地来扭着我，一天怕要来过三四次的光景。我想这样的程度是谁也不肯干的，然而他却干得出来。我相信了达夫的话，便把他弄进文科去当西洋史的教授。那时候因为史学系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不消说也就一跃而当到史学系的主任了。他就这样进了广东大学。但他一进去便显出他的本领，他立地和右派的学生勾结了起来。在文科风潮中暗地里反对我很激烈的，他就算是一个。他和右派学生勾结，借此以为媒介，更与陈果夫拉拢，他于是便进了组织部。这就是他得以充当特派员入江西活动的原因。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段锡朋之能在江西捣蛋，我自己实在要负一部分责任。
段锡朋跑了，程天放捉住了，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战栗起来，总司令部的人员都纷纷变装逃难了。在三号的晚上我还带着两个同志，带着驳壳枪，到财政厅长周雍能的家里去准备捉他，但他已杏如黄鹤了。那时候大家真是痛快，埋名隐姓了好几天突然可以公开起来。黑暗的南昌立地光明了好几百倍。东湖边上的杨柳，东湖边上的游船，东湖里随着轻风微微闪动着的碧绿的波浪，你们那一瞬时给我的印象比我在东湖边上和你们同住了四个月的认识还要深刻呢。
我第二次到南昌只住了四天，但这四天的生活比从前四个月的生活还要值得令人留念。我所忘不了的是南昌的奋不顾身为革命努力的同志们，我所忘不了的是玉阶夫妇的殷勤的款待。玉阶家里还有一位女同志，是一位很带几分男性的青年，她姓什么，名什么，是玉阶的什么人，我都不知道。我只晓得她也是四川人，是从广东才回来的，而且她还能喝酒。有一天她要和我喝酒，可惜没有白兰地，便没有喝成。听说她是能喝一瓶白兰地的。有甚么机会再到南昌的时候，再和她拼醉一次吧。
五
满腔高兴却被一盆冷水淋头，我们第二次回到九江，外面的形势与前一次所传说的完全不同了。
第二次回到九江是第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吴缉熙同志送我的。坐的是总司令部职员的专车。他们也是逃难，我们也是逃难，但他们是公开地逃难。我们几个人关在一间公事车里，一点都不敢露头面。回到九江来才知道中央那时并没有免蒋介石的职。不但没有免职，而且还任他为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中央所取的策略依然是和他妥协的。
在朱军长处又看到蒋的好几通电报，说是“汪先生（兆铭，精卫）①已抵沪，并且晤谈几次，党务已有办法，不致分裂”云云。这更使我们失望。我们觉得蒋的策略也还是要和中央妥协，他这样一来可以缓和反蒋的空气，而且分散反蒋的战线。
我是三号到九江，当晚又接着邓主任（演达）的一封电报，说是上海方面财政、外交及一切政治工作的进行，指导需人，而我们才滞留江西，使他不胜愕异。这样一来，我简直是进退维谷了。在当初我尚未公开反蒋之前，要与蒋虚与委蛇，也还可以勉强敷衍。但现在既已公开反蒋，我怎么能够再去继续从前的工作呢？我从九江遣辛焕文同志等回武汉的时候已经写过一封信给邓主任，表明了我自己的态度，并且已经申明，我一到九江便要公布蒋的罪状。而邓主任的来电，却反转责备我，这是使我十分诧异的。
三号的晚上本来有一只英国的商船到上海，遣回武汉的同志中有四个人在船上，到九江来见了我。我见了辛焕文的信，传达邓主任的意思，仍然是要我火速赴沪。我也就下了决心到上海去。但是朱培德军长以及其他的同志们都劝阻我，以为我去是自投罗网，毫无意义。中央要叫我去，是因为不知道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我无论如何是应该先回武汉一次，请示行止。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因此在三号的晚上，也就没有上船。
江西的省政府委员和省党部的筹备员也是三号到九江的。九江的民众在四号开会欢迎。四号的上午我替省政府草了一篇宣言，正午的时候，朱培德军长和其他的同志都出去赴欢迎会去了，我一个人留在三军司令部里。一间宏敞的会客室里面，沿壁都摆着行军床和军用文具。一架紫檀木的大钟放在正中的桌上，机器坏了，死沉沉地已经失掉了运动的作用。时间好像是凝固了的一样。我的寡白的烦闷形成了下面的一段日记：
革命的悲剧，大概是要发生了。总觉得有种螳臂当车的感觉。此次的结果或许是使我永远成为文学家的机缘，但我要反抗到底。革命的职业可以罢免，革命的精神是不能罢免的。我的路径已经是明了了，只有出于辞职的一途。始终是一个工具，但好在是被用在正途上的工具。我当然没有悲愤，结果是我太幼稚了。别的同志们都还幼稚，多视我为转移，而我自己也太幼稚了。种种的凑巧与不凑巧凑成了现在的局面。我好像从革命的怒潮中已被抛撇到一个无人的荒岛上。
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面，冷清清地在日记本上写出了这一段感想。
悲剧的形成就在两个大势力的竞争的纠葛里面，一个私人的破产，而且是正不敌邪。一个人在团体的活动里面的时候，他可以忘却一切。团体的意志就是他个人的意志，团体就好像绝大的洪炉，把一切的个人都融成一片了。但从洪炉中突然迸出一个火星子出来的时候，这个火星子的命运是只有感着孤独而且渐就死灭的。孤独就是个人意识的抬头，渐就死灭就是执着个人意识的开始。我当时就好像成了这样的一个火星子。
六
在九江等船回武汉，但是四号没船，五号也没船。五号的清晨朱军长和其他同志们回南昌，就好像凯旋将军一样，自己愈觉得无聊。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天就好像过了一年。在这样的时候，谁个都会发生一种幼稚的感想的，那就是想飞。但是你哪里飞得动呢？
好了，五号的下午，三北公司有一只上水船到九江来了，船名叫“凤浦”。这是我们可以飞的时候了。我便和第三军的马顾问一同上船。马顾问假充一个德国的新闻记者名叫马奕尔，我便假充他的翻译。上了船去，船上所载的货物是很多的，而码头工人不做夜工，恐怕要到七号才能卸完货物开船。这是再难令人忍耐的，我便和船上的买办商量。
我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早开船？”
买办说：“工人老爷不做工有什么办法？”
我说：“假使我们去找码头工人做夜工，你高兴不高兴？”
他说：“只要你有那样的本事，哪个不高兴！”
我到这时候，才把我的名片拿出来，写了一封信给九江总工会，请他们设法动员码头工人破例做一次夜工。我本来也存的万一的希望，以为为个人的利便便破坏一次成例，总怕办不到。但不料我的信去便立地生了效，这把船上的买办骇得五体投地了。他把我特别请到最上层的船长室里去，拿出了上好的雪茄、上好的苏打饼干、上好的咖啡，而且还有上好的恭维话。他不仅恭维我，而且恭维起我们一切的工友来了，其实他在二三分钟前还在骂工友们的跋扈的。
——“郭某强过蒋介石，蒋介石深怕工友们罢工，郭某一封信去便可以请工人上工。”
其实这那里是我的力量，这是工友们为革命利益而牺牲一切的精神的表现！一切资本家们，一切的买办阶级们，一切的自命为革命的领袖们，你们看工友们是何等有纪律！何等富于牺牲精神呀！你们自己疑神疑鬼，把工友们看得来就和三头六臂的恶魔一样，你们把镜子来照照你们自己吧！三头六臂的恶魔，是你们自己的投影呀！
因为有这样的关系，船上的人都晓得我已经上了船了。船到武汉的时候，武汉方面也传说我已经回来了。就在十四、十五那两天，我正在上海的时候，上海方面的报纸也传说我回了武汉，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烟幕。九江的工友们哟，我深深地感谢你们！
不消说我那回并没有回武汉来。工友们正在做夜工的时候，辛焕文同志率领着许多赴下游工作的同志，坐着原来的差船，又从武汉来到九江了。他会见了我，传达了中央的意思仍然叫我赶赴下游。我问他关于安庆的事和我公开反蒋的事，是否已经向邓主任说明，他说是说明过，邓主任说的“工作很难做的地方，尤其是急于要求做工作”。好，我是只有服从命令了。我又转换了我的方向，从“凤浦”号下到小差船，由九江赶赴下游。
我已经发表了反蒋的文章还要跑到上海去，有许多同志不能了解。有的以为我很勇敢，还想到上海去拚一条老命。其实我哪里有那样的勇气，我之所以赶赴上海，只是如像陈嘉谟、刘玉春、岳思寅、张凤岐一样，我是“服从命令”罢了。
我三号到九江的时候，当晚就有电给择生，说我已公开反蒋，如中央与我不合，我决不愿赴沪，甘受处分。择生曾有三通电报催我回来，但我一通都没有接到，我所接到的只是辛焕文同志传述的一番话。后来我才知道辛焕文同志回武汉只见过邓主任一面。
我们是六号的清早才离开九江的，八号的上午十一时到达南京。在船上的几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可以记述，只是风太大，船太小，小船在狂涛恶浪中簸**，这几日的行船大有航海的苦味。在船上还读过一些《狂飙》——是一位宣传员带的书籍——中有长虹先生者骂我“浮夸骄傲”，我觉得颇中肯綮。不过骂我为“浮夸骄傲”的长虹先生也好像不见得沉着谦恭。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人呀。然而浮夸骄傲，我觉得，比沉着谦恭倒还要好一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就是过于沉着谦恭了。自己的老婆总是“拙荆”，自己的儿子总是“豚儿”，自己的家乡总是“贱地”，自己的祖国总是“敝邦”，自己的面皮总是屁股。我是不愿意把自己的面皮当成屁股的，也不愿意把别人的屁股当成面皮——喂呀，太“赤化”了！太“赤化”了！再写一点文雅的东西吧。
风太大，船太小，
在狂涛恶浪的当中，
船儿不能进行了。
日本的兵船，日本的商船，
一只只赶赴上游，
怕是要去威胁武汉。
长江的气魄，
伟大的民族灵魂，
一片赤色的洪涛涤**乾坤。
风哟，你能摇动我的船，
不能摇动我的心！
纵使是樯摧舵折，
我也要向前迈进。
武汉是我的爱人，
我为她甘愿牺牲。
赤化的黄鹤楼，
要永远屹立江滨。
说写文雅一点，还是文雅不起来。算了吧，闲话休提，我已经到了南京。
七
南京的江岸排列着许多兵士，还有无数的旗帜在空中飘扬，听说是蒋皇帝今天要驾临了。“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君”者何？皇帝也。“落花”者何？打得一个落花流水也。民众是在鹄候着欢迎他——欢迎他来屠杀他们！这也是我们贵国的东方文化的表现呀！
我因为是皇帝的叛臣，所以不敢上岸去闯驾。小小的差船又不能再开赴下游了。我便在浦口上了一次岸，暂时住在一家小小的客栈里面，想探听了沪、宁一带的情况，再定行止。
不久辛焕文同志来了，拿了一张七号的上海报来，才知道总政治部的上海分部已被蒋介石查封。这样一来，上海简直没有我们可以公开工作的余地了。但那时我心中却也暗暗地欢喜，因为老蒋这样一表示，更足以促进我们中央的决心，因为我们中央的各领袖正在揖让立于朝与虎豹讲东方文化啦。请看吧，请看我们中国的这位墨索里尼！你看是可以和他讲理，还是不可以和他讲理的？可怜我们许多很勇敢的同志的牺牲哟！
上海既不能公开工作了，我便把派赴下游的人，由原差船送回武汉，只和辛焕文同志两人在傍晚的时候，渡过下关，走到车站上去。
金陵的形势的确是大有王气存焉。下关车站附近的一带平原，紫金山、狮子山等一带峰峦，沉默在清冷的晚气中，的确是给人以一种伟大的印象。但可惜这儿只是帝王之都，只配蒋介石来定鼎罢了。蒋介石是一个石头，我们东方人是相信谶语的，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片降旗出石头”的时候。
车站上恰好有一列兵车准备开往上海去装兵。一个检查的人都没有，车子空在那儿，我们便上了车，在铁板上睡了一夜。铁板的振动真是厉害，头在上面就好像在抛皮球。
——“今天遇着我两个才敢来，你也不怕，我也不怕，是不是啦？”
——“民治同文彬不晓得他们怎么样了，他们经过安庆不上岸，真是不应该。”
两个皮球在铁皮车中对起话来，焕文字号的皮球差不多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上一个“是不是”的。
——“他们是很精细的，想来总不会遇险吧，是不是啦？”
我最担心的就是民治和文彬两人。文彬是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的那一天由南昌回武汉的。民治是我们出发安庆的时候，从九江转回武汉的。他们两人都是到武汉来请示，究竟我们到下游去工作怎样进行，对于老蒋怎样应付，以及中央对蒋的最后的决心如何。这些都要请示明白了，我们的工作才能够开始。我在安庆、九江所盼望的就是他们两人的赶快转来，但不料他们在二十四号过安庆的时候，听说老蒋已经走了，他们以为我一定也跟着走了，便没有上岸，一直赶赴下游去了。
——“要不遇险才好。老蒋是干得出来的，他一翻了脸的时候便不认人的。三月二十号之变，邓大主任还受过他的拘禁呢。”
——“邓主任从南昌逃走的时候很危险啦，是不是啦？”
——“那一回我想倒没有什么危险，倒是我们同回南昌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啦。”
那是阳历的二月一号，——就是阴历的除夕。我和邓主任从庐山转回南昌，同路的还有在上海把孙炳文同志卖了的褚民谊。
老蒋自从从武汉回到江西，便藏在庐山，构成所谓第二次的庐山会议。中央的要人都聚会在这儿，和老蒋争持迁都逐鲍的事情。那时候演出了不少的悲喜剧，可惜我没有列席的资格，我把它写不出来。我们中央的要人们事务太忙，恐怕也没有把它写出来的时候。我是一月三十号，应邓主任的电邀跑到九江的，在庐山上算是幽会了一次，于二月一号，又同下山来。
当其要下山的时候，张静江本来都把行李整备好了，是要同走的，但因老蒋的挽留又迟了一天。
我们到牛行车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的光景，看见南昌城起火，并听见些枪声——当时我们还以为是鞭炮，是南昌城里的人在过热闹年。
在牛行车站有二三十名的卫士大队来迎接我们——其实不是来迎接我们，是来迎接张静江的。有三乘轿子，几十名挑夫。我、邓主任、褚民谊便各坐了一乘轿子渡过章江。进章江门的时候，早就看见许多散兵，背着上了刺刀的枪出城，城门口放着十几乘的藤轿，都是总司令部派往牛行车站接人的。我们那时还没有什么惊异。进城，城里的商店全部掩闭了，街上是死气沉沉的，只是街沿上处处都有散兵，我们还以为是放的步哨。及至走到省长公署的前面，前面开起枪来了。接连放了好几枪，打伤了卫士大队两个人。卫士大队便搬枪应战，把一些轿夫、挑夫骇得五零四散，丢下肩上的东西就跑。一街都是轿子，一街都是担子，真正是纵横狼藉。那时候我坐的是第一乘轿子，邓主任是第二乘，褚民谊是第三乘。在黑夜里当面受枪，竟没有吃着铅弹，真是侥幸了。
卫士大队一搬枪应战，前面的敌人便都溃退了。我们拥进辕门，还夺了一架机关枪（里面是上好了子弹的），擒着了一位连长，才知道是第三军有一部分的军队闹饷滋事。
那天晚上好容易才走进了总司令部，在总司令部住了一夜不敢出来。南昌城里是颁布着临时特别戒严令的。
我们时常谈起那晚上的事，便不免有一番失悔，悔的张静江那个病鬼没有同回南昌。假使那天晚上他是回来了的时候，不会把他打死，也会把他骇死的了。
择生那一次也是万分侥幸，他离南昌是二月三号，老蒋就是在那一天从九江回南昌的，假使再迟一天，他一定不能逃脱。
——“你的夫人留在广东，想来没有什么危险吧？”
——“想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无论怎样蛮横的蒋介石，他总不会连诛我的九族，而且我的夫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两个皮球东鳞西爪地讲了一些话，时而睡熟，时而又醒来，最后到了一个灯光辉煌的车站，我以为是到了上海了，殊不知才是常州。车从常州是几时开的，我们也不知道，但到离常州三十里的横林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早了。
八
苏州胥门外一家破旧的客栈，客栈第一进一间西南临街的楼房，两个人坐在房中挟着一张方桌谈话。一个是长袍短褂，戴着一顶马纱的瓜皮帽，一眼看去，俨然就是一位土豪劣绅。其他一个是穿的军服。穿军服的挟着一个皮包，站起来又坐下去。
最后是土豪劣绅说：“你到了的时候立刻打一个电报给我。假使情形是严重的时候，你就说‘生意不佳’；他们是有危险的时候呢，你就说‘货物业已销售’。好的情形你说不好的话，不好的情形你说好的话。我得到你的消息，无论怎样，总设法赶来。”
军官说：“我去总接不起头，恐怕调查很费手续。”
土豪劣绅说：“没有什么，你只要会着银行里的那位文先生，便什么事情都知道了。”
——“你不晓得他不是我们帮上的人呢。”
——“他虽然不是帮上的人，但他们的消息他总晓得的，你一问着小毛就行了。”
这两人就好像两个做私贩的一样，最后是军官的一位走出房外去了。
这两人是谁？土豪劣绅的一位是我；军官就是辛焕文同志。当我变装的时候，有的劝我装个勤务兵或者马夫，有的劝我装个工人，更有的劝我装个尼姑的——因为我的胡子差不多是等于没有的。但我终竟装了个土豪劣绅，我想蒋介石他们正在与土豪劣绅勾结，他们是决不会注意我的。倒是装工人或者女人，那简直是犯了他们的忌讳，因为工人和剪发的女子在他们眼中正是“共产公妻”的塑像呀。这一回从广东逃跑的同志们，听说有好多是装工人和女人上了当的，我就我的经验来说，要到长江下游去做工作的人，最好是扮土豪劣绅。
我们的车到横林便停止着了。那列兵车要到横林前一站去运兵回南京，不到上海，所以我们便不能不在横林下车，再等第二次的车来。
我们在横林足足等了半天。蒋介石是九号才往南京的，他的专车经过横林的时候，我们在车站上还亲眼看见先有一列兵车清道，随后才是他的专车。堂哉皇哉，大有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风味了。
在横林足足等了半天，又才有一列东路军总指挥部的专车开来。我们跳在一节装马的敞车上坐着。好像是要下雨的光景，但也顾不得什么，这时候马之对于我们，比人还要亲密。但不幸这部车又只开到苏州，到了苏州，我们又不能不下来。下来我们买了一份上海报来看。这一看却把我骇住了。
得到了这个消息，我们便不敢梦梦然再往前进，便在胥门外找了一家很小的旅馆住着。辛焕文同志是初到上海，总司令部认识他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便派他先到上海去调查情形。头上一段小说一样的叙述就是焕文同志和我在苏州分手时的光景。
辛焕文同志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苏州，真正是成了一个孤臣孽子了。
苏州是一个安全地带，除掉车站及阊门等处，有些“皮带”及“青天白日”在往来之外，绝少我们同帮中人，——或者可以说都是我们同帮中人；因为都是长袍、短褂、瓜皮便帽的土豪劣绅。苏州的同志们，你们见了不要生气，实在苏州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大地主发育得最完美的地方。苏州的地主是有一种类似托拉司的组织，小地主都集中着他们的租谷请大地主代收。大地主是有私设的差役和私刑的。他们收租的时候挂牌——“某某堂自某日起至某日止收租。”收租是不收谷而收钱的。农民得了谷还不能直接上粮，第一步不得不使粮谷变成钱。然而在乡下收买粮谷的是什么人？就是这些大地主。农民就这样受着大地主的重重的剥削，所以弄得来卖田地，卖房廊，所有一切的自耕农都化成农民无产者；还不够，还要卖老婆，卖女儿。上海滩上的一些娼妓、野鸡、姨太太、丫头，多是苏州姑娘，她们的来源是什么，你们就可以知道了。
我在苏州住了五天，可以说一点也没有什么危险。我每天只是跑进城去买些书来看。
除读书外，没有一个钱的事情可以做，苏州城里简直可以说是“死都”。不信你们请到那儿去尝尝滋味吧。你们到了那儿，一定就感觉得死后的状况了。——我并不是想说苏州的坏话，要晓得死并不是坏的东西，死后我想是最恬静也没有的，那儿就是宗教家所幻想的天堂，文学家所幻想的乐园，比抽大烟上了瘾的人所感受的那种忘神状态恐怕还要愉快。我没有死过，本来不晓得死后的情况，但在苏州也算是死过一回。苏州城里的一些背街真是恬静哟，一些砖砌的民房就跟坟墓一样，街头巷口泛着一种形容不出来的恬静的幽光，人到这儿就好像魂游太虚之府。一些玉石凿成的女子都是天上的可儿。你听她们那清脆的声音哟，那真是清，真是甜，真是如像雪梨的滋味一样清甜。——唉，写着我不觉又吞了一次口水了。
在这样的死都，然而也还有些不安分的活人。
那是十号的清早，我到阊门去。看见一座青年会的门前，挂有党旗、国旗，是苏州市党部第四区分部的办公处。我进去看了一些报。我看里面办事的人都很注目我。我向他们间侯绍裘、张曙时诸同志的消息，他们都答应不晓得。回头连门外的党旗、国旗都取进来了。大约他们以为我是侦探吧。
就是这一天是苏州总工会缴去日本租界警士的枪械的一天。日本的一家纱厂积欠工人的薪资不发，准备关门回国，工人不依，日警士便要以武力对待，所以工会缴了他们的枪械。（这件事我记得不十分清楚，只有请苏州的同志们出来更正了，假如是有错误的时候。）这使白崇禧得了一个口实，以查封总工会及市党部。献媚于帝国主义者的蒋介石，献媚于帝国主义者的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等，其甘心卖国已至于如此。而他们最近更丧心病狂，在上海一带乱造谣言，说国民政府已经把汉口租界送还外国人，国民政府是媚外的政府，其不要脸的程度，真可以使鬼都害怕了。
苏州这样安全的地带，虽然也时有危险袭人，但在我自己是一点什么危险也没有的。因为我不认识一个人，也好像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在这儿好像尽可以悠游自得了。然而我在苏州的几天却是最痛苦的几天。我自己已经是被革命的潮流卷上岸去了的人，一方面又担心着沪上被捕的十九人的生死。这十九位同志可以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遭了缧绁的，我自己的心怎么能够安得下去呢？
十号的晚上，旅中的邻室有小儿们嬉戏的声音，是有一个家族寄宿。两个小儿时而唱歌，时而读书，时而顽皮，笑声没有一刻的止息，真好像两个大小的珠子在玉盘里面回转的一样。他们一点都没有忧虑，一点都没有畏惧，他们不消说是受战事的影响才流落羁旅的，然而他们简直是如住在家里的一样，或许比在家里还要快活。我在邻室听着，不觉得流下泪来。“感伤”的魔鬼伸出它的巨爪来把我捉着了。
好友呀，你们为我幽囚，
妻儿呀，你们为我离散。
我如今独宿中宵，
禁不住愁肠万转。
我无端地成了悲剧的主人，
我被革命的洪流卷上岸滨。
你们充满着情爱的邻居哟，
你们是何等的美满呀，欣幸。
侧听着小儿们嬉笑的声音，
好像是听着钧天的雅乐，
邻居哟，你我仅相隔板壁一层；
我是舍生命去救我友人？
抑或隐姓名去顾全妻子？
二者交战于我的心中，
我的歧途是界于生死。
我早已矢志牺牲，
本用不着再事夷由，
但一边是妻子五人，
一边是友人十九。
万事是永远不能两全，
我只愿和我妻儿再见一面，
可怜他们孤单的羁旅，
和我的相别已经将近一年。
我希望他们离开了羊城，
在目前并已经到了上海，
到友人陷入网罗的地方，
我要冒万险而不迟滞。
九
辛焕文同志是九号往上海的。去了之后，十号不见回来，十一号也不见回来，竟连什么消息也没有。大约是连他也被逮捕去了吧？
我的心已经决定了，我想去见蒋介石或者白崇禧。我想，我是他们所指的主要人犯，我去见了他们，让他们惩办我；我是可以把那十九位同志救出来的。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无论从革命的利益上，或从个人的道德上说，我只是一个人，而且是别无多大能力，能力也已经是固定了的人。正是我应该死的时候，我不能够顾全我自己而牺牲十九个年少有为、正有无限的将来的勇敢的同志。
我的心已经决定了，任凭蒋介石、白崇禧把我去怎样处治，我总要去救那十九位友人。十一号的中午时分我把电报都拟好了，准备打给蒋介石。
南京总司令部蒋介石先生大鉴：沫若现在苏州，阅报见上海总政治部已被查封，并拘捕同志十九人，不胜愕异。一切责任由沫若个人负担，不日即将踵赴行辕或前敌总指挥部自首，听受处分。惟彼十九位同志皆年少有为，缧绁非其罪；应请速电前方，迅予释放为望。沫若叩。
这是在文字上我称老蒋为“先生”的最后一次。现在想起来真不免有些滑稽，但在当时实在逼得无法可想了。我记得好像就在那一天，还写过一封信给我们“革命的大姐”蔡畅同志，报告我的行踪，并报告富春同志已到上海的消息。我怕武汉的同志们不知道我的下落，替我担心，但我又不能公开地通信，我写给蔡畅的信上，“沫”字是写成“妹”字的，于是“土豪劣绅”一变而为“母豪劣坤”了。打倒土豪劣绅而不打倒母豪劣坤，未免太不平等，谓天尊地卑，母豪之不足打倒乎？我如果是妇女解放协会的人，我就要起来抗议。因为有许多反革命的人，或者反革命的事实，多是由于母太豪而坤太劣了的呀。妇女解放协会应该提出一个口号是“打倒母豪劣坤”。
我们政治大部所制的妇女解放协会的调查表格上有一栏是“男会员若干人”。有的人很不了解，以为怎么妇女协会中会钻出“男会员”来？他以为我们政治部里面的人太糊涂了。其实这真正是想得周密呢。像我们这些男子，在逃难的时候，摇身一变随时随地都可以变成女人。而她们有些女同志，剪了头发，穿上军服，走起一摇一摆的堂皇大步的时候，哪个又晓得那是雄乌还是雌乌呢？革命是客观的。所以我们政治大部的人才制出了这样客观的革命表格——不过这种表格我还没有拜观，是林熙盛同志告诉我的，我相信总不会是没有的吧。没有的时候，是我们政治大部减少了一段光荣的历史。
还是来写些正面的文章吧。
我给蒋的电报已经拟好了，但是没有发。我总想等辛焕文同志回来。我的遗言都写好了。我身无长物，只有两部可以抽版税的书，每年可以抽得二三百块钱的样子。这是我的给我的夫人的唯一的遗产。我的夫人是要嫁人的时候，只要真正能够爱她的人，就是日本人也可以。还有我的三个男孩子中，总政治部的铁罗尼顾问想要一个，只要我的夫人同意，可以听凭他选择一个，那是一定可以养育成一个好人的。——铁罗尼顾问是我们的最好的一位同志。他要我的儿子这是正月尾间的事了。他的夫人有孕，是去年五月快要分娩的时候回俄国去的。他那时对我说：他要我的儿子去，送回俄国去受教育，第一步使他成为童子团，第二步使他成为西歪，第三步使他成为西比，在职业上是要使他成为一个极好的工程师。他说：他的夫人假使产的是女儿，就把来配给我的儿子。那样一来，我们的孩子就是国际人了。因为他是高加索人，他的夫人是俄罗斯人，我是中国人，我的夫人是日本人。铁顾问是一位富于幻想、富于文学趣味的实行家，他的幻想真比我还要超脱。可是他的夫人所产的是男公子，而我的孩子们最近还不知道下落如何呢。
我索性在城内的玄妙观、城外的留园、西园去畅游了一遍，在久华楼上就跟“吃衣禄”的一样大吃了一场。第一次才尝试了江南的莼菜的风味。傍晚的时候回到寓处，辛焕文同志却已经在房中坐着了。——“哦，你回来了吗？民治和文彬怎么样了？”
——“他们一个都没有捉着，你放心，民治有封信给你。”啊，我真是喜出望外。
——“他们怎么会没有捉住呢？捉着的是些什么人呢？”
——“民治同文彬都出去做工作去了，因为六号那天是工人纠察队授旗。”
——“查封的时候情形是怎样？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才查封了的？”
——“民治到了上海，在五号召集了一次各级政治工作人员的联席会议，通电拥护中央，写信质问老蒋，并群往总司令部请愿，要老蒋表明态度，被老蒋痛骂了一场。六号的下午五点钟的时候，白崇禧的卫队便去查封总政治部，简直就跟强盗一样，把什么东西都抢干净了。他们捉着一位女同志，开始就在她手指上找戒指，又把她的两手向上一勒，勒到她的上膊，是想在她的手上找出金镯子来的。他们的确是捉去了十九个人，除了几个真正是本部职员之外，有些还是外来的客人。现在他们络络续续都释放了，还剩下八个人，只要有相当的保人便可以保出来的。他们所要的是民治。卫队在政治部楼上捉人的时候，指名要李秘书；捉到龙华去的时候，潘宜之首先便来查人，问李秘书捉住没有。所以他所说的‘主要犯人在逃’，是指的民治呢。”
——“都躲起来了。”
——“北火车站检查得厉害不厉害？”
——“检查是检查的，有兵在车站上把守，不过我穿的是军服，他们没有检查我。我一去就会着文先生，便把民治找着了。本来昨天就想回来的，因为没有火车所以才等到今天。”
——“你今天假如不回来，我几乎跑到南京去了呢。啊，真正是侥幸！”
我贪着和焕文讲话，民治的信都忘记了看。看了，也没有写什么，只是叫我不要坐火车去，最好是坐小火轮从苏州河到上海。啊，现在我还怕什么呢？就是走路到上海，也不过仅仅两百多里的路呀。
一〇
真正是像遭了大赦的一样。十二、十三两天都没有车，也没有船，我们仍然留在苏州。我的创作欲公然发动起来了。我那时就想写一篇小说，叫着《未完成的悲剧》，想把这场滑稽的悲剧写出来，不消说这场“悲剧”永远没有完成。
我自从去年三月到广东去后，便决心想和文学断缘，一年以来我实在也没有写过什么文学作品。有许多朋友骂我，说我作了官便不作文章了。其实官之于我何有哉？我一直到现在并不觉得我是做了官，只是不知道是怎的，文章总是没有兴会做。自出发以来，传单、标语、宣传大纲、政治报告，虽然做得不少，——这是我们邓大主任所说的“新艺术之创造”，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创作欲的发动可以说是只有两回，一回是这“未完成的悲剧”，还有一回是“烧了相片”。这相片是一位女同志送给我的，那是二月初间的事，我因为有一天晚上想起我的夫人来，我又把它烧了。就只有这么一回事，可是也没有写出来。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我为浪漫鬼，其实我之不浪漫，犹如鬼之不浪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哪里会浪漫得起来。
——“我在车上还遇见一位很好的女子呢！”辛焕文同志突然得意地说起来。
——“吓！你还有那样的艳福吗？”
——“我一上车便遇着她。起初我和她的哥讲话，还有一位是她的未婚夫，她很留意我。我和她的坐位之间本来有一个空位的，她的未婚夫，这是她告诉我的，要来坐，她没有让他坐。她自己坐来挨近我，让她的未婚夫坐在她的旁边去了。我从上海和她一直谈到苏州，她是在上海读书的，社会上的事情不十分清楚，我向她尽力地宣传，她也很能接受的光景。”
——“吓吓，做政治工作的人，做妇女运动是拿手好戏啦。”
——“不过，可惜她问我的姓名，我不敢认真告诉她，我依然说我是‘文焕星’，是总司令部秘书，恐怕她会有信写到南京去吧！她还削过一个苹果给我吃。”
——“问是问了，我没有记得清楚。”
——“糟糕，你这简直是一场春梦了。”
一团和气的焕文同志把身子扭了一下，又微微叹息了一下，但我相信，他的宣传一定拉了一位女同志上了革命战线的。
近来皮带的作用很大；有许多女同志因为恋爱皮带的关系，竟也革起命来。还有许多男同志，因为吃醋的关系，竟也背起皮带来。皮带啊！皮带啊！汝之为用大矣哉！愿天下有情人都背皮带！
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投机少年，跨党分子。”——这是蒋介石给我们政工人员下的八个字的批语，不消说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说我们“投机”，但投的是革命机，并没有投你蒋家机。说我们跨党，那真是不胜光荣之至了。现在“跨党”二字差不多成了“革命”的代名。只要是革命的，便是跨党的。蒋介石是在骂倒我们，其实是在恭维我们。
明明是屠杀农工，他偏也要打着农工政策的幌子。明明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说不是，“我是做的马儿”。明明欢迎孙传芳、张宗昌的代表，极力向他们求和，他说不是，“是他们来投降我的”。明明在南京、上海、闽、浙、广东一带惨杀了无数的勇敢的同志，他在南京偏要发出一个通令，令海内外各级党部追悼此次死难的路友于等十数位先烈。明明“是一切权力属于蒋”，他偏也要说“护党，护党，护党”。偷了人，还要想建贞节牌坊，蒋介石哟，你真好不知羞耻！你的膏药已经卖得有点程度了，你自杀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吗？
“惟大英雄能本色”，有许多人都说蒋介石是“英雄”，其实他哪里有半点的英雄资格！不消说他是想当一个英雄，然而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狗”，刚刚是成了一条帝国主义者的跛脚的走狗。
狗，也自有狗的厉害。我们骂一个坏人就说他是狼心狗肺。蒋介石的心，蒋介石的肺，的确是人所不能具有的。他的残忍，他的恶毒，不仅是一条狗，简直是一条疯狗了。他十二号，骗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十三号大规模地屠杀闸北市民，我们是十四号才到上海。
十四号那一天在三等车的车厢外站了好几个钟头，一直站到上海。上海的北火车站上的确是有许多兵士在巡查着，但他们一点都没有注意我，我虽然悬心吊胆地，但也泰然自若地摆起土豪的架子走出车站。白色的恐怖正是达到**的时候，闸北的市面真是惨淡。在市面上走的人每行一步都好像提防着要触地雷的一样。租界的戒备不消说是非常谨严，重重叠叠的铁线网把重要的通道都堵塞着了，洋丘八在铁线网内巡逻，土丘八在铁线网外巡逻。人类这东西真是莫名其妙，他们时时在拘捕敌人，把来投进铁牢里，但他们在自己的周围自己筑就一座铁牢，却是洋洋得意地不可一世。达观一点说：上海就像一座大鸟笼，关着一群鸟洋鬼子。不过这一群鸟，它们所吃的东西却是我们的人肉罢了。
我在惊惊惶惶的人群中好容易才走进了租界。我是和辛焕文同志约好了的，我到北四川路的一家书店里去等候他们。这家书店的主人和我很要好，其主要的原因不消说是因为我的“帝国主义者”的关系。自从我去年出发以后，只要一有便人到广东，书店主人是要送些礼物或者儿童画报之类给我家里人的。我很感谢他。
我一走进书店，老板看见我，把他两只眼睛都睁圆了。他是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的。他赶快把我引到背僻的地方坐着，向我说了一些上海的情形和日本人对于我们的态度。我也毫无隐讳地把我的态度对他说了。
回头他的夫人回来了。她又引我上楼去坐，十分殷勤地款待着我。她晓得我是吸烟的，她赶快亲自买了一筒“司令牌”来。她听说我早饭、午饭都没有吃，便赶快又叫了些日本料理来。她和我的夫人是在彼此通信的，久不得消息了，她也很在关心。她说我比从前在上海的时候强壮多了。店主人是要在楼下坐店的，招待我的责任就由她一手承担，倒使我心里非常地难受。我感受着一种谢意的浓重的压迫。每逢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的时候，他一定要跑上楼来告诉我。她知道我的听觉不敏，总是要把她的嘴挨近我的耳边递话：
——“楼下有中国人来买书了，一定有认识你的人在里面，你暂时不要下去。”
像这样很细密的对于我的关心，我真是感觉得她就跟我的姐姐一样。
但我这人也很奇怪，我愈受着别人的优待，便愈觉得不安。不怕他们那洁净的楼房，整列许多书橱的楼房，对于我是十分的安全，但我总想能够离开得愈快就愈好。
民治走上楼来了。相隔仅一月，差不多到了不认识的程度。面色很黄黑、很清瘦，一眼看去就是饱经了忧患的神情。他一上楼来就叫我：
——“走，走，车在外边等。这里可以‘派司’吗？”
——“不要紧的。”
我说着把正在读着的一本《西洋社会运动史》放还原地，便随着民治下楼，向主人夫妇告别。他们苦口留着我，怕我出外危险，劝我就在他们的楼房里居住，我辞谢了。主妇跑上楼去，把刚好抽了一支的“司令牌”拿下楼来。她说：“我们家里不吃烟，请你带去吃吧。”我没有接受。她的丈夫去包书去了，因为我买了两本书。他把书包好来递给我，看见桌上的烟，也说：
——“你把烟送给高先生吧。”
他的夫人说：“我送给他，他不要呢。”——隐隐含着一种埋怨的意味。
我心里觉得很对不住；烟是她亲自替我买的，送给我我又不受。但我要受时，我实在受不住这重重的谢念的压迫，所以我也只好忍着心不受。
——“不危险吗？你要当心些呢。”
他们一直把我送上了汽车。汽车上坐着文彬与焕文，大家的欢愉充分地表示在握手的强度里，眼光的明发里。文彬正想说话，民治把手一捏，把嘴一呶，我们大家都沉默着了。
十里洋场，一街都是洋丘八，轰隆隆地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来，轰隆隆地又乘着一部敞的大汽车跑去。乘马的、乘阿托拜的、乘摩托的、走路的、站岗的，步枪上都上着刺刀，不知究竟在戒备些什么。天气尽管是十分晴明，市面尽管是十分的繁盛，但总横溢着一种十分严重的惨淡的空气。所谓“白色的恐怖”，人到这儿，就是瞎子也可以感觉得到的。惨白的上海哟！我们同志们的血总有一刻要把你染红的时候。
乘着汽车由北四川路一直跑到静安寺路的尽头处。民治们是住在一处弄堂里面的，他的小毛我也看见了。他们是去年九月在汉口成就了革命的恋爱的。“天撒下自由种，佇看将来爆发时。”——这是民治爱写的两句诗。小毛妹妹的肚腹随着革命的潮流一天一天地高涨起来，民治所撒下的自由种，看看要达到爆发的时候了。
想起来不免令人好笑。我们初见小毛，就在去年九月，那时候合林在组织秘密侦探队，要一位女同志帮忙，有人就介绍小毛。小毛是才从襄阳来的，有一天晚上，合林引她到南洋大楼——那时候政治部是设在南洋大楼，我才第一次看见她。她戴着一付药片眼镜，穿的是竹布短衫、青绸的裙子，头发不消说是没有剪的。那时候的小毛，全身都是封建制度。最有趣味的是她那付药片眼镜，我们称之为“保险镜子”。
合林是惯爱替人做月下老人的，他遇着小毛，便想把她和民治拉拢。我们便极力地向民治鼓吹，说小毛如何庄重，如何小巧，如何美貌，如何伶俐，不消说把民治也打动了。殷勤的合林特别在一天晚上约他们在广州酒家吃饭，我也在那儿奉陪。民治和小毛是第一次见面。两人都不肯说话，就跟敌对着的两个壁垒一样。我们是做政治工作的人，就拚命地鼓吹，拚命地在旁边替民治出力，总想鼓动着民治赶快上前去冲锋陷阵，然而民治总一句话也不说。民治的不说话是他的特性，他在无声无息里面把一切的事情都干好了。所谓“斗鸡不叫”者是也。那时候武昌正在围城，武昌城围了四十天才攻下来，比武昌城还要坚固的封建时代的女儿城，被我们沉勇的民治还没有攻上四天便老早攻下了。
武昌攻下后，一城的“新艺术”便“诞生”了出来，完全成了革命化的武昌，而我们小毛身上的封建制度也了无孑遗了。她的药片眼镜老早送给了我，因为有了保险的人，用不着再用镜子来保险了。剪了的短发加上了烙铁，竹布的短衫变成了红色的旗袍，青绸的裙子变成了鲜艳入时长齐脚跟的肩褂，添花的丝袜、黑漆平跟透花的尖皮鞋、糅皮的手套、漆皮的长方手提包，小毛的一身整个儿起了一次社会革命。不过这一次的革命是由封建制度到资本制度的革命。然而资本制度刚好才开始，而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了，并且等不到资本制度的完全成熟，而第二次的社会革命看看便要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