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的成本大于勾结

山西省繁峙县检察院前副检察长、反贪局前局长穆新成倒掉，据消息人士透露，穆的财产大概有2亿元。繁峙是个煤矿大县，县里众多矿老板和涉矿的各级政府官员，多被这位反贪局长“办”过。凡矿主，如果不“进贡”的话，就要遭到“以办案为名的敲诈”。（据2009年6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

类似的情形，还有一个靠“双规”敛财的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后者敛财的数目要稍逊一筹。

反贪变成了贪，监察办案权变成了诈财权，看似吊诡，实际上，这属于监察权对掌握资源的行政权的一种“分肥”行为，由于有监察机构的存在，受其监察的官员把所掌控的资源吐出一部分来，跟监察者分润，从而确保安全。这种事，自古以来就存在，属于古代官僚制的一个无法根本解决的难题。地方上，凡是负责监察的官员，无论是地方原来设置的，还是中央派下来的，时间一长，就会实际分享地方长官的权力，让监督变得有名无实。

这种现象，其实在今天也绝非一两个特例，在我们的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都有过。只是，过去分肥诈财往往限于国家机关，而且往往限于查出事情之后，现在则被曾锦春和穆新成们扩大到了企业家头上，国企也就罢了，事实上连民企老板也逃不脱，有事没事都得交保护费，或者叫免伤害费。

这种监察权分肥的现象，是古代政治权力制衡的一个难题。不找人看着吧，地方官难免胡作非为，找人看着吧，聪明人之间很快会达成妥协，看人的人也想明白了，与其费力看着，不如利用这权力分享好处。一个得到安全，一个得到好处，皆大欢喜。

古代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一是不定期派出密查人员，下去当特务；二是定期轮换地方监察官，趁双方还不熟悉，来不及达成协议，就换人了；三是利用地方乡绅反制，为流动监察官提供信息。但都不十分有效，或者不总是有效。每个王朝的官僚机构，到了一定时候就会锈蚀失灵。

其实，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整个官僚机构，基本上是一个封闭体系，行政也好，监察也好，无非是这个封闭体系中的两个部分。只要这个体系是封闭的，那么两者可以互相制约，也可以互相勾结，而制约的成本，对彼此来说，要大于勾结，所以理性选择的结果，自然是趋向于互相勾结。

因此，减少或者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法门，就是系统开放。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务公开。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中世纪的中国，现行的体制，本来就存在着足以制约这些肮脏现象的机制。如果无论行政官员还是监察机构，都能切实接受人大的监督，而人大也能真正启动监督机制，人大和所有的政府机关，同时接受公众的监督，接受媒体的监督，简而言之，就是将政府各个机关的运作，包括纪检、公安、监察、审计等部门的运作，统统放在众多眼睛的注视之下，所有的运作过程，都需公开、程序化，随时接受外界的质疑，那么，权力的分肥就将成为非常难的事情，极易走漏风声，而且代价极高。难到一定程度，也就没有人敢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