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隋唐制度变革的关键，也是隋唐制度的标识。从此，中国的官僚制走上了通过考试补充人员的道路。这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一个过分超前的制度因素。正是这一因素，确保了中国传统官僚型帝制的个性。科举制是隋炀帝的创造，隋炀帝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很不好，是出了名的暴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是颇有建树的。以考试取士就是他的一大创造。

1．科举制度的科目

隋唐科举科目先后有变化。隋朝四科取士，进士科为主。到了唐代，科举考试日趋完善，其设置过的科目前后不下几十种，不过，常设的科目不过数种，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算、明书、明史等。此外，还有特殊时期设置的开元礼科、道举等。这些科目的设置，既反映了某种时代的“习好”，也反映了那时政府对各方面专业人才的需求。

不过，科举虽然科目设置比较多，其中除了秀才科由于期望过高，考试过于严格，取人太少，唐初就被停止以外，实际上只有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见，其他的科目大多处于萎缩状态。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以农为主，政府一般又不参与经济管理，政府事务对专门化的要求不高，只要综合素质好，具有相当智慧，就足以应付政务，在仕途上也往往就混得比较好，反之，那些对某一专业特别擅长的人，却往往长期沉积在类似刀笔吏的位置上，得不到发展。

（1）明经科。

明经科顾名思义，就是考儒家经典的科目。唐代将儒家经典分成三类，一类为大经，有《礼记》和《左传》；一类为中经，包括《诗》、《周礼》和《仪礼》；一类为小经，《易》、《尚书》、《公羊》、《穀梁》属之。其中《论语》和《孝经》是所有应试者必须充分了解的常识性儒学知识，是必考的内容。

考试的方式分为帖经和墨义两个程序。先考帖经，即将一段经文贴上一句，让你将之填上，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填空”。一般贴十条，能填上六条为及格——中上，七条为上下，八条为上中，十条满分——上上。然后考墨义，类似于默写。也是考十条，等级分类与帖经同。最后考策论，即对时务的议论看法。考试按成绩分四等录取，分别授予从八品到九品的官阶。

策论是每个科目都必考的，往往形成一定的套路，几科下来，大家都知道了，几乎没有人不会考，也没有人通不过。而帖经与墨义则是看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相对来说，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考生只要将有数的经典背熟就行了，不仅考试容易，录取的比率也比较高，每年大约有10%～20%的录取率。

明经科的存在与发达，表明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对儒家伦理的依赖。汉代的察举制通过举荐和考试两道关口来贯彻这种意识形态。经过玄学和佛教的冲击，国家的儒气有所减淡。隋唐统一，传统意识形态开始恢复。统治者显然明白，儒家伦理对稳固统治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事实上，不仅明经科主要考儒家经典，就是每科必考的策论，也充斥了儒家气息的说教。当然，由于唐朝的李家皇帝，冒充传说是道家经典《道德经》的作者李耳的后裔，所以对道家、甚至道教情有独钟。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一度将明经科的考试内容改为《道德经》，唐玄宗还开过道举。但是，从总体上看，考试内容上儒家伦理的统帅地位并没有动摇。当然，明经科的发达，还跟它的考试内容相对容易有密切的关系，一种既合乎正统道义，又方便过关的人事考试，注定是有生命力的。

（2）进士科。

进士科是从隋朝以来最受重视的科目。其来源据说是《礼记·王制》。《礼记》很多篇章是后世儒者对理想制度的描述，“进士”估计也不例外。从隋朝到唐初，此科主要考策论，以文辞华美为胜。后来增加帖经和杂文，帖经只是加了一点儒家经典的内容，而所谓的杂文，则是指带有讽喻性的带韵美文。中唐以后杂文改为律诗（五言排律六韵十二句），更增加了考试的难度和挑战性。进士科考试相比明经来，要难得多，录取的比率也低得多，每科不过1%～2%的录取率。所以俗语有“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之说，说的是五十岁能考中进士并不算晚，而三十岁考取明经已经算老的了。

虽然进士难考，但终唐之世，士之有为者，大多趋之若鹜。屡败屡战者有之，前赴后继者（父子相继）亦有之。关键是这种考诗赋的考试，能考出人的文字修养和文学才能来。一旦考中，则为人所推崇。律诗，尤其是排律，是对文识意境、文学修养、诗歌音韵以及文字技巧都要求比较高的一种诗歌形式。好的律诗，不仅意境悠远，文辞清美，而且读来抑扬顿挫，余音绕梁。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想做好诗，不仅要有精深的功夫，而且必须有点天才才行。由于进士考试的带动，整个士林，乃至整个社会都对诗歌重视起来，朝野流行律诗，连酒楼妓馆，也传唱不绝。这种社会风气，反过来又影响到科举考试，以至于后来的进士科，完全依律诗做的好坏取人，其他的因素都不考虑了。

进士难考，考取后也是安排做八九品的小官，但以后的发展却比明经快得多。唐朝的宰相，进士出身的人往往要占一半以上，其他的名臣和名人，也往往是进士出身。科举制越是发展，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通过进士出身的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进士科才是真正打破门阀世族的利器。

进士与明经是经常举行的科目中，最常见的两个，都属于“常科”。除此之外，还有皇帝为某种特殊目的特意安排的科目，被称为“制科”。不过，制科出身不为人看重，而且也不经常举行，所以不再叙述了。

以上讲的是文科考试，属于科举考试的主要部分。但唐朝自武则天开始，还开科武举。武举由兵部主持，既考骑射功夫，也考武艺和负重能力。考试合格者，成为武职官员。据说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武举考试中试率也相当低，也是1%～2%，非有一身硬功夫，不能过关。

2．科举取士的过程

科举考试往往跟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密切关系。参加考试的考生，往往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即在地方和中央官办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中央的“省试”。二是“乡贡”，即没有在官学就读的知识分子。只要想考试，也可以通过所在州县报名参加。不过要先通过县和州的两级初试，合格后，再到京师参加省试。

从理论上讲，除了工商子弟、犯过法的人以及小吏之子，都可以参加考试。但是，有资格、有能力进官学，尤其是中央一级学校学习的人，往往要占很大便宜。不仅可以免去多次考试的麻烦，而且可以直接接触到达官贵人、诗家名流，受最好的教育和指点，领略最新的诗风，在考试中大占便宜。

省试（因是尚书省主持故称）开始由吏部主持，后来改为礼部副长官主持。礼部因此而设贡院，考试、判卷均在贡院举行。因此，主持考试者又被称为“知贡举”，一般都由当时最有文名、持重老成者担任。考试每年春天在礼部的贡院举行，时间以一日为限。考生须准备一天的饭食和饮水，以及文房用具。时间一到，还可以点上三支蜡烛，等这三支蜡烛燃尽，若考生还不完稿，那就只能抢卷了。对于录取的考生来说，主考官是他们的座师，而判卷的考官则被称为房师，往往备受礼遇。到了后来，科举中人所谓的老师，就是指录取他们的房师和座师，而真正授业的老师，反而被忽略了。礼部考试通过，考生就获得了出身，即进士资格，但要想做官，还得参加吏部考试。

吏部考试相对容易一点，但带有很强主观性。其内容为：书、判、身、言。所谓书，就是指书法，字写得不好的人，不能通过考试；所谓判，即指官方文书的草拟；所谓身，指身材和相貌，长得有缺陷和过于其貌不扬的人也很难通过。据说，有个叫方于的人因缺唇，连续十次都通不过。所谓言，是看考生言辞是否流利。事实上，吏部考试往往考的不是才能，经常会有一些相貌欠佳或者言辞不利的人被淘汰。据说韩愈就连过了三次才勉强过关。

唐玄宗时，杨国忠因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宰相，权倾朝野，经常拿朝政开玩笑。据说他曾经亲自主持吏部选举，把考试当儿戏，看见身材矮小的就派去做道州参军，因为道州人矮子多，见到大胡子就派去做湖州文学，以湖噱胡。（王谠：《唐语林校证》卷5）

3．唐朝科举考试的隐性制度因素

通过考试取士，能否将真正的人才取进来，对于这个制度的操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隋朝二世而亡，真正实行科举制度的实际上是唐人。为了保障制度的充分有效，唐朝上下都花了不少心思，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属于制度以外的东西，但人们一直这样做，借以弥补制度的不足，所以被称为隐性制度的因素。

取士质量，是考试制度成败的关键。骆宾王起草《讨武曌檄》，文采飞扬，被骂的武则天听了后，认为将这样的人才流失（没有取来），是宰相之过，实际上是科考之过。显然，录取质量的好坏，关键在于考官的眼力。唐朝重视诗赋，可是，历来对诗的判断都是很难的，不仅有主观好恶的问题，还有考生临场发挥的问题，完全有可能，一个公认的才子，到了考场却考得一塌糊涂。所以，唐朝的进士考试一般是不糊名的，卷子是谁的，完全清清楚楚，录取时不仅允许参考考生的“平时成绩”，而且考官还要经常跟名流保持接触，以了解诗坛的新动向，听取已经成名诗人对举子的意见。

每年考期之前，考生们就从各地赶到京师，先将自己平时的诗作投向有文名的达官贵人，也有直接投给考官或者礼部的。投给考官和礼部的叫“公卷”，投给名人巨卿的叫“行卷”。一般来讲，通过名流向考官推荐，效果更好些，所以，“行卷”更为流行。在那个时代，所有名流都很乐意做伯乐。如果发现了真的才子，往往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忙推荐。韩愈就大力推荐过李贺，有些人认为李贺要避父亲的名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还为此做文章辩驳。还有的时候，某些人诗名特盛，用不着行卷，还未考试，实际上大家已经认定他是状元了。不仅考官以为如此，考生也有同感。比如王维是公认的才子，考前就被定为第一名，结果也就是第一。

大诗人白居易曾行卷到了当时著名诗人顾况门下，顾见白居易的名字，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君何居易？”后来，读到白的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击节叫好，说：“有才如此，居亦不难。”

李贺把自己的诗作送给韩愈看，正赶上韩愈送客回来，非常疲倦。门人把李贺的诗作呈上，他已经准备就寝了，一边解带一边看，当读到“雁门太守行”、“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之句，来不及系上衣带，连忙下床将李贺接了进来。后来，因李贺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晋”字，跟进士的“进”谐音，还是没能参加进士考试。

这种行卷的规矩，必须建立在士林道德水准比较高，考官和有力量推荐的人都能出于公心的前提上，否则，就会流为贿赂和舞弊。有唐一代，人们对于科举非常看重，无不将之视为关系王朝命运前途的头等要事。别的事情可以马虎一点，掺点私心，但在这个问题上，决不敢乱来，否则不仅当时弹章交集，而且还会遗臭万年。甚至连皇帝推荐的人，如果不够格的话，也不能随意录取。此外，由于唐朝诗风大盛，考官和推荐者也是诗人，他们对自己诗名的看重，不亚于生命。如果胡乱荐人和取人，那么对他们自己在诗坛的名声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在唐朝绝大多数时期，科举考试都是公正的，虽然也因为各种原因遗漏了一些人才，比如李白与杜甫都没有中进士，但大多数出名的诗人还都是进士出身，大多数的贤臣能吏，也是从进士科里冒上来的。

玄宗朝，有王如泚者，其岳父为玄宗方伎供奉，深得皇帝喜爱。是年王如泚应试，其岳父求玄宗让女婿及第，玄宗答应了，于是告诉礼部本科考试让王如泚及第。礼部负责考试的侍郎（知贡举）将此事告知执政的宰相们。宰相问侍郎，王如泚文章如何？能够及第标准吗？侍郎答道：介于及第落第之间。宰相于是说，若是如此，就不应该让他及第。明经、进士考试，是国家取才大典，若单凭皇帝一句话，就可以轻易把功名与人，那么以后将怎么取才？随后，宰相即将此事告知皇帝，取消了成命。而这边，王如泚以为已经得到了皇帝允准，在家中大宴宾朋，忽然听说原议取消，大为丧气。（王谠：《唐语林校证》卷1）

4．科举与学校

隋唐的学校开始跟汉代不太一样，儒学的学习虽然占了主要方面，但属于应用学科的学校也不少。既有学医卜星相的，也有习律、习算和习字的。各种专业学校不仅中央有，地方也有。这表明，经过玄学的变异，佛学的冲击，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的交流与文化引进，使得汉代经学笼盖一切知识的局面被破坏了，价值追求有多元的迹象。人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知识，而且多样的知识也有进一步系统化、专业化的可能。

隋唐时期的学校可以分为中央的和地方的，也可以分为儒学的和技术、杂学的。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在京师，由中央政府（国子监）出面办的儒学学校，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是国子学，招收皇族嫡系子孙和三品以上大员的子弟。第二等级是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第三等级是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和有散爵者的子弟。有时兼收庶人子弟中的优秀者。除此之外，还有贵族学校，如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额员30人，只招皇族嫡系子孙以及皇后、太后嫡亲子孙，以及宰相之子。还有东宫所属的崇文馆，额员20人，招生对象与弘文馆同。这种学校师资好、待遇好，有时连公主的儿子都进不去。

京师的第二类学校是属于技术性的，有律学、算学和书学，分别以学习法律、算学和书法为主。

京师的第三类学校属于杂学类的，主要有太医院的医学、太常寺的卜学和太仆寺的兽医学、司天台所属的司天台学（天文历法）等等。

地方在州县两级均设有儒学性的官办学校，是为主流，但有些地方也办医学学校，专为培养地方医生之用。

显然，这种学校的分布，虽然依然是以儒学的学习为主，但各种技术和杂学，也有一席之地。不至于让所有人都拥挤到一条狭窄的官僚小路上去，可以使社会需要的各种学科进一步专门化。可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在前现代社会，做官毕竟是一个最稳定、收益最好，同时获得社会荣耀最多的职业，所以，学习以文科知识为主，有利于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考试的学校，随着科举制的实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都纷纷涌向这些学校，使得这类学校无论从场地、师资和经费上都可以得到最优的配置，学校不断上台阶。而相形之下，那些技术和杂学类的学校则一天天地萎缩。最终，中国失去了在一个最好时机实现学科专门化的可能。

5．唐代科举制度的评价

在整个科举制度的历史上，唐代的科举效果是最好的。在考试内容上，最重要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实际上是将录取的重心落到了“才”而不是“德”上，从而使得官僚体系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补充，将全国的精英吸到了国家的管理网络中。不仅使官僚制获得了较高的管理效率，而且最大限度地消弭了士大夫离心离德的可能。正如传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话那样，“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当然，推行科举制的结果，对于官僚制帝国来说，最大的好处是削平了大门槛，扫**了自东汉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虽然隋朝统一以后，世族已经处于衰落，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门阀政治依然阴魂不散，对于这种导致君权式微的政治社会状况，皇帝自然不能容忍。自隋朝以来，皇帝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削弱世族残余势力，尽量打破人们过去的门第观念。但是，到了唐太宗的时候，高士廉等修《氏族志》，依然按从前的规矩，将北方的所谓第一大族的崔氏列为第一。受了皇帝的申斥，才将皇族排在第一，但仍然抵制唐太宗的意思，不按现任官僚的地位来排列氏族。可是，科举实行多年以后，旧世族势力逐渐地不削而自削，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了。无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法律规定不能科考的贱民，只要读过书，有相应才华和才能，就有可能通过考试进入仕途。虽然旧世族还有些残存的文化优势，但随着唐代文体形式的转变，文风的转移，六朝华丽的文风不再受欣赏，骈文和大赋也不再有市场，而且进士考试说是诗赋并考，但实际重视的只是新兴的诗体排律，旧士族的文化优势也就逐渐消失。当然，唐代的政策其实是对现任官僚实行优待的，中央国子监系统最好的学校，都只对中高级官员和皇族开放。但是，由于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教出来的，学校的好坏对于一个人的诗才的影响并不太大，所以，科考并没有因此而向官宦和皇族子弟敞开大门。从那以后，历朝历代，从科举考试出息的人中，寒族子弟占了绝大比例，而王孙贵族则没有多少份额。唐代以后，即使是父祖都为官的人，往往也将家族的传统定位在读书上，强调子孙必须从科举上出息，在考试上见功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宋代开始，中国就没有了高门槛——世族。

科举制的推行，还在客观上改变了社会文化面貌。唐朝诗歌的兴盛，显然与进士考试考诗赋有着很大关系。唐诗繁盛，创造了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以至于后人再也无法在诗上超越唐人。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头号帝国，其文化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所以唐诗也传播到了世界，甚至成为周边国家喜爱的文化形式。日本和新罗的精英甚至来到中国留学，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越南和新罗还模仿唐朝实行了科举制度。

科举对中国文化的改造，还体现在乡村社会的文化结构上。随着科举推行，原来统治乡村世界的精英发生了变化，从原来对门第的看重，过渡到对文化的看重。一个人无论门第高低，拥有相应的文化底蕴才有受人尊敬的资本。由于机会对更多的人开放，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也逐渐旺盛起来。乐意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人学诗的也越来越多，印刷术从此普及，书变成了一种商品。不仅男人能诗，女子也能诗，有些能诗的名妓甚至让科考的佼佼者惭愧。好诗随着人们的传诵，歌儿舞伎的吟唱，很快就传遍全国。能诗的人，即使没有官位，在乡村世界也能得到尊重。

更重要的是，科举使得乡村的文化教育围绕着它来运行，从而使中国文化烙上了官文化的烙印。一个与国家政权密切相连的阶梯，从乡村一直连到庙堂，使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文化网络上的支持。

科举制也对官场风尚的变化有某种影响。知贡举的考官，往往通过考试，与所录取的考生结成师生关系。而同年被录取的人，则形成了“同年”关系，进士们往往非常看重自己的房师座师，视之为知遇者。而同年也是一种非常强固的纽带，在官场上，这些人往往凭借这种关系，形成网络，相互攀缘，人称“朋党”。虽然皇帝一般对此都持否定态度，但是，这种由科举产生的朋党关系，在官僚帝国里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农业的传统国度里，人们脱离了农村之后，往往要依托某种类宗族乡土组织，才有可能更好地开展活动。科举正好给了进入仕途的人们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和凭借。

当然，科举制的推行，对历史的发展，也带来很大负面效应。首先，它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就和选官制度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这种状况，使得从隋唐已经开始的学科分化和技术学习专门化、系统化的趋向被遏制。知识学习被限制在文字、文字书写、文学和道德讲求上。其他专业知识则退回到了师傅私相传承的作坊阶段。使中国本来就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受到了影响，以至于长期无法进化。其次，科举虽然强化了官僚制，但也使得人才都被行政体系吸走，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其三，科举制虽然推动了人们向学，但也极大地催生了官本位文化的生长。整个社会的运行，都围绕着官僚体制打转，这对于中国社会以后的发展影响甚巨，以至于今天仍旧余波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