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灿艳阳满山道

孩儿时盼长大，总感到日子过得太慢；人大了、老了回头看，又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今年，是《工人日报》创刊40周年，也是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我也45岁了。作为一个曾经当过《工人日报》记者的人，一个从工人中爬出来的作家，此时此刻，真是感慨良多啊！

我想起了自己走过的这条虽然艰辛却洒满了阳光的路。

我忘不了20岁的那年秋天。

这一年，我在《解放军文艺》、《收获》、《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1篇小说、散文习作。一时间，头脑发热，不知天高地厚了。本来，我的第一篇四五百字的短稿，是发表在部队驻地的《汕头日报》上的。可是此时，我却瞧不起送我走上文学之路的这家地方小报了。当时，我正写完了一篇特写，团政治处的领导要我投给《汕头日报》，我却不乐意。后来，虽然遵循了领导的旨意，但我却随稿附了一封给编辑同志的信，名为自我介绍，实为自我吹嘘。报社的编辑同志是敏感的，他从这封信上，嗅出了我身上滋生出的一股不正的气味。也就在这时，军里准备召开全军战士业余作者经验交流大会。会议召开前，军政治部一位老干事到《汕头日报》去，了解军队业余作者投稿、用稿情况，那位编辑出于对我的爱护，把我那封信交给了那位干事。干事回来后，如实向首长汇报了。首长们研究后，决定把全军业余作者经验交流会改为整风会。我，成了这次会议的活教材。

第一天，我在我们师的小组会上作检查，没有通过。傍晚，我带着很大的抵触情绪，来到了处长家。坐下后，处长端来了一大盘糖，放在我的面前，谈话开始了。他批评我，我不吃他的批评，却猛吃桌上的糖。突然，他说的这样两句话，把我的心搅动了，我把拿到手的一颗糖，又放回到了盘子上。

他说：“我记不起谁说过这样两句话，现在送给你：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

我的身子颤抖了。好像谁拿鞭子在背后抽打我，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这一夜，我失眠了。第二天，我在小组会上作完检查以后，惟恐检讨得不深刻，说：“鼻尖上的灰，自己看不到。请大家狠狠地批评我，好好帮助我，我准备作第三次检查。”

处长笑了：“这一次，还像个样子，不用作第三次检查了。如果说要作第三次检查，那就是行动！”

转眼，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跋涉了20多年。20多年来，那“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的话儿，一直伴随着我的创作生涯，时时在我的耳边鸣着警笛，敲着警钟，激励我奋进！

这25年间，我从部队到矿山，从矿山到报社，从报社又到文化团体，岗位换了又换，不论到哪里，我都忘不了给我这株幼苗捉虫、除草、浇水、施肥的部队首长和战友。我虽然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然而，却觉得经常和他们相见，他们一直站在我的身后，鼓励着我在文学这条艰辛的山路上，迈出一步又一步……

1982年10月，我根据自己多年矿山生活的积累而创作的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出版了。当我接到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样书的时候，我激动得落泪了。我想起了为这本书摔断一条腿、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编辑老高，想起了为修改这部书稿而不断地为我打气、鼓励、创造条件的单位的领导和周围的朋友，想起了在创作上给我许多帮助的文学界的前辈和师长。我把这部习作分寄给他们，一则是感谢，二则是求教。省委宣传部一位老部长接到我的长篇小说不久，就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临行前，他没有忘记把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带上。在人大会议的空隙里，他把这部拙作看完了。他从北京开会回来，就打电话给我，让我晚上和这部书的责任编辑老高同志到他的住处去，一起讨论这部作品。他一一分析了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人生道路、人生观，分析了作品的长处和不足，给我许多启示。他又发动他的老伴和儿女都看了这部书，并开了几次家庭讨论会。他自己，则先后看了四遍，并记了满满的一本笔记。这部书长达30万字，看一遍，就要花去他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他工作那么忙，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会议。每天，只能在深夜10点多钟以后，才能拿起书来看。为了对我的创作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还看了我近二、三年来发表的几乎所有的作品。

这年春节，他到上海探亲。探亲回来，打电话找我，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八开的大稿纸，说：“探亲期间，躲起来写了一篇《〈风雨山中路〉的人物谈》。你看看，不妥贴的地方，你只管在上面改。”

我捧着这厚厚的一叠稿纸，看着上面一行一行粗壮、苍劲的字，我的眼睛湿润了。这篇稿子，他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准备和酝酿，又写在他与亲人团聚的新春佳节里……

当年为我“捉虫”的处长也罢，今天为我“施肥”的部长也罢，都是为了我这个年轻的作者成长得快一些。试想，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是有我们亲爱的党，我，一个只念过几年书的煤矿工人，能跻身于作家的行列？能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而迷人的路上跋涉到今天吗？想到这里，我由衷地想说一句：我这个跋涉者的身后，时时站着我们伟大的祖国、亲爱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