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游戏说不的李贽

李贽（1527—1602）　明朝思想家、文学家，福建泉州人。他早年为官，晚年下狱，自刎而死。他的思想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李贽终于趁着剃头师傅转身时，拿起那把剃刀，顺手从自己颈项间一抹而过。顷刻间，血喷如射，四处飞溅，那位待诏以及在场的狱卒，对这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简直来不及反应，都吓呆了干站在那里。

他神色不变，还是那副淡淡的，甚至有一点讥诮意味的笑容。

这自然是隔了数百年后的臆测，但也是这位老人势所必然的表情。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活得实在不能再活的时候，大致可出现两类情况：一类是自杀，宁折不弯。自杀是需要大勇气的行为，能够下决心自杀者，通常不是懦夫。一类是不自杀，好死不如赖活着，趴在地下当狗、当狗屎、当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都可以，就是不肯结果自己的生命。

李贽敢自杀，我佩服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十分的强人，但他敢于对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东西说不；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们说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绝对真理说不；对《六经》《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说不；对规则内一切认为正常的游戏说不。他的这种的反叛精神，在只许点头称是，而不准抬头说不的封建社会里，实在是极有勇气的行为。翻开中国历史，如李贽般逆潮流者，简直寥若晨星；如李贽般唱反调者，更是空谷足音。天下舆论一律，没有反对声音；大家匍匐在地，无人胆敢直腰，这恐怕就是封建社得以迁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中国的士，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骨头里过分缺钙，统治者才为所欲为，行所欲行，作威作福，肆无忌惮。

李贽是不该到北京来的，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非来不可。还未进朝阳门，只是在通州，就被告到诏狱里去。理由很简单，李贽是祸水，“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在麻城两次被州抚勒逐出境，现在此人已经到了通州，天哪！“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告御状者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坏蛋一个，正是李贽咒骂了一辈子的伪道学、伪君子之类。其实，李贽早几年就对他朋友山西主考汪可受说过：“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这一状告得他正中下怀，但很遗憾，对麻木的晚明社会，没造成一点轰动效应。相反，在纸醉金迷的首善之区，李贽被逮，关进大牢，无声无息，不闻不问，多他这个人，少他这个人，既不影响吃饭，也不耽误睡觉，这使他很伤自尊。于是，他决定自杀。

李贽的学问当然很大，但对于切腹割腕自缢饮鸩之道，似乎缺乏研究，也许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尤其明朝）宁肯撅起屁股挨板子，鲜有决绝而自杀者。无章可循的他，选择这种割脖子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看来是平素里他太太杀鸡杀鸭，给他的启示了。虽然未能一刀毙命，但自杀是成功了，他很欣慰，无论如何，他要最后一次让国人震惊，让历史震惊，他果然达到了目的。可以想象，他这一刀下去，痛苦其次，快感是第一位的。

这是发生在公元1602年（万历三十年）春天北京的事情。这年，李卓吾已经75岁，如此高龄的自刎者，若放在当代，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老夫子在死亡线上折腾了两天以后，终于因为喉管被割的缘故，在无法言语的难堪沉默中，与世长辞。呜呼，大师远行，凡尘两隔，再也听不到他那闽南口音的刺耳之声了。农历三月的北京，那应该是一个风沙飞扬的天气，应该是一个天昏地暗的日子。我想，在这个众人都不敢说不的国度里，这是送别大师的最好场景。

李贽之死，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别人，包括爱他的、敬他的，恨他的、怕他的，也是一个解脱。说实在的，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般的轻松。卓吾老夫子这一生，尤其到晚年，仍给自己定下了太多的目标，多到了闹人的程度，实在是不敢恭维的；其实，这些在他古稀之年还要去奋斗、去树立的东西，只不过是他数十年来所作所为的平面延伸，同类项的不断反复罢了，对于他、对于别人，已不再具有什么耳目一新的意义。

有一首小提琴曲，叫《无穷动》，听一听那休想宁静的旋律，对于了解李贽也许会有帮助。闹，或太闹，是中国人一旦有点名声以后，便患有的永远治愈不了的痼疾。除非他死，死了死了，没办法闹了；除非他病，病得不轻，没力气闹了。舍此而外，只要这些人不死、不病，就永远有热闹好瞧。

古人云，强弩之末，难穿鲁缟，谁都会有这一天的。可李贽犹不收弓，犹以为尚能百步穿杨，犹拉开架子跃跃欲试，这是中外古今所有大人物都难以逃脱的最后悲哀。观众对这类戏演完了，仍不肯卸妆的角色，只有悲悯，而不同情。因为你不能老在舞台中央，占着茅坑不拉屎。李贽应该明白，你就是你，你已经是你。你辞官，你落发，你遣妻送女，你成为云游四方的不僧不道的老单身汉，早就定型了。折腾是李贽，不折腾还是李贽；闹不会多，不闹也不会少。

但是，这是一个充满**的世界，名声有时候比金钱更能弄得人魂牵梦萦，颠三倒四。李贽这一生，之所以远离家乡，之所以妻死不娶，之所以过着这种仰鼻息于豪门、吃白食于官衙的日子，议论讲学，授徒交友，著书立说，招摇过市，就是保持这种在野的领袖群伦的地位，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在世圣人。

凡人物（或其实算不得人物，只是自我感觉到果然也是个人物），都会程度轻重地患这种病。一旦发现居然人五人六了，从此就不做那个本色的自己，而偏要做众人眼中的那个人物了。只要有那么几天，不见报纸上出现自己的名字，不见电视上露出自己那张肉脸，浑身五计六受，软不拉塌。必须出镜上报，必须亮相曝光，必须有点动静，必须闹点名堂。这样，才打起了精神，腰板似乎也能够挺直了。这样，他个人金枪不倒，倒不打紧；崇拜他的，为爱护他，不得不陪着累；嫌恶他的，为防范他，也不得不跟着受累。

李温陵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个尤其爱闹的人，已经闹得刹不住闸，必须按这种活得很累的生存方式闹到底。汤显祖就埋怨过他，老先生啊，“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你老人家干吗一定要闹到天子脚下呢？但剧作家哪了解尊师绝不怕闹大的底里，他一定要随马经纶御史到通州来，也是觉得在麻阳、在南京，闹的震撼度不够大。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连忙招呼下人抬门板过来，他躺在上面，让送到京城。谁知审判长不把他当回事，“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予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袁中道《李温陵传》）。

听说要将他遣返原籍，李贽觉得这场戏真是该演完了。他一生两畏，一畏回乡，二畏回家，这是绝对行不得的，于是决定自杀，而且采用了近乎“行为艺术”的死法，也透出他必闹到别人目瞪口呆的风格。

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风沙，显然比现在的状况还要糟得多。最虔信李贽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写过一篇《游高梁桥记》，讲到与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门外踏青，被沙尘暴刮回来的狼狈，“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可见风沙之烈，也可见彼时的中国人，尚无牙刷和刷牙这一说。就在同样的三月天，在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边，人们冒着扑面噎口的扬尘，草草地葬送走了李贽。“行年七十六，死无一棺”（明朝陶望龄《歇庵集》），这倒也符合卓吾老人的一贯精神。

沙尘能将元大都的遗址，埋在地下不见踪影许多年，但是，掩埋李贽尸骸的那抔黄土，却遮挡不住他那“逆潮流”的精神。争议一直伴随着他的名字，讨论到明末，讨论到清初，褒者有之，贬者有之，官方封杀，民间传播，死了以后还要让人不安生，说明李卓吾一生没有白闹。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学问家，对李贽的行径持反感态度。如顾炎武：“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过于李贽。”如王夫之：“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稍后一点，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样：“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更甭说编纂《四库全书》的纪晓岚和撰《明史》的张廷玉了，对李贽简直是近乎唾弃。

其实，即使如李贽最看重、最推许的，甚至向其请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门生乎”的焦竑，也对这位闹得十分厉害的老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焦竑考中一甲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编修，李贽很想依附于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闲”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贽在他《焚书》中，收录了那么多的《与焦弱侯书》，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园集》和《澹园续集》，却绝不保留一封他给李贽的书信，显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丛话》一书，虽记万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并非只字不提同时代人，然而却找不到李贽的名字。看来，李贽的闹，对持道统观念的文人学者来说，是颇有点格格不入的。

想不到十年“文革”期间，老先生又给挖出来热闹了一场。谁让他四百多年前，抬举那位名叫武则天的女人呢？于是，被四百多年后的另一位女人，引为“青衫知己”。这次，李贽以“高级篾片”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脸，很不体面。一时间，他的《藏书》《焚书》，重印出来，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艳阳天》挤到一边去，堂堂陈列于书店柜台正中为热销品。好在“评法批儒”，雨过地皮湿地过去，老先生与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总算没有请到写作组当高参，万幸万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为代价，不屈不挠“逆潮流”到底，说“不”到底。作为中国人中特别能闹者，总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在世圣人者，多少患有一点自大狂者的这一种人，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对象。当然，这类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但如今这等活“圣人”的肚皮里，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外，别无长物。环视当下社会，草包实在太多，菜鸟尤其不少，像李贽这样有学问的自以为的圣人，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咧！

李贽，福建晋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统，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汉化。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乡试及第，也就是俗称的中了举。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离开老家，携家眷到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约相当于县教育局的督学。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迁南京国子监教官，大概是个什么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个闲差。

李贽自及第以后，不算怎么走运，先是丁父忧，后是丁祖父忧，忙于出缺奔丧，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是在清水衙门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顺畅。直到1576年，才调任云南姚安（一个经常发生地震的地区）当知府，这才有一点俸禄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此公熬鹰似的熬了24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等得太久太久”，实在是相当的不耐烦。换个别人，也许认命，但他，很不愿意如此按部就班，从体制内循序渐进上去。如此他肯定会骂娘的：熬到出头之日，还不得到驴年马月？所以，他的“逆潮流”的思想，和说不的行动，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际所赐。

在这里，倒无妨参照《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重温司汤达笔下那个外省青年的心路历程，也许对四百多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贽，有所了解。那个木匠的儿子，从外省小镇来到首善之区巴黎，能够站稳脚跟大展宏图，能够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能够无所不为下作行事，能够蚕食鲸吞捞取一切，能够寡廉鲜耻背叛出卖，能够声色犬马与那些贵妇名嫒上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揭竿起义，没有明火执仗，没有革命宣言，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含情脉脉，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谦恭谨慎，有时还要委曲求全，通过朝内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运作，实现他的欲求。

李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他具有这种外省人的心结，但不具有于连那种在体制内打拼的力气。试想，他应乡试，26岁；到河南，30岁；迁南京国子监，34岁；进北京，38岁；赴姚安任知府，50岁。这个年过半百的外省人，早过了像于连那种风华正茂的年纪。在麻城与几位小女子、小媳妇谈经讲道之余，顶多也只能流露一点“柏拉图式”的情愫而已。做不了，也无法做于连的他，“不如遂为异端”，挂冠而去，“宁贫贱而轻世肆志”，以逆潮流的态势，从体制外另辟蹊径，闹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过：“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是他臆断：“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者其人其事。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他认为：“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其实，从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探求的话，他的最大苦恼应该是“不甘为一世人士”，怕不出名；他的不幸，应该是担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这番话，仍是怕不出名。所以，他宁愿穷苦，宁愿折腾，也不愿默默无闻。

名，是他的一股无名毒火，片刻不宁地在燃烧着那颗不安的心啊！

李贽自杀的前两年——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年过古稀的他，被总理河漕的刘冬星，大概相当于水利部长的要员吧？从南京接到济宁小住。虽然这是个小城，但却是个古城，当年李白、杜甫曾经在这里做客，至今城内留有遗址。李贽看了一遭以后，感慨系之：“济上自李杜一经过，至今楼为太白楼，池为杜陵池，池不得湮，诗尚在石，吁，彼又何人，乃能使楼池之名不能灭也！吾辈可以惧矣，真是与草木同腐也哉！”

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物者，做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传之后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总在涌动的心潮。李贽属于最为严重的一位。早年，这样的抱负，多少还有点积极的进取励志之意；如今年纪一把，行将就木，还在那里害怕自己与草木同腐，这就表明李贽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奋状态，非但未曾降温，甚至到了近乎谵妄的程度。

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给自己造灵骨塔时，就透出这种神经质。在《豫约》中嘱咐弟子：“若其真实有高兴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入，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难得知己，竭诚相待，自是李贽这番话的主旨，但夸张地捧朝拜者为圣为佛，那言外之意，他这个被朝拜者，岂不是更圣更佛的上上人了吗？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许，正应了清初大学者方以智对他的评论：“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贽也不讳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这位老爷子一生，成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一直到他下决心割脖子以后，才彻底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据袁小修《李温陵传》，他在气绝之前，曾与这位待诏有段对话：

侍者问曰：“和尚痛否？”

以手书其手曰：“不痛。”

又问曰：“和尚何自割？”

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后这句话，算是他得到了真谛，“舍亢入谦，而公遂老矣，死矣”！至此，离上帝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李贽放弃了一生要做“在世圣人”的梦。他知道他演完了最后一幕，不可能再有什么戏了。这一刀，表示了他的弃绝、他的断裂、他的转折，因为他终于悟到无须乎再追求什么了，于是可以死了。从这一刻起，升华了的他，属于他个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对于历史的他来说，逐步在减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对虚伪的儒学体系的抨击，对伪道学、伪君子，以及一切从政者的揭露，对封建社会主流意识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卓尔不群的思想、特立独行的品质，渐渐成为历史上的他的主体或者全部，并且愈来愈光辉。

当然，也毋庸为贤者讳，甚至羁押于镇抚司监狱里，他在一首《书幸细览》的诗里，还幻想神宗朱翊钧读了他的《藏书》《焚书》后，如聆纶音，立刻下一道圣旨：着八抬大轿，由东华门进，朕要聘这位李老先生为国师呢！从这个极卑微，也极机会主义的细节，也看到植根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士大夫，不论其逆反主流到什么地步，悖背朝廷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服膺于皇上圣明，这就是知识分子两面性的天生软弱。

李贽死得相当痛苦，因为他是一个爱洁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断地扫地，是他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消遣。平素里，凡来访贽公者，有一条规矩，都要坐得离他稍远一点，因为他简直忍受不了别人的体臭。这或许是嘲讽了，干净了一辈子的他，想不到最后以大污秽、大邋遢收场，衣衫尽染，浑身殷红，创口滴血，鬓须凝结，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狼狈场面。于是，躺在门板上的他，那本来明亮睿智的双眼，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尽最后一滴，心脏停止跳动。

李卓吾活着的时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死了以后，仍然不能盖棺论定。有人尊他为圣人，有人憎他为败类；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第一思想犯，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好作大语怪论、喜唱反调的另类文人而已；有人看他为道德高尚、行为磊落的学问家，有人看他不过是周旋于权贵之门做清高状的清客；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到处宣扬他的教义，有人认为他虽然大骂“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但衣食住行却全赖这班无耻之人供给。他虽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却在佛堂里挂孔子像……如果我们将他作为一个人看待，他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么有高尚也有庸俗，有伟大也有渺小，就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李贽的可贵，是他像黑夜里灼目的闪电，虽匆匆一瞥，却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可以而且应该喊出一声不，向万古不变的封建秩序挑战。否则，口口声声“奴才该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不定到今天我们还在黑夜里摸索。

15世纪至16世纪，欧洲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变，但同一时期的中国，更具国力优势。当1405年郑和率船队从泉州港启碇，向南中国海进发，欧洲还不具备如此强大的远航能力，相隔近半个世纪以后，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才出生在意大利。如果，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贽般敢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觉得大明王朝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谁知道今天的中国又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呢？其实，中国的积弱之势，何尝不是从明朝错过了这样一个发展机遇而造成的呢！

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