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8年阳历7月

“支农”这个已被人们遗忘即使想起来也会嘲弄一番的词儿在我却是永难磨灭的。我无意歌颂它好或批判它坏,只想将它镂刻在我青春期的痕迹描写下来。青春的每一笔都是极端珍贵的,不管将来怎样步入苍老,一想起它我都会激动。只有青春才能使人颤动不已。青春的每一律动都让人难以忘怀。

1

“团长和政委提的名,让你参加支农宣传队。”指导员跟我谈话。“团长亲自带队,搞试点,以后可能全面铺开,全连都参加进去。这次,战士就你一个,但不是把你当战士使用,和干部一样,要独立承担任务。这是给你锻炼机会,也是对你的信任。”

这任务很突然。

“这任务不象在连里这么简单,也不象去城市参加游行。目前,城市各级革委都已建立,最复杂最艰巨的就是农村的夺权斗争了。”

“不过也别怕,只要记住两条,一是站稳阶级立场始终抓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条纲,二是别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意思你应该懂,类似同花棉袄、杨烨那样的事是绝对不能有的,连苗头都不能有。在那儿出一点事就会身败名裂。别的出点差错可以纠正,这方面的事出了就无法收拾,一定头脑清醒!”他又格外提醒了一句:“支部打算在新兵里发展几名党员。你表现不错,但你情况同别人不大一样,必须格外严格要求自己!”

于是,不满二十岁的我,穿一身被报纸宣传成全世界最美最有生命力的草绿军装,背着真正的打得十分标准举世无双的解放军的行李和绣有“为人民服务”绒字在姑娘眼里比鲜花还耀眼的挎包,走在东北大平原夏天的绿野上了。

我前边是政治处新闻干事,再前边是组织股长,再前是司令部军务股长,最前面是团长。我在最后。

这支小队尽管最小到新兵最高到团长但衣服颜色是一样的,我们既不坐小车也不要大车,一律步行在乡间的土路上。团长说当年到哪个乡下去开展工作都是这样的。这最使我自豪了,团长和我一个新兵是平等的,我们带着全世界最崇高的使命出征了,出发前内部的叫法是去捅“马蜂窝”。这是一个比喻,中国的比喻可以称为世界之最的,多么严肃的政治行动都可以用生动的比喻代替,这便是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因为我们要进驻那个大队文化革命前是地区的先进单位,有几个先进人物。那时既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越先进便是越糟糕无疑了,去这样的地方重新建立政权不就象捅马蜂窝嘛。

天火热,象玻璃罩住的无边大屋,只进阳光不透一丝风,脸晒涂了油似的黑红闪亮,背如水洗。路边有一汪清水,团长带头蹲下用手捧着喝了一阵,他喝得无限感慨,我也跟着喝得很激动。喝完了团长又带头捧水洗脸,洗完脸再洗脚。他说:“不能先洗脸这样子,先洗脸就没法喝了,更不能先洗脚这样子,先洗脚就连脸也不能洗了这样子!”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不懂团长为什么非要向我们讲讲。

“越简单的事越容易办糊涂这样子,比如咱们工作队进村,如果事先下通知他们肯定要提前准备欢迎这样子,一准备就假了,热闹是热闹这样子,就等于先洗脸或先洗脚把水搅浑这样子,浑水利于坏人摸鱼妨碍我们了解真实情况这样子。”团长说完这番话又带我们继续走。

果然如团长所料,我们进村时鸦雀无声,只有一群鹅见了我们伸着长长的脖子叫了几声,还有玩鹅那几个光屁股小孩迎上来看新鲜。“解放军又来了!”光屁股小孩们交头接耳说。

光屁股们说的又来了我明白,临来前团里介绍情况时说了,这个村曾进驻过军宣队,不过是空军派的,与陆军观点不大吻合,已由市革委会统一撤走了。

“小鬼,队部办公室在哪儿这样子?”

光屁股们听了团长的话先是一愣接着捧着兜肚笑起来。“他骂咱们小鬼儿!”一个红兜肚说。

“蓝裤子解放军管咱们叫小朋友,他们说咱们是小鬼儿!”另一个说。

光屁股们误会了,他们还辨不出“小鬼”和“小鬼儿”的不同含义,他们只知道每次挨父母哥姐骂时都被称作“小鬼儿”或“小死鬼儿”,哪里懂得儿化了的小字眼和大字眼有褒贬的不同。

“真跟白区差不多这样子。”团长嘟囔了一句改口问:“小朋友队部办公室在哪儿这样子?”

“小孩儿们还是没听懂”,我忙上前翻译:“小朋友你们生产队在哪屋?”这话语法不通孩子们却全懂了,立刻扔下鹅欢呼着给我们带路。

“从小孩可以看出一个地方毛泽东思想普及程度这样子!”团长不满地看着肮脏的光屁股孩儿们说。

组织股长马上接着问打头那小孩儿:“你们学过‘老三篇’没有?”

“我们还没上学,啥篇也没学!”

我按团长的逻辑想,这个村确实糟糕,孩子们连“老三篇”都不知道,可见当权派们对毛主席著作的态度不怎么样。

我们跟孩子们到了生产队。一个村是一个生产小队,每个生产小队的院子都差不多,两间屋子做办公室,再有几间仓房,讲究点的牲口棚放在别处,大多数都是连车带牲口都放一院了,便于管理又节省房地。这个小队就是这种格局。

鹅、孩子和我们一起涌进院子。只有一匹白马抬头看看又低下头嚼它的草料。进了屋里也没人。我们把行李往大通炕上一放,团长说:“没人也好这样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工作,看看啥时候能发现我们这样子。战争年代鬼子进村了还都不知道这样子,就要村毁人亡这样子!”他吩咐道,“分头各处转转这样子,学校、老乡家,地里,饲养棚什么的别一块走,中午回来这样子!”

正待出去分头走,一个老头听见孩子和鹅的吵嚷声奔过来喊:“滚出去滚出去,滚自个儿家去祸害!”边喊边系着腰带的扣,大概刚从厕所出来,一见有几个解放军而且首长模样立刻慌得差点掉了裤子,退回去系好裤带,不知所措搓着粗黑的两手重新进屋赔笑说:“寻思孩子们又来祸害人呢!要不要找队长啊?”

“你是干什么的?”军务股长问。

“队上的饲养员,连给队上照看点屋子。我找队长去吧?”

“先不用了这样子!”团长说,“老同志你坐,队长干什么去了这样子?”

“领大伙下地干活了。”

“政治队长呢这样子?”

“也下地干活了,队长领男工,政治队长领女工。”

“生产抓的倒挺紧这样子。”团长看了看屋子,“老同志先帮着安排顿晌午饭这样子。”

“住不住哇首长?”

“住!”我说。

“那就得住谁家在谁家吃,队里没起伙。”饲养员商量着说。

“你安排吧这样子。”

“住谁家我可做不了主,还是找管事的吧!”饲养员自做主张吩咐最大的光屁股孩儿说:“快点跑着去,告诉政治队长说来了工作组,叫他马溜回来张罗吃的住的!”见那孩子没听懂政治队长是谁,提醒道:“就是凤子她爹!快点跑着去!”

我们也不分头去走了,和团长一块和饲养员说起话来,组织股长和军务股长管这叫谈话,我叫唠嗑,团长叫访问。

“贫下中农占百分之多少这样子?”团长先问阶级阵线情况。

“一户富农,一户地主,还有一户富裕中农,剩下都是贫下中农,我也不会算占百分之多少。”

“一共多少户呢?”我问。

“八十多户,八十几叫不准了。”

然后又问多少口人,多少男多少女,多少党员多少民兵,再其次才是多少地多少车多少牛马等。除了多少地、车和牛马其它回答一概是“问管事的吧,我说不好。”

“那么你是什么成分?”组织股长问。

“啊……啊,我是中农。”

“你们队饲养员是贫下中农选的还是领导安排的?”军务股长问。

“我说我不干让贫下中农干,队长们非让我干不行。让谁干谁不愿干,队长一门儿说是对我信任,一直就让我干着。”饲养员说完怕再问什么似的忙着到外屋锅灶给我们烧水。

团长我们几个互相皱着眉头瞅了瞅,意思是说,看看,这儿的当权派依靠中农!

依靠中农的队长和政治队长一齐被光屁股娃娃叫回来,两人都不年轻,队长看去跟团长年纪差不多,政治队长跟军务股长差不多。两人都不怎么能说会道,一看手和脸就估计个八九不离十,是那种很能带头实干,但被当时贬意为“只顾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那类基层干部。

组织股长代表工作组说明来意,一一介绍了每个人职务’让两位队长先把食宿安排了。两人非同小可望望团长又互相看了看才瞅瞅饲养员说:“就还在你家吧,吃住全包了!”

饲养员左右为难搓了一阵手说:“团长……住我家……?不是嫌麻烦,我那破房营长都没住过,怕待承不好!”

组织股长乘机说:“别的谁家也行!”他那意思我们都明白,是提醒他们换个贫下中农家。

政治队长比队长还能多说几句。“就老万头家有间能住人的闲房子,儿子在外边念大学要分配了,家就剩老伴领个大姑娘,没孩没崽收拾的干净,饭还能做出点滋味来,别家都不行!”

“能住就行!”组织股长进一步提示说,“吃是其次的,我们有规定‘五不吃’,鱼、肉、蛋、细粮、水果都不准吃。还有‘五同’,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批判!”

队长仍说:“不碍事。上边来人都住他家。上回军宣队也住他家了,走时候恋恋不舍的,直说他家好,再来还住他家。不住他家再就是生产队这屋了,你们瞅瞅这屋……”

组织股长还想说什么,团长摆手制止了,“那就住他家这样子!”然后谢饲养员说“老同志给你添麻烦了这样子!”

饲养员受宠若惊又搓起手:“团长说的,还添麻烦呢,不嫌弃就乐没法没法的啦!”

我们就背上行李住到这位饲养员家去了。这使我有点不明白,团长为什么会同意住中农家。晚上躺下睡觉时团长解释了:“既然别家没地方这样子,住中农家就住中农家吧,战争年代实在找不着地方还住过地主家这样子。不过咱们还是可以从吃饭上找回来这样子。关键是吃,咱们各家轮着吃,除了地主富农每家吃一天这样子,既联系群众又发动群众这样。”从生产队往饲养员家走开始,好影响就产生了。队长、政治队长和饲养员分别抢三个带长的行李背,可是团长带头说什么没撒手。这么大的官自己背行李走,队长饲养员空手跟着,一些闲在家里的老头老太太们都从窗台上看见了,互相串门免不了一个劲儿咂嘴说解放军掌鞋不用锥子针(真)行。岂不知在我看来那三位空手跟我们走的,精神负担要比背一个行李沉重得多。在中国,官儿劳动老百姓跟着看,看的能轻松吗?人民群众是主人,领导是公仆,这只是中国政治文化大花园里,一朵最夸张最生动的比喻之花而已,不可能真正见到果实。

说心里话,当时我对那个村整个印象不好,但对这家富裕中农房东印象却很好。同样的院子房子别家破破乱乱脏了巴唧,他家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三口人穿戴、说话、做活都利利索索长象也很顺眼,尤其跟我年龄相仿的他家女儿,大方端正有文化又没有花棉袄那种勾魂摄魄的媚艳气,让我心情舒畅,同时让我纳闷,农村里怎么会有这样的好姑娘呢。我联想是不是跟她哥哥念大学影响的有关。进而又纳闷,她哥哥受谁影响呢。

晚饭时我才知道,她竟然是这个村的妇女队长。对这,从团长到我谁都没产生象听说她爹是中农时的想法和直皱眉头的表情。这态度是否有问题呢?我有问题可以解释,团长股长他们呢?那就是没问题,后来我使用她是富裕中农的后代不是富裕中农本身解答了我自己的疑问。

在她家吃那顿晚饭又使我产生很深的印象和一个模糊的想法:中农的富裕就在于他的勤劳、节俭聪明会过,贫农的穷困是不是因为他们愚笨没文化不会过有关呢?同样的萝卜白菜土豆她家就做得那样好吃,并没多放油啊佐料啊肉什么的,连酱油醋都没有一滴,可切的那么细致摆的那么均匀,颜色调配的那么好看,盐酱放的那么适度可口;同样的粗米在她家锅里做成稀饭怎么就颜色和味儿都格外好呢?想了她家这么多长处我不得不又暗暗补了条短处:大概她家不如贫下中农能吃苦,或许她家怕脏怕累呢,怕脏怕累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2

团长他们只和我在这个屯住了五六天,帮我重新组建了基干民兵排,妇女毛著学习班,老年文化学习班,红孩子小队等等然后就把我自己留下,他们都到别屯去了。全大队几个屯每屯留一个人,团长最后带新闻干事留大队部那个屯。新闻干事把这做法写成两篇报道登在市报上,一篇叫“普及毛泽东思想人人都在组织之中”,另一篇叫“自下而上发动群众为建革打牢基石”。

团长他们走后我一点都没打怵,我一个新战士决心和他们几个营职团职干部比试比试,看谁工作开展得出色。我没有强行要求社员们去干团长要求那些事情。第一件事是借辆自行车跑几十里跑到镇里买了套理发用具,是自己借钱买的。我认为理发是联系群众的最好手段,比空说多少话都有用。我首先从房东饲养员老头理起,然后到各家去理,轮到谁家吃饭也带上推子,给他家该理发的都理完再吃。跟社员一块下地干活时也把推子带着,一休息就在地头开理,收工后我还招呼要理的到我住处去理。边理边闲聊需要了解的事情。就两个人,聊起来也不用避讳别人,村里的各种情况我很快就掌握了。大人小孩的头发理了一遍,全村的人家我就认识差不多了。为社员们做事我心里感到充实。我不愿意让社员们感到我是个负担,我多做他们需要做的事,即使开会也让大家感到乐趣,把会开得带有一半的娱乐作用。年轻人的会我就带头唱歌,还把非常好听的歌教给他们,老年人的会我就为他们准备点叶子烟和茶水,一个个为他们点上烟倒了茶才叫着他们老大爷正正经经说事。中年人比较好组织,有时我就一边给他们理着发一边开。半个多月,村里大多数人愿意听我说话,我说什么也愿意去做了,我可以感觉得到,大家喜欢我,觉得我给他们带来了新鲜气息。老年人说我正经,青年人说我活泼,孩子们说我有趣,半大老婆子们说我好。各式各样的称呼叫得我心里甜丝丝的干再多工作也不觉累。孩子们喊我小柳,年轻人叫我大柳,中年男人称我柳班长,妇女则最简练的唤“柳儿”或“柳娃”,老年人反而正经八百地尊我“老柳”。

有天妇女们组织学习,妇女队长也就是房东家的女儿请我去给讲讲话。所有会中妇女的会话最不好讲了,但妇女队长积极抓工作我不能不支持,便硬着头皮到会。妇女队长倒挺为我着想的,开门见山就让我讲。可那些孩子妈妈们起哄非让我先唱几支歌,我说我在妇女面前唱不出歌,她们就笑话我:“啊,唱歌都害怕往后娶了媳妇咋办?不锻炼锻炼到时候在媳妇面前连饭都不会吃呢!”我不唱她们就善意地哄着没完,我只得唱《东方红》,这支最好唱的歌儿让我唱走了调,妇女们通不过,又哄着让我唱《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我绝不唱,说:“《东方红》你们说不好听,想听格外亲,什么思想?”

“不是《东方红》不好听,你没唱好。《东方红》都唱不好,你什么思想,啊?柳儿?”别看农村妇女文化不高,说起贫嘴话来既生动又赶劲,拿她们没办法。

妇女队长替我解围了:“大家严肃点,要嫌他没唱好《东方红》就叫他重唱一遍好开会!”

“啧啧,有讲情的啦,那就算了,别让人家柳儿和队长下不来台了!”说这话的女人抱着个孩子,柳叶眉,眼神有点象花棉袄,不免让我紧张。

我没重唱《东方红》就开讲了:“有一首歌只有四句词,但思想却非常深刻。四句词是这样的: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今天我着重讲一讲这四句话的意义……”

柳叶眉忽然插嘴问:“一切为着毛主席?毛主席不是说一切为人民吗?”她问得并无恶意但那眼神和问题本身不能不说是想难为我。

这不比唱歌,我并不感到为难,马上对答:“正因为毛主席是一切为人民的,所以一切为着毛主席就等于一切为人民了!”

“那就直接说一切为人民呗?”柳叶眉诚实得可爱。

我说:“毛主席一再说一切为人民,人民就好意思说一切为自己?何况为毛主席和为人民是一致的!”

“我们一个农村妇女,一天到晚做饭、喂猪看孩子下地干活,这件事没完就得想那件事,哪能一切想着毛主席呀?”还是这个柳叶眉。

“说的是‘想’!干这些事的时候想着是为毛主席干的不就既是一切想着毛主席,又是一切为着毛主席吗?”我讲。

“啧啧,俺喂猪是想它快点长大好吃肉卖钱,喂孩子是想他快点长大干活挣钱,谁家不是这个想法?实话嘛!”

“所以要斗私批修,树立为革命养猪,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思想嘛。为自己你可以随便把猪和孩子养咋样都行,为革命就一定得养好不是?”这样辩论式的讲话我越讲越振振有词。

“‘想着’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为着’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服从’是对毛主席的立场问题,‘紧跟’则是个觉悟问题,跟了但跟得不紧那就说明路线觉悟不高。农村妇女也要凡事认真想一想,不认真想一想,就会稀里糊涂过日子,就会光想喂猪长大吃肉卖钱,喂孩子长大干活挣钱,结果肯定都喂不好。这就叫没有路线觉悟。想一想大不一样,怎么想也大不一样。就要象这四句歌词说的那样去想,去做……”

说得柳叶眉直吐舌头:“哎呀妈呀,这一说可吓死人啦,往后真得想着点呢!柳娃,你就教我们唱唱这歌得了呗,学会了干啥活都哼着省得忘了毛主席。现在就教!”

经过和柳叶眉辩论我反而一点不紧张了,真就教妇女们学唱那歌来。那歌曲子简单旋律优美通俗易唱,不仅妇女们马上学会了,而且很快在全村的孩子和青年人中普及开来,加上我的宣讲,几乎随处都可听见这支歌了。

我很高兴,觉得毛泽东思想已经在这个村普及了,为了巩固成果,我用自己的钱买了毛主席像章和画像共一百,没有毛主席像的家送一张像,有像的送一枚像章,当然每家都抢像章要,当时姑娘小伙子们的胸前不戴一枚像章就如现在年轻人胸前没有一枚大学校徽一样不光彩。不想我那像章惹出一桩乱子来。有一家贫农姑娘儿子一共六个,一枚像章都想要,于是争吵不休,当爹的做主把像章给了上初中的三姑娘,理由是三姑娘上学,这是全家唯一有件新上衣的人,只有她戴了最体面,可其余五个不同意,老三刚戴一会儿就动手抢起来,三抢两抢把件新衣服扯破了,还有人划伤出了血。当爹的用多少血汗才给上学的女儿买了件新衣服啊,却被撕扯破了,一气之下夺过像章大骂:“杂种日的,我叫你们抢,我叫你们抢!”于是高高举起狠狠一摔,气没泄够又踩了一脚,有机玻璃制做的像章便破碎了,“我让你们抢!”看确实不值得再抢了这个爹才罢休。开初听了这事我当笑话听听拉倒了,认为这也说明人民群众无比热爱毛主席,不然怎么会抢呢。不想传来传去竟传到县里,县领导说这是现行反革命事件,层层打下电话来批评问为什么不严肃处理,我才惊出一身冷汗,认真思索起来。后来也觉得是反革命事件了。我不得不这样给自己解释这件事——一个贫农,如果对毛主席有感情是不会因为破了一件衣服而摔碎毛主席像章再踏上一只脚的,吴勇不是在毛主席石膏像面临摔坏的危险时刻舍身护像而受伤吗?这是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应该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我亲自主持开了两次批判大会,动员那个爹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会上发言,还要求两个队长带头发言。队长说他不善于发言实际是认为不该把这事定为反革命事件而推托,便说让妇女队长代表生产队干部发言算了。这回我不能不绷紧路线斗争这根弦了,觉得妇女队长中农成分,让中农批判贫农这不合适,最后还是推给了政治队长。这在后来成立生产队革委会时算做重要问题,队长同情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没能进革委会,政治队长被选为实际是指定为革委会主任。

像章事件受到批评后,我开始重视抓阶级斗争了。紧接着抓的是像镜事件。有天下雨不能下地干活,我就各公共场合去联系群众。进村一个多月了头回有空到牲口棚旁边的饲养员屋坐会儿。虽然我住他家,但他每天除了吃饭回家外几乎都在饲养棚住,所以我第一次进他的屋,他也象初次到他那串门样热情陪我说话。因对他家的好感我格外尊重他,认为他这样培养出了上大学的儿子和当妇女队长的女儿的父亲是农村了不起的人物。我极虚心地向他求教,一口一个大叔的叫,他也拿我家人似的说这说那提些关于牲畜如何需要加料,如何需要繁殖的建议,我忽然一眼瞥见门楣上挂着一个像镜,屋子只有很小一个窗户因此很暗,看不清镜框里装的什么,凑过去一摸,上边挂的灰尘足有现在的五分钱硬币厚,擦了几下才看清镜框里装的是毛主席像。我不由得心中火起,毛主席像挂成这样都不擦一擦,什么感情,他个老中农。

我强将怒火压住问:“这像哪年挂的?”

他没发觉我已把大叔的称呼免了,还既漫不经心又很认真回答我说:“嘿呀,你要问这像哪年挂的那可有年头了,我一接手喂这帮牲口就挂上了,大白马生那头骡子那年,是大跃进那年的第二年吧,还是剃分头的毛主席像呢,这工夫都没这样的像了,不是戴帽子再不就梳背头!”

我愈加冒火,摘下像镜一看,可不是老式咋的,那张像本身就不如新的好看加上旧,使毛主席形象显得不伟大了。

“老万头,你知不知道?”我语气冷丁严肃冰冷得吓人,“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马列主义顶峰了,毛主席的形象也变得比以前更光辉更伟大了,你,还挂这张破像,并且,你睁眼好好瞅瞅这灰!”话一出口我自己也吐了吐舌头,我怎么失口说出“破象”二字呢?幸好饲养员一点没注意这两个字。

饲养员还没觉出问题的严重性,接过像镜用嘴吹了吹,又要用油亮的袖头去擦,并说:“可不是咋的,一天光忙牲口的事了,也没倒出闲工夫擦擦!”

我一把夺过像镜:“先别擦了,留着展览展览吧!毛主席像上挂了一指头厚的灰,还说倒不出闲工夫擦。”我提高了嗓门,用大批判的口气说:“老万头,你现在还说擦毛主席像得等倒出闲工夫,那么挂毛主席像是闲事了?你一天光忙牲口的事,嗯?你回去瞅瞅你家里,收拾得地上掉了面星儿都不沾土,装你自个儿照片的镜框一天擦几遍?你回去摸摸,有一星儿土吗?你以为富裕中农是自己富裕起来的,跟毛主席没关系,心里就没有毛主席啦!”

老万头这才听出话的分量来,脑门子冒汗手发抖了:“柳班长你看我真是,忙昏头了,把最大的事给忘了。我家里……那都是老伴孩子她们收拾的,家里像镜我也一回没擦’我那篇儿破像是闺女装进去的……”

“你还有理了?家里像镜不是你擦的你就对了,毛主席像挂那么厚灰不擦就应该了?”

“不……不是……我这就擦……”

“让大家参观参观,十年没擦了,再等两天擦吧!”我气得抑制不了自己,真的把老万头的毛主席像镜拿走了,拿给政治队长、民兵排长还有妇女队长看,我说要开个大会批一批这事,他们都面有难色,但看我不是说着玩的,而且气得脸都不是色了,不得不随和着说同意。我就让民兵排长敲钟,当天把全村人集合到生产队,先把老万头说的那通话当众说了一气,第二天又正式开批判大会。

那天晚上肯定家家都围绕毛主席像忙活了好大一阵子,没装镜框的装镜框,落灰的擦灰,位置不重要的重新换位置。

我很晚才回房东睡觉。老万太太一直等我,见我回屋就过去了,拎着自家的像镜子让我看,说把老东西的像片给拿山去了,说了好半天。“老东西咋这么懒哪,我和闺女一趟也没有去过他屋,要知道他把主席像弄那样咋也能去给他擦擦呀。老东西回家也不说。个老东西给全家丢脸哪……”

老万太太说一通走了,她女儿又悄悄过我那屋,眼睛又红又亮,显然是哭得不轻“我爹不对,该批,可你……说……说老头子不把毛主席当回事家里人干啥的,家里人个个拾掇得那么干净,连脚上的袜子都一天一洗,就不能帮老人擦擦毛主席像……这……这……不是……批我么……叫我……叫我……还……还怎么见人……工作”她说着忍不住抽抽咽咽哭起来,哭了一阵又说,“他的饲……饲养室又不归我管,也不是我……我让他不擦的……批我……你又不……不是不了解我……”哭得那个委屈好像我们有过什么契约我忽然违背了似的,当然那委屈的哭里明显地带着信任,不信任咋能跑我屋里这么失态地哭呢。

我不希望她一个人跑我屋里来哭,我在自己心里已筑了一道堤,防范着和任何女人加深感情,并且每晚都按小老兵传帮带的办法天天练呢,因而我克制自己千万别对她产生什么同情,便不吱声。她抽咽着给我端来她母亲烧好的洗脚水’她母女俩每天都这样为我烧水。她放下水时还不想走,我说:“睡去吧,有哭的工夫写篇发言稿,明天大会上发发言什么都说明白了。去吧,我要擦身子了!”她不得不退出去。我插了门独自准备批判稿。半夜睡前出去解手,我见她屋里灯也还亮着,心里不免疚的慌,躺下好长时间睡不着。第二天批判会上,她念了一夜之间写成的稿子,使我大为感动大吃一惊,她还有这么好的文笔呢,稿子写得很长,既朴实又有感情,不象一般无限上纲而无实在道理的空洞发言,结尾她还检讨了自己。若在我们连队这也是篇将大颂扬大批判斗私批修熔为一炉的出色文章了。发完言当场掏出条崭新的手绢替她爹把像镜擦了,又换上一张新像。这使我对她产生比以前更好的印象,忽然觉得她工作能力、文化水平都不比我差。但我一直克制自己没单独和她谈过一次话。有次我把连队分给每人一份的“八一”节水果点心送给她母亲,她母亲推辞好半天收下后问我:“听说你还没对象,你想找个啥样的呀?”我说年纪还小暂时啥样的也不想找。她又说:“我闺女不如她哥,也没考上大学,往后不能在你们部队帮她介绍一个?她和我都挺信着你的,就想找个当兵的!”听了这话我心里很紧张也很甜蜜,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越发不敢单独和妇女队长多说一句话,但我内心里非常愿意和她接触的,也非常想和她谈点什么,但始终没这样做,也一句没向她吐露。我心里有杨烨一耳光打下的伤疤和花棉袄抚摸下的伤疤,所以在怎么好的女人面前我也不会象从前那样单纯了。老万太太说完那话第二天非叫我在她家吃午饭,说是因为过八一节。我推托说轮到派饭那家会有意见,她说那就在那家少吃点,一定得再回来吃。我就留一半肚子在她家又吃了一顿午饭,吃得好心酸啊。她家把只下蛋鸡偷偷杀了,把鸡肉剁成细沫掺在菜里饭里,任我们有怎样的“五不吃”规定也没法将肉沫挑出来不吃的。老万头陪我吃,他说:“如今生活好了多亏毛主席和解放军,可又不敢给你做好的吃,你们有规定。过节了,将就着多吃吧,累坏你了。”

说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女儿又端过一碗苞米渣饭来换走我手里那碗说:“这碗我吃过一口了,你吃新盛这碗!”

我就吃她新盛那碗。吃着吃着底下变了,原来里边窝藏着许多跟玉米渣一样大小的鸡肉块。我停住嚼看他们,见妇女队长正用心看着我,大概看好一会了,她说:“吃呀,药不着你!”她母亲也说:“吃吧,一个人在外边,天天点灯熬油的,爹妈也不能在跟前照顾你,不多吃点累坏咯!”他爹也说:“年轻长身子骨的时候,啥也吃不着!”

一家人的好心好意把我嘴堵住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又象在花棉袄家喝酒那次感到,在自己家也没受过这般的温暖啊。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几天前刚开大会批判了他们啊。

我坚持着默默把那碗肉饭吃完了,吃得咽喉和心头都很疼痛,亏心地想,以后少做点批斗人的事吧。因为摔像章被斗的贫农还有因为没擦主席像挨批的中农,他们的女儿在心灵上要跟着受伤害的呀,爸爸那点历史问题不是至今还影响着我吗?

我正想着怎样做几件为社员群众谋福利的好事,团长把我叫到大队总结这段工作经验,同时学习了师三支两军办公室指定的一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经验材料,强调,一定要继续狠抓阶级斗争这条纲不放,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

我从心眼里不想我抓那个屯再出什么阶级斗争之类的事啦,可是传达完师里团里指示后有些社员却积极起来,揪住本屯地主婆家旧房里扒出一捆大洋票子不放了。那确是几百张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钞票,地主婆也承认知道丈夫死前藏下这钞票是幻想将来能有重新使用那一天。当时都认为这是地主阶级妄想变天最过硬的物证,年轻人一呼声喊着揪斗地主婆,我不敢压制,又主持了批斗会。

六十多岁的地主婆长的并不象电影和小说里描写的那种面孔,挺慈祥挺讲道理的。问什么都老老实实的答,这反而使大家批斗的热情低落了。一个民兵小伙子便突然提了个自认为很严重的问题:“地主婆抬起头来,眼睛瞅着我别动,我问你,有人揭发你当地主婆时和长工搞过破鞋,说,有没有这事?”

老地主婆仍很明亮的眼睛没敢眨动,但突然睁大了一下,那一睁让人看出她当年一定是很有风韵的女人。她因挨斗的次数太多而锻炼出来了,一点也不害怕说:“没有的事我不能瞎说,我保证没这事儿!”

“胡说,地主婆腐化透顶,你跟老毕头搞破鞋有人看见过,老实交待!”

老毕头就是摔像章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那老贫农。揭发的民兵小伙子上前一按地主婆的头:“低下你的骚狗头,快说,不说砸断你的腿!”

地主婆低头不语,那民兵忽然飞起一脚把她踢跪在地,跪地声那么重膝盖怕是摔裂了吧,我的心一颤,上前拉那民兵,耳语让他文斗。老太太趁势想站起来,那民兵就让她跪着交待。她哪里挺得住,只好交待说:“这事有是有,是我勾引他,他没干……就没成……”

“到底成没成!?”

“我不敢诬蔑贫农,是没成。”

“老毕头屁贫农,他个现行反革命,你还包庇他。到底成没成?”

老太太刚含混地说出成了二字就昏倒在地,我怕斗出人命不得不亲自出马制止武斗,但我只保护了地主婆,整个会场形势已控制不了啦。

“打倒地主婆!”“打倒现行反革命毕大发!”“地主婆和反革命分子狼狈为奸!”“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没经我同意,几个民兵已把老毕头拖到会场,这下整个屋子沸腾了,一男一女一地一反两个搞过破鞋的敌人被揪在一起,这是小屯有史以来最生动最尖锐最复杂最热烈最宏大的场面了,不常参加会的老人、妇女们也中途赶来看热闹,地主婆、老毕头家的人躲在两个脚落不敢抬头见人,大人们将信将疑极严肃地看,小孩子们投着土块起哄,小伙子们喊口号,提问题不断把斗争引向深入。

“老毕头,你赶快交待,你解放前就变质了,怎么能不仇恨毛主席!你到底和地主婆搞了多少次破鞋?解放后搞没搞?”

倔得象硬铁棍子的老毕头梗着脖子,两眼冒火,瞅瞅大伙忽然对准地主婆的脸呸的就是一口痰,大骂道:“要命不要脸的东西,我让你不得好死!”骂完猛地一头向老太婆撞去。

恰巧这时地主婆又昏倒在地,老毕头没撞着她却重重撞在砖墙上,头破血流口吐白沫昏厥倒地,趴在老太婆身上交叉成个十字。不知好歹的孩子还喊呢“老头老太太搞破鞋哪,都来看,都来看,地主婆和反动老头搞破鞋!”

我吓得脊背冰凉满头是汗。虽然是地反分子,两条人命也非同小可,忽然连踢带推着他们大骂:“小孩子们都滚出去,不滚出去算你家大人破坏会场!”又声嘶力竭吓唬年轻人不得胡来,然后招呼几个年岁大的赶快抢救。

好歹没出人命。但是老毕头的头伤得不轻,除外伤外还有内伤,怎么个内伤我也不懂,也没送医院看,他家里也不敢太当一回事请医生或送医院什么的,再说他家也没钱,撕破一件上衣就心疼得暴跳如雷,哪会有闲钱住院呢。现在想来大概是脑震**吧。我心里十分不安,夜夜象做亏心事睡不好觉,再没敢同意把他拉出来批斗。我曾偷着跑回团部卫生队要过两次消炎药,没让别人知道,悄悄让他老婆给他敷的。他家人还挺感激我的,一门儿说他自找的,谁让他自个往墙上撞呢。

这些话并不能使我踏实,我不能不认真琢磨象刚进村时多做些好事了。

3

稻田缺水,不及时灌些水进去百八十亩稻子就毁了,而全屯就指望这点稻子过年吃大米。要想救稻子只有抽干小水库的水啦。所谓小水库不过是个大水泡子,里边养着上千尾鱼。抽干了水,鱼也就不能养到冬天了。东北的鱼塘,鱼只能养到冬天,一到冬天不深的塘水冻实了心,鱼也就跟着冻死。因而必须养到冬天才能长得大一点或卖或保存都不成问题。而大夏天就把一两千斤鱼起出来,卖也卖不出去,吃又不舍得吃(那是留着过年吃的,或是卖了买年货的。农村就靠卖几个鸡蛋,几斤猪肉或队里分的几条鱼买年货)。可是要鱼就毁了稻子,要稻子就必须起鱼。那时候“以粮为纲”是农村生产的准则,什么都可以不要不能不保粮食。

我亲自带领全村劳动力昼夜干了三天,把水抽干了,其实是掏干了。没有抽水机,百多号人用水桶用脸盆用水瓢连续不断的掏。腰骨都快累断了还掏不干,似乎落进水里的汗比掏出的水还多,所以总觉得干掏也不见少。往出拣鱼时的欢呼才使人们忘了累。无数条一两斤重的鲤鱼鲫鱼鲢鱼草鱼扑打着尾巴被扔到岸上,堆成好大一堆。人们脸上的笑容也堆成了堆,我心里也舒展踏实多了,不由暗想,毛主席说与人斗其乐无穷,比较而言还是与天地斗乐得更由衷些。

按我的意见,不分男女老幼也不论家庭成分,每人一斤鱼,余下的由我带几个民兵用推车拉了去卖。

那时候没有自由市场,社员们说我个当兵的上哪儿去卖。我说我就靠这身军装到营房去卖,全团三个营十多个连还有团部营部的,怎么也卖出去了。实在不行就拉师部去。

我们把鲜鱼装了满满三推车,用鲜蒿鲜草遮住毒日头,人就顶着毒毒的日头火远道去卖鱼。

拉车卖鱼对我绝不是轻松事,哪有解放军卖鱼的。不要说解放军,年轻人站柜台卖货还不好意思呢,拉个车还得吆喝着象货郎似的,我又是第一次干这事。小时候大概是六二年吧,我刚上初中,那年全国闹饥荒,谁家有一点吃的东西都能卖好多钱。我家窖里储着几十棵白菜,家里缺钱买米,爸爸就让妈妈去街上把菜卖了,他自己是教师绝不能干这种事的。妈妈也不好意思去,正经人家的妇女那时也不上街头卖东西。妈就让我去。我也不去。妈就说我白养活你一回了,供你念书,连这点事都不能替大人干,再说妈又有病站街头雪地风一吹就咳嗽。我就不得不叫妹妹跟我一块去。拉菜的爬犁往街头卖东西那地方一放,我就躲远远的站着让妹妹喊白菜白菜买白菜呀!妹妹那时上小学了,也不好意思喊,也离爬犁远远的站着。临摊卖糖葫芦的大伯好心眼,几乎全是他帮着叫卖出去的。他喊一声买糖葫芦喽再加一声买白菜,他喊得很有节奏很动听——糖葫芦喽大白菜——大白菜喽糖葫芦。那几十棵白菜很快就卖完了,我拉上爬犁逃也似的赶回家,我真感激那位大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喊大白菜的声音和神情。当时我把卖的钱偷着留下了几元,自己买了一支钢笔,给妹妹买了支油笔,还特意给卖糖葫芦大伯买了盒香烟。爸爸知道后当然把我说了一顿。所以后来看《欧阳海之歌》里欧阳海卖炭那节心很酸,看到欧阳海拿出点炭钱为爸爸妈妈买了几条小鱼和两块糕而被打时,眼泪竟哗哗地淌湿了好几页书,那是徒步串到北京,新年的夜晚住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看的,看完欧阳海挨打时正好响起元旦的钟声。

我说:“趁路上没人,咱们边走边练练喊卖鱼吧!”

“咋个喊法,谁都不会。”几个民兵小伙子跟我年龄相仿,也都没干过这事。

“就喊买鱼喽,新鲜鲤鱼新鲜鲫鱼呗!”我说。

“没喊过,喊不来呀!”

“怕啥,也没人。”

“那你先喊。”

我只好先喊。第一声颤颤兢兢的,索性连喊几声就好多了,我毕竟练过喊队列口令。

他们也一个个跟着喊:

买鱼喽新鲜鲤鱼新鲜鲫鱼

买鱼喽新鲜鲫鱼新鲜鲤鱼

新鲜鲤鱼喽

新鲜鲫鱼喽

汗水扑扑掉在土路上,练卖声飞向很远很远的青纱帐。

可是一接近镇子又都不好意思喊了,我独自喊了一阵,只引出几位老人问问价,并没有买的,便失了往镇里走的勇气,直接奔部队营房而去。部队不用喊,找司务长问就行。

别连司务长我不认得,我们先去我所在的连。在农村过的连星期几都不知道了,原来这天正是星期日,全连休息,两顿饭,各班正在包饺子。我先找到司务长,他跟我出来看看鱼说鱼倒是不错,可已经买肉包饺子了,再买鱼就超支了,便说不买。我怎么说他也不买。我知道各连的司务长都是选最会算计最抠门的人当,他说不买我个新兵很难说动他的。我就又去找指导员,说买不买关系到我在那个屯支农的成败,是军民关系问题,是路线觉悟问题,下个星期少花点钱有了。指导员通情达理,指示司务长买一百斤用水桶装了吊在井里第二天吃。

称完鱼我们谢了指导员马上要走,他叫我们吃了饺子再走。几个月的“五不吃”使我一听饺子便口水满嘴了,但那许多没卖的鱼使我不敢留下来吃。战友们都为我送来鱼欢呼,他们不管超支不超支,都感谢我而讨厌司务长,一呼声敦促连长指导员,说我在外支农这么辛苦远道送鱼这么劳累还有几位民兵战友头一回来连队,怎么也得吃了饺子再走,怕耽误卖鱼的话吃完饺子大家一起出去帮我们卖等等。

指导员看那几个民兵小伙子眼不够使地看这看那也极有想留下的心思,便回头对连长说:“这么的吧,我打电话给四连说说,你跟五连关系好你跟五连说说,叫他们也都买点,柳班长他们几个就可以留下吃饺子了!”

连长更干脆说:“费那事干啥,我打电话给营长,叫他通知营部管理员四连五连司务长,马上来这儿买鱼,一家一百斤。他不通知下次我就打他的横炮!”我看出连长和指导员都有点在几个民兵面前显显威风的意思,心里非常高兴,他们是我的首长,他们威风我也就跟着威风了。

我和他们几个在我们侦察班放开肚皮吃了一顿,然后又把他们领到厕所蹲了一会。一是我们确实吃得太多了,二是我想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部队的厕所有多么干净。他们果然吃惊得不好意思解手了。厕所四壁刷得粉白,地下也撒着洁白的石灰粉,便坑口一律盖着刷了白漆的长柄盖儿。他们几个蹲在那儿上瞅下望,没一个不说这厕所比他们屯哪家屋子都干净的。我就说那你们回去造造舆论,民兵排带头好好搞搞村里卫生。

我们又去一营。三个连都走了,一斤没卖出去。到一营部更说不上话了,只有一户家属要请客买了几斤。这提醒我想到团部家属大院,星期天家属们都在家,管他们买不买,先给团长、组织股长、军务股长每家送去十斤,就说他们让送的,先斩后奏回去后他们还能不交钱吗?

我们先在团部家属大院吆喝出一些人后,才咋咋呼呼称出三份鱼来给那三家送去。三个家属都很自觉,当时就付了钱,并连连说鱼真好。这样一传家属们纷纷拎了盆子来买,第二推车鱼在家属院便卖光了。

天也不早了,还剩一推车鱼咋办呢。我就找团部的几个战友帮忙。他们领我到团直的两个食堂,人家刚从商店买了鱼不能再买了。我们又拉着鱼车挨个去问团直几个连队,人家也都说什么不买。

太阳眼瞅落了,我们还剩一车鱼没着落,急得我嘴唇焦干。我央求指挥连司务长说:“你们连大,买一百五十斤一顿就吃了。要不我们拉回去明天就得臭。社员们等钱买农药,帮帮忙吧!”我撒了个小谎说买农药,想等以后再跟他解释也不为过,他在新兵连当过司务长,我们认识。几个小伙子也央求说买的话宁可帮他把鱼挨个收拾好也行。

指挥连司务长实在推不走我们只好说:“你们先到师招待所看看,那里有个会,二百多人,他们要的话一下就解决了,如果不要我保证买一百斤。”

他当即打电话给师招待所,不想他们全要。我们高兴坏了,司务长放了电话我们就往师部跑。

跑一会儿我突然放慢脚步,几个小伙子以为我跑不动了,叫我上车坐着他们跑,他们说吃了饺子正来劲儿。他们哪里知道我忽然想到杨烨,要是碰见她怎么办。我说:“这回还用急啥,挺凉快的慢慢走吧,反正人家说全要了!”我是想磨蹭到傍黑躲避开杨烨。

几个小伙子吃饱撑的,任我怎么放慢速度也不行,还是天亮亮的就到了师招待所。世上的事真如哲人说的,怕什么偏碰上什么。我们刚要进院就碰杨烨和吴勇往外走,吴勇背着空挎包,杨烨拿着一本书(我一眼看清就是那本《欧阳海之歌》),显然是杨烨送吴勇回去。

我和吴勇相对怔了一刹,双方嘴角和面部肌肉都**几下,喉咙却都没发出声音来。

“走哇,咋啦?”和我同车的小伙子说。

我趁机往食堂方向走。吴勇没有喊我。

他什么时候来的?在连里吃饺子时我没看见他。他来干什么?是杨烨被批准入伍了他来祝贺?

鱼卖得还算顺利,可和杨烨吴勇这次碰面却又把我的心重重扯了一下,象把原来愈合的伤口又撕裂了。杨烨鄙视我而和吴勇好了吗?她鄙视我可以,我应该鄙视,可我总觉得吴勇有比我更值得她鄙视的地方,她应该爱上一个比我们俩都好的男人。哎,她那记耳光!她多么高大,我实在是太卑鄙太渺小了。

我稀里糊涂称完鱼算完钱和异常高兴的小伙子们踏上归途。

开了眼界的他们哪知我心情,一路开心地说笑个不休。

“部队生活真好,大盆吃饺子成车买鱼!”

“你们是赶上了,也就一星期一回。”我想着平时吃腻了的原子弹——高粱米籽说,“个顶个说得了‘胃亏肉’病!”

“我们得的是‘胃亏油’病,比‘胃亏肉’病重多啦!”

另一个说:“可不比‘屌亏肉’重!咱们胃亏,屌不亏。咱们几个都有媳妇吧,哪天晚上屌亏肉了,他们部队就亏定啦!”

“屌亏肉比胃亏肉难受多了。”

我听不下这么粗俗的话,骂他们:“不会说点干净的吗?”

“《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那歌干净吧?就姑娘媳妇爱唱,你知道她们亲啥?就亲你们那个东西!”

“得了得了!”我脸热胃恶心,制止他们,“越说越埋汰!”

“埋汰?谁干净也脱不了那事!你们团长儿子哪来的?亲!亲戚!什么叫亲戚?和屌有联系的人就是你的亲戚!不服你算算?”

我无力驳倒他们**裸的“唯物主义”,他们越说越不在乎了。

“你见了女的真没感觉?没那东西还是吃了药?”

“大门口见了女兵瞅都不瞅,她也不瞅你,解放军男的女的是不都吃药了?”

我后悔不该跟他们搞得太熟,熟到这程度今后还怎么领导他们。“不好说点别的吗,你们都是民兵?”

“老毕头那么倔,还跟地主老婆搞呢,屌这东西真厉害,两个阶级都挡不住!”

我想起饱暖生**逸这话来。这帮小子,来时空着肚子,光担心鱼能不能卖出去,回来肚子饱了没事了就想荤的了。资产阶级生活糜乱就是吃饱撑的。

我决定抓抓民兵,就从吃苦教育抓起。怎么抓法呢?琢磨来琢磨去想出三个点子:吃一次忆苦饭,干一次忆苦活,然后实行军事化。

吃忆苦饭不是新点子,在连队吃过一回,后两个点子是我的创造。我想,第一个点子虽然是抄来的,也要搞出新意来,别象连队那次地瓜煮地瓜叶子,我吃着很香哪。

我找老毕头,了解旧社会给地主扛活都吃什么。老毕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仍倔哄哄的。“吃什么?吃豆包。豆包是顶硬嚼咕,不给豆包吃能出活吗?”

“在家吃什么?”

“地主家有豆包自个家哪有豆包?喝高粱米稀粥呗!”

很让我失望。高粱米稀粥算什么,六二年自然灾害我家吃柞树叶子、橡树叶子面做的窝头,又辣嗓子又拉嗓子,吃下去消化不了。听说最难吃的是橡子面,吃了拉不出来。橡子就是柞树结的籽。我主意已定,忆苦饭就用橡子面和柞树叶子混合起来做粥。

我特意等了个雨天,带了民兵到十里外的山上采摘橡子和柞叶。

单是把这两样东西变成面,我差不多就添了几根白发,妇女队长脸上也添了几道细纹。

我还嫌不够劲儿,又弄几个猪苦胆和鱼苦胆放进粥里,那忆苦粥便又涩又腥又苦,喝时没一个人的脸不扭曲变形的。

我亲自掌勺盛粥,谁都不得少于一满碗,当然越多越好。

跟我一块卖鱼那几个小伙子因混得熟,一边咧歪了嘴往下咽一边说我:“柳班长当地主扛活的都得被苦死!”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不怕苦,三五口就把一碗能将人苦死的黑粥喝光,又盛一碗说:“不用耍贫嘴,都得喝光。”

有人就往屋外溜,想找地方偷偷吐几口或倒掉一半。我堵在门口郑重宣布:“不喝光一碗粥谁也别想出这屋!”

生产队那屋这才象高考课堂似的静下来。

几个不能吃苦的女民兵咽一口粥便憋出一串泪来,难以下咽的痛苦状使本来不错的脸变丑陋了。我说:“这么点苦都吃不下,当什么革命接班人?”

跟我混熟的小伙子还是咽不下几口。“红军不过吃草根树皮,跟咱们忆苦粥比那是吃点心啦!”

“就是要超过红军嘛!”我鼓励着,“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闭眼就喝下去了!”

憋出眼泪也没咽下第二口的几个女的忽然呕吐起来,逗引我也感到一股奇恶的腥苦味爬上喉头,刚想喊要坚强些,又有几个跟着吐开了。一时星火燎原,满屋一片作呕声,我也险些呕吐,用右脚狠踩一下左脚趾头,才把注意力分散到脚下勉强把呕吐压住。

锅边那个姑娘控制不住竟井喷似的吐到粥锅里了,屋门便再也堵不住。我才不得不宣布忆苦粥会结束。尽管没喝下多少,我着实感觉到它的作用,腥苦味好几天卡在嗓眼儿不散,肚子也疼了几天。

旧社会到底苦啥样没体验过,忆苦饭后的忆苦活把个民兵排累趴一多半。那一排人的面孔我几乎全记不清了,可他们一定会把我当地主却记清清楚楚的。

我仍坚决地实施了第三点计划。不管男女民兵,每天早晨五点钟集合训练一小时,内容及要求跟我在新兵连一样。上工下工也走队列、唱歌。

训来训去只剩女的了。小伙子们以各种借口逃之夭夭。

女的还参加是因为妇女队长天天替我挨家叫。后来姑娘们看出妇女队长是为我叫的,渐渐人也少了,借口总是妇女病例假什么的,我也不懂真假。

最惨有天早上。黎明时分黑黑的打谷场上只有两人按时到场,他俩面对清风象幽会的情人——站了好久,还是他们俩——我和妇女队长。

看看再等不来人了,她说:“要不……别……别搞了,部队这套……农村行不通。”

我长叹一声说:“革命咋这么难哪!”

她哭起来抽抽咽咽的好像我的话道出她一肚子委屈。

我为她的抽咽声感动了。是啊,在我支农那些个起早贪黑的日日夜夜里,不管对的错的愿意的不愿意的,哪次少过她吗?我早就感觉到了,她的积极一多半是对我的痴情。

黑暗的风里我涌出一汪热泪。

但我走开了。

民兵训练场上只她一个人立正似的站着迎接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