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灵犀
——大海与大洋，总能找到相通之处。
我曾经去参观过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宅邸，我也曾经去参观过在北京后海的“恭王府”，前者是确确实实的大师故居，后者则是虚拟中“大观园”。莫斯科那幢大宅子的辉煌，与一厢情愿的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毫无相同之处。但我到了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巷21号，怎么也挥之不去那尚未修缮的恭王府，其在作品中互相印证之处，似乎能感到这两位文学大师，作为贵族之家的一员，拿起笔来写记忆中的居住过的那房屋、那花园的情感，显然，在心灵上是相通的。
怀旧，最引人感伤，也最使人动情。
在那个冬天的莫斯科，我发现，艺术大师们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
读《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读有关曹雪芹与托尔斯泰的传记和资料，常常会有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发现。如果有机会参观与大师们相关的遗址遗迹，也不禁会产生能进行类比的感触。
也许大师们有心无心地从人类文化发展这个大视野大前提出发，在笔下表达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和观察时，势所必然地会在许多观点上趋向一致？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除了宗教的原因外，那些绘画巨匠给我们留下众多题材基本近似的圣母像、维纳斯像、美惠三女神像的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
八十年代初，去苏联访问，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经常就餐的地点，据说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写到过的：
从早晨起，几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不断地来来去去，把客人们送到波瓦尔斯加亚街上劳斯托娃伯爵夫人的驰名全莫斯科的大宅子。
我开玩笑地形容这幢大宅子，大概可算莫斯科的荣国府了。
这联想实在是很突兀的，后来仔细琢磨似乎也不奇怪，我们就餐的餐厅正是当年那个“圣纳塔丽节，也是劳斯托夫家两个名叫纳塔丽的人（母亲和最小的女儿）的命名日”主要活动中心的跳舞大厅。可以想象衣饰华丽、仕女如云的景象，拿《红楼梦》的语言来讲，劳斯托夫伯爵一家女眷较多，才想到了荣国府吧。
这幢大宅子的辉煌，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毫无相同之处，但我马上感到作为贵族之家的一员，拿起笔来写记忆中的居住过的这屋子、这园子的感觉，显然，在心灵上是相通的。
莫斯科的古老建筑几乎都是砖石结构，花岗岩的基石廊柱，以及很壮观的柱顶雕刻，这幢大宅子也不例外。当年劳斯托夫伯爵一家怎样使用这大宅子里的无数房间，对我们短促停留的访问者来说，简直是个谜了。现在这大宅子容纳了苏联作协供会员享受优待的一连串大小餐厅，以及俱乐部、图书馆，通过迷宫般的地下室，走上去，还有莫斯科市作协办公机关。壮观是不用说的了，气派也是十足的。
但这幢是否真属于劳斯托夫伯爵宅第犹待考据的建筑物，和我阅读那部不朽名著而形成的极其富丽堂皇的伯爵宅邸印象，在观感上就产生出体积和面积的差距。它不应是目前这样子的，虽然它称得上宏大，但很难设想我们在吃实在吃不惯的俄式大菜的这餐厅，竟是娜达莎第一次令人惊艳的出场地点，未免显得寒碜。托尔斯泰着力描写的劳斯托夫伯爵和马利亚·德米特力耶夫娜跳“丹尼尔·古波尔”英国舞，如果也在我们这餐厅内，我不知道该怎样装下那么多客人和挤来看热闹的佣仆？那实在是相当局促的了。
书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和实感太不同了。
怪就怪在《红楼梦》里的荣宁两府、大观园和与《红楼梦》相联系的实际事物之间，也会产生令人觉得“黯然失色”的遗憾。
记得第一次参观位于北京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据称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无妨称之“牵强附会”的联系。因为曹雪芹本身是个谜，未知数太多，所以很难肯定这“牵强附会”的是或者非，姑且我们相信，倘非恭亲王府以《红楼梦》中大观园为蓝本建造，便是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有恭王府或类似恭王府这样心目中的蓝图，这大概毫无疑问的。可是，当时不仅我，同行者还有其他人均流露出一种很失望的样子。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读者塑造出一个令人憧憬向往的几近天上人间的神奇所在。想不到的“画栋雕檐，珠帘绣幕，仙花馥郁”，说不尽的“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看不完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等等等等。读者心目中已经构想出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境界。所以当看到据称可能是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的那孤陋的山石水池时，天啊，我真想劝导游者闭上嘴，恳求他别糟蹋《红楼梦》了。无论怎样想象，也难从那粗劣的山石和窄浅的水池，去思索史林二位才女听笛联诗的忧郁感伤的场面。
有句俗话：“看景不如听景。”这就说明，语言或者文字所烘托出来的气氛，能造就出比原来事物本身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在大师笔下，这效果益发彰著。《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尤甚。我想，如果生活中确实能找到荣宁两府或大观园的遗址，如同波瓦斯加亚街那大宅子有据可查，还未必有目前恭王府那种王家气派呢。
作家有权利夸张，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但读者当真要依据想象，大多要失望的。莫斯科的大宅子也好，恭王府的后花园也好，绝不是作品中描述的那个样子。这种其实也不是两位大师特别着意刻画的场景，能够异乎寻常地在读者脑海中，构筑成一个美轮美奂的艺术想象中的豪华府邸，凡读《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者都不能摆脱。这大概由于——
一、托尔斯泰和曹雪芹，是真正的贵族，虽然曹雪芹早已不是贵族，而且没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他曾经是富贵门第，官宦人家的一员，那种贵族的体验，绝非普通平民、暴发户、一般有钱人家出来的作家能够感受到的。巴尔扎克说过，不经过三代的熏陶，是出不来贵族的。穿名牌服装，有大把钞票，点蜡烛吃饭，开高级轿车，那些装出来的贵族，和真正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人，还是有着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的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这两位大师笔下的房屋，绝不是未曾住在其中的人所能感知的真实了。
二、这两位而且都是过了鼎盛时期的世家子弟，由盛而衰的体会，使得他们对失去的一切，便有了不同一般的感伤、特别的珍重和不易忘怀的思念。于是，他们回忆中的房舍屋宇，注入了沧桑的历史感，这种拉远了的距离，在他们眼中，似乎被光环笼罩着，表现出的奇异的色彩，形成文字，就产生了斑斓的效果。
三、由于他们都是深深眷恋着往昔岁月的贵族，对于“锦衣玉食”的生活，或是“钟鸣鼎食”的家族，那种出自内心深处的追思，尤其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流溢的忏悔情愫，也使得笔下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俨然有了某种生命力，而打动读者。
四、更何况几乎是亲身经历感受的表自，自有旁人所不能述及的真切。这种叙述最能把读者牵入共鸣的心境中去。而一旦沉浸到作者经营的创作氛围里，他说一，你便有二的联想，于是，你觉得眼前所见到的莫斯科的那贵族之家，那北京后海的王家府邸，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这就是两位大师在作品中相同的征服读者的魔力了。
《红楼梦》开卷就交代清楚：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所以，整部作品交织着追忆、怀旧、思念、忏悔。他特别郑重指出：“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这“亲闻亲睹”被一位评注者指出：
就全书诸女子品格性情，其种种不同处，却又种种毕肖，谓非从亲睹亲闻出来，吾不信也。……此书之一言一动，处处出人意表，却处处入人意中，谁谓其假耶。
至于《脂评》中“嫡真实事，非妄拟也”；“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诚思若非亲历其境者，如何摹写得如此”……正是在大师所提供的极其真实的贵族生活的基础上，才能使读者有施展想象的可能。
据托尔斯泰的传记作家艾尔默·莫德说：
《战争与和平》几乎包罗了托尔斯泰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其中有贵族和农民；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战时的与平时的指挥官、军官和士兵；外交官和朝臣；调情、恋爱、行猎，和一个只是口头上的改革运动。……他对人生的观察只限于消耗者的贵族和生产者农民……
这和曹雪芹也是主要描写统治者贵族和被统治者奴仆的现实生活，差不多是大同小异的。
这种惊人的好像商量好了的相似手法，真令我们后人无法掩饰读后的诧异。
艾尔默·莫德在英译本《战争与和平》中注解：
托尔斯泰描写劳斯托夫家的年轻人，大量运用他自己的家庭传说和他对岳父毕尔斯家的印象。他把他父亲的许多特征赋给尼古拉·劳斯托夫，连尼古拉·伊利契这个名字也未改动。桑妮亚的原型是年幼的达吉雅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和托尔斯泰的父亲在真实生活中的关系完全相同。菲拉摹自他的大姨子丽莎，纳塔莎摹自他的小姨子达吉雅娜，其中杂有他夫人的若干成分。
很遗憾曹雪芹“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再加上本人事迹的湮没无考，已难像《战争与和平》这样逐个地对《红楼梦》人物的真实生活原型进行推敲。在十八世纪中叶写作的《红楼梦》，正是中国满清乾隆统治的文字狱大兴的时代，从文祸这个角度看，稍后一百年的托尔斯泰，开始《战争与和平》创作时的俄国，似乎顾忌要稍稍少一些，这并不意味着俄国沙皇比中国皇帝更对作家优渥一些，凡皇帝，总是与作家抱对立情绪的，不过，中国皇帝的刀磨得更快些，所以，曹雪芹更懂得保护自己罢了。但是可以相信，“亲睹亲闻”使我们可以了解《红楼梦》如同《战争与和平》一样，虽非全部取材于真人，但是曹雪芹取材于所熟知的那些贵族家庭中的成员，是毫无疑问的。近代发现的有关江宁曹氏家族和李煦的史料，很足以窥知《红楼梦》的创作依据。
所以，用艾尔默·莫德评述《战争与和平》的话来理解《红楼梦》，同样贴切。
是什么使《战争与和平》激**了每一个读者的呢？是它的形式的明晰和色彩的生动。仿佛它所描写的，人们看得见；它所发出的声音，人们听得见。作者从不用自己的口吻来说话，他把人物带到台上，让他们自己说话、感受、行动；他们所做的是这样的真实，每一个动作都惊人地准确，正合乎每一个人物的个性。我们仿佛面对了真人一样，我们看见他们还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见的更清楚。
……在这方面，这部小说乃是一个艺术的奇迹。托尔斯泰不是仅仅抓住了一个个孤立的现象，他抓住了整个活生生的气氛，这气氛围绕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变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气氛的影响，而我们读者也是同样的。
这气氛使读者进行他阅读时的艺术再现活动，而且会创造出比生活、比真实，甚至比作品所提示的，更为强烈的效果。
或许这可称之为读者的增益效应，林黛玉其实是典型的肺结核病患者，但读者却愿意忽略这绝非是美的因素。同样，托尔斯泰这样描写娜塔莎，“咧开大嘴（弄得她的样子很难看），开始像婴儿一般号起来……”但每个《战争与和平》的读者，都相信她是绝顶漂亮的人儿。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现在再来考察这两位大师写作的心境相通之处，也许这是人之常情了，在得到一切的时候，并不意识“无”之可怕；反之，在失去一切的时候，才觉得“有”之可贵。作家，哪怕是大师级的，也难悖背这个常理而绝对超脱。
何况“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贵族后裔曹雪芹，他能无动于衷吗？除非他麻木不仁，一个感情接近死亡的人，还有写作**吗？所以，他们的感受要越过常人。从托尔斯泰的远祖，曾经是彼得大帝的心腹，与曹雪芹的祖父，那位江宁织造很受玄烨赏识的亲信来看，家族的鼎盛，辉煌愈甚，眷恋思念，也愈强烈。
曹雪芹的《红楼梦》这种情绪表露得更明显些，可能由于更显赫之故。
“先时连那么横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那富贵公子年代，“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一旦到了“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守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时，于是那撕扇子的一个旖旎细节，便闪烁着虹彩从记忆中跃出，敷演一篇动情文字。
我们很难准确揣度大师的创作心态，只能悬拟设想，但至少可以判断，其中必然包涵对于逝去的繁华岁月的悼惜，在追述往日的欢悦里寻求安慰，温抚心灵创伤，自然，不排除忏悔意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过多”。
托尔斯泰也不例外地留恋他的贵族身份。
他的妻弟告诉我们，列夫·托尔斯泰在我面前承认他是又骄傲、又爱虚荣的。他是一个实足的贵族，虽然他爱乡下人，他却更爱贵族，……当他终于成了一个名声远播的作家的时候，他承认这是使他非常高兴，给了他无限快乐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觉得自己又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贵族，他十分高兴。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劳斯托夫伯爵的家宴那大场面的描写中，为什么会出现厨子塔拉斯那样微不足道的小角色，那未尝不是托尔斯泰这种贵族心理的反映。
……一定请他来，我亲爱的。我们来看一看，塔拉斯今天怎样露几手。他说，奥尔洛夫伯爵从来也不曾设过像我们要设的宴席呢。（第一部第十一章）
……
哈，小伯爵夫人？我们就要有多么好的炸飞禽加马狄拉酒，我的亲爱的！我尝过了。我为塔拉斯付的那一千卢布不算浪费。他值那么多！（第一部第十四章）
据艾尔默·莫德注解：
塔拉斯显然是一个农奴。农奴通常随所属的田产出卖，但是受过训练的家奴有时分开来卖。塔拉斯大致曾在英国俱乐部外国掌厨下学做厨子。一千卢布在当时可买八个或十个普通的农奴了。
这个比曹雪芹的晴雯撕扇更为细小的枝节，除了表现劳斯托夫伯爵的奢侈、享乐、耽于美味外，不也是托尔斯泰对鼎盛年代里贵族生活的豪华铺排的寄怀吗？托尔斯泰自己也了解描写这些穷奢极欲的贵族对读者的影响。他对这位英国研究他的学者提到一位教授的女儿，她曾对他说，自从读了他的《战争与和平》以后，她就爱上了舞会和宴会……
倘若不是大师们发自内心的赞许，不是由衷地尊崇他们熟知的贵族阶层，在笔下为往昔的事物烘托出灿烂的光圈，会给读者产生艳羡的影响吗？
唯其曾经失去，所以弥足珍惜。曹雪芹和托尔斯泰在这一点上似乎能找到共同之处。如果留心一下托尔斯泰祖先的历史，几乎和曹雪芹家族的兴衰有着类似的遭遇。他的远祖彼得·托尔斯泰曾是显赫的枢密院大臣，但终于被褫夺了伯爵称号，褫夺了一切职务、赏赐和财产，被放逐到海岛上，不久瘐死。过了半世纪，到托尔斯泰曾祖，家业才开始中兴，但是他祖父伊利亚·托尔斯泰虽然谋到了喀山省长的位置，终于还是被沙皇下命撤职查办。由于负债累累，死后，托尔斯泰的父亲拒绝了继承权，可见衰败的程度。
托尔斯泰与亲身承受家族劫难的曹雪芹到底不同，终究那是他出生以前的历史了。他的一生乃是贵族的一生，曹雪芹则不能比拟地历经盛衰，由“衣锦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跌落到“饔食有时不继”的贫困境地。所以，在《战争与和平》中，虽然也有贵族没落颓败的笔墨，但很少《红楼梦》里“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强烈反差的失落感。这大概也是《红楼梦》更为读者牵心揪肝的原因。
这类大师们相似中又有不相似之处，还表现在对待最高统治者的心理差异上。既然描写贵族社会，就不能回避塔尖上至高的皇帝。在《战争与和平》中，多次出现沙皇亚历山大。虽然写了尼古拉·劳斯托夫对皇帝的崇拜，但也颇为不恭地嘲弄他“跟我们的旧敌人波纳巴联合起来，打我们的旧盟友奥国皇帝”。甚至还用了侍卫们对话：“Bien faite et la beaute du diable（身材很好，而且正当她的妙龄）”，这样一个含沙射影的细节，使读者不禁莞尔。
曹雪芹就显得诚惶诚恐了，总是一副“臣罪当诛兮”的不敢触犯当今圣上的战战兢兢的样子，这倒未必是沙皇亚历山大比雍正（他抄了曹家）乾隆（他大概使曹雪芹扫地出门，从此一蹶不振）仁慈，而是与“忽喇喇似大厦倾”的覆灭阴影笼罩他全身心有关，他给“整”怕了。但曹雪芹终究是中国文人，他不能像托尔斯泰那样不买沙皇的账。而是一面口口声声感激皇恩浩**，一面再三表明决不妄议朝政。这还不够，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经营这部巨著，所以，谜一样的神秘色彩，在《战争与和平》中是不多见的。同样，托尔斯泰笔下那种正面的全景的俄罗斯民族命运的汪洋恣肆的文字，曹雪芹也不触及，因为他著《红楼梦》志不在此，自然付之阙如。可是，他是大师，他不写战争，但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逆转的颓败之势，虽无金鼓杀伐之音，但在书中，同样具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大师们有相似之处，但由于相似中的不似，构成自己艺术的色彩。谁也不能替代谁，自然，谁也不能逾越谁。
有时候，会不胜诧异，好像大师们商量好的，这两部不朽长篇小说所出现的人物总数，也是很接近的。
这当然是巧合，凡是卷帙浩繁的史诗作品，必有反映时代精神风貌，社会生活，劳动创造，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大场面。因为有大场面，才会有众多人物。否则难以构成纷纭复杂的纠葛矛盾、冲突。
《战争与和平》由于写到了1805年和1812年两次俄法战争，两军对垒，胜攻败退，忽而握手言和，忽而战火重燃，写得气势磅礴，力透纸背。《红楼梦》里除了查抄宁国府来了一队锦衣府的凶神恶煞外，平时连个警察也没见。虽然王子腾也可算警备司令之类，但他也未在书中出面，更无什么细节描写。所以，曹雪芹在这方面处于相对弱势。但大作品必有大场面，没有大场面也难称之谓史诗。我们敬重这些大师，正因为他们在大场面中表现了非凡的艺术功力。《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成为经典著作，正是这大场面为我们展开了光彩灼目的历史画卷。
《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一样，一开卷便先声夺人地写大场面，这又是极其相近的笔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就是一个全景的电影场面。托尔斯泰开宗明义第一卷第一章就写了安娜·舍雷尔的晚会，随后是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庆祝活动，宴会，舞会。接着，便是别竺豪夫伯爵之死。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两位大师竟同样通过一个人物的死去，使整个小说故事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变化。要说巧合还毋宁认为是腐朽的贵族社会必然现象。这两个人物——秦可卿和别竺豪夫——虽然一为娇艳的少妇，一为垂暮的老人，但都是极其重要而且受到尊敬，可多少又有些不佳的声名，但人们仍旧不得不执礼甚恭的角色。
这种巧合也太奇妙了。
秦可卿的公公贾珍，“哭得泪人儿一般”，多少写得暧昧。而彼尔是别竺豪夫的私生子，则毫无遮拦地全盘托出。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写了死亡，但着眼点不同，虽然都无意去历数死者的行状，把笔触指向围绕死人的活人。托尔斯泰意在遗产的争夺，彼尔命运的转变，伐西里王爵和那个安娜·米哈伊罗夫娜对财产的染指之心。而曹雪芹则通过秦可卿之死，王熙凤办理丧事，直到弄权铁槛寺，把荣宁二府的上下左右的利害复杂关系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在秦可卿之死和元妃省亲这两个大场面描写中，我们感受到了与托尔斯泰写战争相匹敌的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
如果说托尔斯泰在大场面描写中，着重于气氛渲染，那么曹雪芹这位深谙中国园林精义的大师，“胸中大有丘壑”，倒很有点电影蒙太奇手法，近推远拉，特写全景，巨细悉备，繁简适宜。他借惜春学画中宝钗的口，已将他的表现大场面的艺术观说得再清楚没有了。
但大师们笔法多变，不拘一格。假如我们再来比较一下元妃省亲和劳斯托夫家的命名日，宴会，舞会。曹雪芹从六宫都太监特来降旨到贾妃回宫次日见驾谢恩，龙颜大悦，在营造皇妃省亲这天大的盛事，其隆重、严肃、紧迫、惶恐、无不战战兢兢的气氛上，达到极致的程度。反过来，托尔斯泰在命名日写到娜塔莎、包力斯、桑尼亚以及尼古拉在养花房的情景，多少也可算作红楼笔法的。
其实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例如安娜·米哈伊罗夫娜为她儿子包力斯调入近卫军低声下气去求伐西里王爵。她借劳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马车，诉苦，以及需要五百卢布为儿子治装向伯爵夫人张嘴，很使人联想起《红楼梦》里“金寡妇贪利权受辱”。同样，在“嗔顽童茗烟闹书房”中那场斗殴，我们也不会忘掉在《战争与和平》中，那几个纨绔子弟怎样把警察和熊捆绑在一起，扔在茅伊加运河里的恶作剧。
自然，细心的读者还会找到许多可以进行类比的情节。对于大师们这种惊人的心有灵犀的相通之处，只能套用一句俗话，那就是人们常常在口头上说到的“英雄所见略同”，来结束这篇进行比较研究的文字。
从这两位大师，从这两部杰作，不正好说明果然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