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大佬

——虽然，他狗屁也不是，但是，大家将他惯的，居然很他妈的牛皮。

司马光在他编著的纪年体史书《资治通鉴》里，开卷不久，就阐述了他认为的用人取材之道。因为此书的写作，是提供皇帝施政参考用的，自然要按统治者的角度，厘订出一个衡量干部、选择干部的标准。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他虽然没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便是决定因素”，但在卷帙繁多的这部著作中，一上来就谈干部的德才问题，而且用“臣光曰”强调指出：“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可见他是把选拔干部、使用干部视作统治者的相当重要的问题。

他把干部分为四类：“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俱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的看法是：“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他认为，“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

这种把能干人撇在一边，宁可用愚人的政策，嗣后好多朝的皇帝，倒都是奉为圭臬的。因为愚人虽然笨蛋一个，无能无为，尸位素餐，但有安全感；这类人即使想干坏事，肚子里也倒不出多少坏水来，不至于让皇上晚上睡不着觉，总得提防着。尤其治国水平不高的，驭人能力稍差的皇帝，无不采用司马光的这个用人之道。

其实，这四类之外，尚余一类，司马光给漏掉了，这就是那种被称作“空心大佬”的，以德自居，而德不见其彰，恃才自任，而才不见其著的人物。鲁迅曾经用过“空心大佬”这个词，词典解释曰：“谓空无所有而冒充阔人或学者。”他说：“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佬的欺骗了。”这种文界的空心大佬，比之政界的空心大佬，那可逊色多了，简直小巫大巫之差。尤其在封建社会的官吏队伍里，这类货色是占相当比例的。读一读《官场现形记》或《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会知道空心大佬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多么的源远流长了。

这些老爷们看起来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道貌岸然，一言九鼎，做党国栋梁、朝庭柱石状，挺像那么一回事的。而实际上，不但少才，尤为缺德，做官唯知哼哼哈哈，为民了无半点实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时，尚能遮人耳目，一在其位，一谋其政，就洋相百出了。《红楼梦》里的贾政老先生，说句不恭的话，恐怕就是这种处于尴尬状态中的典型形象。

在古典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中，还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严肃正经，煞有介事的无能、无为、无用、无聊赖的“四无”人物。在我们周围，这种比贾政还不如，严格讲狗屁也不是的沐猴而冠者，屡见不鲜，很领教过的，所以颇有现实意义。因此不能不遗憾聪睿智慧如司马光者，竟未能在这部巨著中，指出帝王在择人时，应该识别这类貌似谨厚的“乡愿”，如何不被他们那种伪“德”的外衣而蒙蔽，以致窃居权柄，误国祸民，实在是此书的美中不足了。

在历代统治者中间，只有曹操用人堪称一绝。因为他很自信，他也有网罗人才、驾驭人才、以天下人才皆为己用的魄力。所以他的用人标准，就是重在才干二字，公元201年，他下了一道《求贤令》，明确提出“唯才是举”，214年，在《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再次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到了217年的《举贤勿拘品行令》，索性点透了：“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但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那种官僚架构、等级制度、门第观念、和儒学礼教，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个主旨，就是要拼命抑制、束缚乃至扼杀人的个性。最怕个性的自由发展，造成对统治者专制体制的不利影响。贾政这一班假道学、伪君子，每朝每代总能满身朱紫，吃香喝辣。就因为他们个性泯灭，只知等因奉此，唯唯诺诺，自然越低能，越弱智，也越好进行领导。若是按曹操那一套“唯才是举”的干部政策，一个个都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不就衬得皇帝倒成了饭桶了吗？若从唯辟作福、唯辟作威的皇帝考虑，用一帮白痴，恐怕倒是最得心应手的。

贾政的悲剧，就在于他有点学问，并不大，有点本事，很有限。然而，他自视甚高，别人也把他抬得很高，于是下不来了。这类上不去下不来地端着架子的半吊子，在现实生活里，不也比比皆是吗？

在文坛上，披着名作家的外衣，却无人知道他写出过什么名作品；打着大作家的招牌，却无人晓得他有哪些大作品，也是屡见不鲜的怪现象。可这样的人，却因为经常被让到主席台上落座的缘故，便也敢张嘴大讲特讲，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挺像那么一回事的，令人啼笑皆非。

贾存周本想凭个人努力，正经从科甲考个出身，好像未能如愿，谁知是考砸了呢，还是压根就没敢去考，结果靠老子死后奏上一本，蒙皇上的恩典，补了一个工部的额外主事。清代六部是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工部主管建筑、水利等业务。下设司一级职能部门，分管各项业务，司的主管叫郎中，副手叫员外郎。他从一个相当处级干部的主事，升到副局级的员外郎，而且不久又升为郎中，接着借调出来，放了一任学差，可谓圣眷日隆，但书中只字未提他官做得如何。因此，贾政这么快地捞到一个实缺，到江西任粮道，主管漕粮这个肥差，完全是上赖祖荫，下靠他女儿是皇妃娘娘的裙带关系。

皇上赏他这个官的理由，曹雪芹写得颇有点春秋笔法，并不因为他的才干卓越，政绩超群，而是念他“勤俭谨慎”罢了。这四个字的鉴定，用之常人和司马光所说的“愚人”，还算是勉励之语，但对一个貌似才德全尽的圣人来讲，多少有点贬意了。在荣国府，从上到下，是把贾政当作真的“圣人”看的。要不然，“代理家长”这个头衔，不会落到他身上。本来，袭了祖宗的官的是他哥，又兼长房长子，理应这位贾赦为一把手才对。可出头露面是贾政，当家主事也是贾政（虽然实权在王夫人和凤姐手里），这多少有点怪，也许贾府成才的男人实在太少，这个贾赦胡子一把，还要打老太太身边丫鬟的主意，可见是一个多么不能倚重的老花花公子。至少，贾政能做出一番道德文章的正经样子，所以，他就代理这个家长职务了。不过，他代理得也并不怎么样，赫赫扬扬的贾府，最终还不是在他手中一败涂地。子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他，老婆管不了，儿子管不了，成天躲在书房里下棋，家都管不好的人，给他一个单位，给他一个部门，又能有多大作为？

但这种人从不承认自己不行，总是错误估计自己，认为既然把我摆在那个位置上，我也就必然成了内行、专家。于是半点也不害臊地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还要别人敬礼如仪，洗耳恭听。再加上一帮抬轿子吹喇叭的，马屁拍得山响，这样，他就更不清楚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缺乏自知之明，恐怕是空心大佬的最大特色。

贾政就是一例，他老人家在科举功名方面，肯定未曾得手过。虽然这部《红楼梦》颇为长者讳（王昆仑先生指出：曹雪芹写贾政，是以儿子写老子的心情下笔的，此系的论），没讲他屡试不中，但登上仕途却是走了内线，并非清流。一般来说，败军之将，焉敢言勇？他也不是三科及第、一举成名的主，可训起他儿子来，连塾师贾代儒也不在话下。“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我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听这口气，好像早科举发达过的，其实谬也。不过，这等人就有这等脸皮不红的勇气，哪怕“银样镴枪头”，也敢硬装大瓣蒜，大言不惭的。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那场面，最能看出这位老先生的嘴脸了。他自己腹中空空，没能拟出一条对额，让自己风光风光。于是对他儿子宝玉那才华横溢、应对捷智的表现，竟忘记了做父亲应该具有的自豪，却妒火中烧，不能按捺。除了摇头、贬斥，便是骂街、否定；那歇斯底里的跳踉，简直是不可理喻。这和现在一些写不出东西的前辈作家，怎么也看不上写得出东西的年轻作家，古今同流，如出一辙，都是一股无名虚火作怪吧？

于是这么一位空心大佬贾政，和一个随从李十儿联手作祟，在粮道任上，弄了个被参失职的结果，也就不可笑了。谁让他如此低能呢？竟被一名管门的，玩弄于股掌之上，起先，还意识到不能当贪官，后来，干脆采取鸵鸟政策，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其实就是默许，任他们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于是别人“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了。

贾政的糊涂无能，加上李十儿的狡猾贼毒，这就珠联璧合了。

有贾政，必有李十儿，无能之人才能把官当下去，否则连鸣锣喝道站班上堂的人都不齐。但有了李十儿这班势利小人，也必有贾政这类空心大佬，才得以施展其伎俩。因此，在生活中，这种最佳拍档，互相勾结，共同作恶，就像动物界的寄生现象，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也很难讲谁更坏一些，成语中的“狼狈为奸”“一丘之貉”“狐犬当道”“沆瀣一气”，就是为这对最佳拍档准备的。

“贾政向来作京官，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景儿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无关于吏治上。”当闲差时，此公尚可差强人意，等到了江西，便一筹莫展了。在封建社会里，那些抚督台镇，大小官员，都是皇帝的奴才，只要能喊主上万岁万万岁，能把圈画圆了，便可当官无误。一旦需要他们作出判断时，若无皇上的旨意和顶头上司的指示，以及太太、娘子、内亲、近幸的从旁点拨，通常，就是摇头，这是官僚阶层最典型的反应。按照官场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摇头，尤其对新生事物，对青年人，对有可能触动既定的社会秩序者，通常是不大会错的。即使栽了的话，皇帝老子至少也宽恕你的持重稳健。可点头点不好，捅出娄子，就有掉乌纱帽的危险。

贾政一开始也是摇头，可他摇错了，居然要当清官，也太缺乏自知之明了。其实，按他的水平，连糊涂官也未必当得好，明摆着讨没趣嘛！那李十儿之辈是能在清水衙门喝西北风的人吗？于是要他的好看，把他撂起来晾着。他也真是可怜，没有一点本事，能制止住员司的怠工。束手无策，走投无路，只好既不摇头也不点头，像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降”的无赖政策一样，把头扎进沙里装孙子，由李十儿摆布了。因此，听贾政说出那样孬种的话：“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就觉得他千里迢迢，来当这份官，也真是够窝囊、够难为的了。

但对这类空心大佬，一点也不用同情，因为在他治下的黎民百姓，那任人宰割的俎上肉的命运，不知该是怎样的悲惨呢！而且，贾政、李十儿被参离任以后，谁能保证继任者比这最佳拍档会好一点呢？

《红楼梦》这部书里，贾政这空心大佬的形象，是很值得人们琢磨深思的。只要有官场在，这类人物，大概总是会不绝如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