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造就我　人民哺育我

如果说，今天。我已被社会、被人民承认是一个作家的话，那么，我是从战士中、从矿工中“爬”出来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培养出来的，是我们时代火热的生活造就的。

我是一九六四年开始接触文学、学习写作的。我一开始拿起笔、学着写几个字的时候，部队的党组织、部队里的首长，就指导我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学习写作和学习《讲话》是同步的。二十多年来，毛主席这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直指引和影响着我的整个创作生涯。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我有这样三点体会。

一、靠生活起步。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

毛主席在《讲话》中做出了科学的论述，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我之所以提起笔来，学习写作，是生活推动我的。我是靠生活起步的。结合自己最初学习写作时的实践，来重温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感到格外亲切。

一九六一年七月，我刚满十七岁的时候，便离开家乡，离开煤矿，参军来到了南海前线。在家时开门见山，如今是开门见海了。就是在这里，我接触到了报纸，接触到了刊物，接触到了书本。我发现自己闯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发现自己是那样地酷爱文学。

然而，真正使使我大胆地拿起笔来，却是生活中经历的这样几件事情：入伍后，我分在一个团的工兵连木工排一班。当时，部队正在拦海围田，搞大生产。我们连队在工地上修水闸。有一天，我正在挥动斧头的时候，水沟对面，突然有人在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一口地道的湖南话。我们排长是江西人，姓肖，平时总是嫌我的话太土，不好懂。听我说话时，他总是装腔作势地说：“这个谁，你说的啥子呀？”这一次，在这个人的地道的湖南话面前，他突然灵敏起来，他赶忙正了正帽子，上前立正、敬礼、报告：“报告师长，我们是365团工兵连一排，正在执行做水闸门的任务。”这时，我偏头一看，只见水沟对岸，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四十开外年纪，领章上是二条杠四个朵，比起我们排长的一条杠一个朵，要大多了。排长指挥我们，很快地在水沟上搭了几根木头，架了一座简单的桥，把师长接了过来。师长走过来后，用手摸了摸我的头，问“叫什么名字”，我红着脸不敢答话。一个山里伢子，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官”啊！排长代我回答了。“什么时候入伍的？”又是排长代我回答了。“哪里人？”还是排长代我回答了。“呀！那我们是老乡呀！我是茶陵的。”师长亲切地和我讲起湖南话来。我突然间感到我和他的距离近了。

第二天，我去扛木头。在海堤上迎面碰见师长领着一大帮干部从对面走来，我很想向他敬一个礼，手却一直举不起来。直到师长要从我面前走过去了，我的手才举起来。师长认出了我，忙转过身来，还了我一个礼，然后大手朝海滩一挥，对我说：“现在，这里还是一片荒凉的海滩，明年，我们叫它摇身一变，变成一片黄金的稻海！小伙子，好好干！”我感到他那手势，那话语，是那样有力量，那样有气魄！我感到自己身上陡然增添了一些什么。

几天以后，一个晚上，我在工棚里睡得正香，突然被人挤醒了，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嘀嘀咕咕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睡在我身边的，是非常关心我的团里的宣传股长。我的脸热了起来，极不好意思，股长笑着问我：“睡醒了没有，昨晚上把你挤醒了。意见还不小哩！”

这些人，这些事，在我的心里火苗一样地窜，我忍不住地把师长和股长揉成一个人，一个师政委，写了一篇小说，叫《听到故事之前》。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号的《解放军文艺》上。六月号的《解放军文艺》发表了一篇评论，说我塑造了一个关心部队、热爱战士的“老八路”的形象。其实，这哪里是我塑造的，我是在生活里捡的呀！

二、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摆正自己在社会、在人民群众中的位置。

世界上没有一条笔直的路。文学创作也没有一条笔直的路。我的创作是走过弯路的，“弯”就“弯”在没有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讲话》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人民大众这方面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开始，我对主席的这个教导领会不深，认为自己是一个“兵”还是一个“工”、一个“农”，本身就是“工农兵”，不存在什么移“立足点”问题。然而，后来的教训告诉我：不尽然！一个工人、一个士兵的世界观，不一定就是无产阶级的，同样存在一个移“立足点”的问题。

1965年，我接连在《收获》、《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羊城晚报》、《儿童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一篇小说、散文习作。光《收获》和《解放军文艺》上，一年内就发表了四篇。一时间，我这个二十岁的毛头小子，就不知天高地厚了，俨然觉得自己是一个作家了。

这时候，我们军里准备召开一个全军业余作者经验交流大会。分配我一个题目：如何在连队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题材。要我到会上介绍经验，也就在这时，团里派我到八二炮连为一个超期服役的老班长写篇文章，文章写好后，团政治部的领导要我投给部队驻地的《汕头日报》。尽管《汕头日报》是第一次发表我的一篇小通讯的报纸，是送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老师，然而，这时候，我却瞧不起它了，嫌它是家地方小报了。后来，我虽然遵照了领导的旨意，把文章寄给了它，我却随稿给编辑同志附了一封信，名为自我介绍，实为自我吹嘘，说自己在什么什么刊物上发表了什么什么作品。编辑同志是敏感的，当我们军文化处的一位老干事到那里了解军队作者投稿用稿的情况时，他们把这封信交给了那位干事。干事回来后，向军政治部主任汇报了。

那天，我们到军招待所报到。傍晚的时候，军政治部的领导到我们的驻地来看我们。军政治部老主任和站在我旁边的我们师的黄干事握手的时候说：“老黄，你们师那个谭谈来了没有？”我想，首长一定是要表扬我了。因为，那年，上级分配我们军在《解放军文艺》的新人新事征文中见刊两篇，而我一个人就上了两篇。（我们军总共才见了两篇半，那半篇是军里的干事和军区一个作家合写的）完成了一个军的任务。于是，我没等黄干事回话，就把手伸了去过，大声说：“首长，我就是。”

主任严肃地看了我一眼，说：“你给《汕头日报》写了一封漂亮的信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你做好思想准备，这一次，主要是整你的风！”

我懵了，稀里糊涂地点着头。

后来，我当然知道了这是为什么。老干事回来汇报后，首长们研究，决定把经验交流会改为整风会。我，成了这次整风会的活靶子。

第一次，我在小组会上检讨时，一则，思想上抵触情绪很大；二则，脑子里装的全是所谓的经验。发言中，便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在我们小组“坐镇”的军文化处王处长听了后，说：“小谭，你这哪里是什么思想检查，是在做经验介绍嘛！不行，明天再做第二次检查。”

当天晚上，与会的同志们全部安排看戏，独把我留下来，到处长家里去“吃小灶”，进行个别谈话。我去了。处长很客气，把一盘糖摆到我面前，我心里还憋着气。我不吃他的批评，猛吃桌上的糖。突然，有这样两句话，把我的心撬动了。我把拿到手里的一颗糖又放回到了盘子里。处长说：“不知道谁说过这样两句话，现在送给你：第一个作品的发表，可能是这个作者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这个作者毁灭的开始。”我的身心颤抖了，感到背上有两根无形的鞭子在抽打。处长送我出来，又要我重温毛主席的《讲话》。心诚了，听别人的话，读主席的著作，效果就不一样了。第二天，我诚恳地作了第二次检查，唯恐检讨不深刻，说：“鼻子上的灰，自己看不到。希望大家好好帮助我，我准备作第三次检查。”处长笑了：“这回差不多了。如果该要做第三次检查，那就是行动！”会议结束前，老主任也找我谈。他说：“我们谈判一下，今天我作会议总结之前，你先给大家谈谈这次学习的体会。”我应允了，到全军的业余作者面前，做了一次检查。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不知怎么知道了我这些思想情况，给我写来一封长信，恳切地帮助我。信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我怎么也忘不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同样，文学艺术也是人民创造的。一部小说，一部电影，真正的作者是那些创造英雄业绩的人民群众！你只不过做了一个记录而已。你一定要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正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那“把立足点移过来”的话。那“也可能是成长的开始，也可能是毁灭的开始”的话，那“真正的作者是那些创造英雄业绩的人民群众”的话，一直响在我耳边，一直伴随着我的创作生涯。

三、不能满足原有的生活积累，要不断地拥抱新的生活。

我是一个没有进过高等学校受过正规训练的土作家，没有多少才气，也没有多少灵气的作家。我是生活养育的，我离不开生活。我搞创作，用得着我们家乡的一句土话：“摸着石头打浮湫”，是实打实的，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是生活给我的启迪。

有人说，你当过七年兵，干过十三、四年的煤矿，又是农村出生，过去的生活积累，够你这一辈子写的了。我却觉得，不能满足过去的生活积累，要不断地去拥抱新的生活。毛主席在《讲话》中说，一切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无条件地到人民大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我体会到，只有自己的心，紧紧地贴近新的生活，心胸才充实，文思才敏捷。

我是一九八四年二月间调到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的。报到后不久，在省委宣传部和省委组织部的帮助和支持下，到涟邵矿务局兼职深入生活。（兼局里的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列席局党委会议）涟邵矿务局，是我的老家，我十四、五岁就在那里当徒工，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离开。过去，局、矿、区、队的干部，我几乎都认识，每一个矿井，我几乎都下去过。应该说，对这一块土地，对这里的人，我是很熟悉的。但离开几年以后，这次重新回到这块熟悉的土地，重新回到这些老朋友中间，自己却感到有一种陌生感。尽管，他们的音容笑貌，我很熟悉，但是，和他们交谈以后，就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了距离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我却冷漠，他们都感兴趣的事，我却热不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心和他们离得远了。

下去的时候，我曾准备动手写长篇小说《风雨山中路》的续篇，苦于找不到路子，感到原有的人物关系无法发展下去。到涟邵呆了一段，我又跑了资兴一些矿，还到了鲤鱼江，龙家寨等地区办的小矿。在一个先进的小煤矿，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那是一个煤炭战线的老英雄。他九岁下煤窑，二十来岁成为全国著名的劳模，出席了一九五九年的全国群英会。这次会后不久，赫鲁晓夫到我国访问，他向我们周总理提出：他是苏联顿巴斯的矿工，他很想见见中国矿工的代表。不久，苏联政府正式向我国政府发出邀请，一个十九人组成的中国矿工休假团赴苏了，他就是这个矿工休假团成员之一。他和赫鲁晓夫一同吃饭、一同跳舞。没有想到，几年过去，“**”开始了，这个当年莫大的荣誉变成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罪状了。他于是坐了几年黑牢。他是一个心地坦然、性格豪放、很有见地的矿山的领导干部。我们进行了好几个晚上的长谈，许多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比如：他谈自己的事，连隐私也不隐瞒。他“解放”出来，分配到一个小煤矿任革委会主任。一个话务员和他好上了，有了那种关系。有一次，话务员向他提出：“我还是个临时工，没有转正。”他听了这个话，身子象被针扎了一下一样，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原来她和自己好并不是真正爱自己，而是想利用自己呀！他连忙向地委领导写了一个检查，要求地委处分他。地委领导接到这份检查，感到不可信：许多人有这样的事，被人捉住了，也千方百计不承认。世上哪有人主动承认这样的事的呵！地委领导把检查寄还给他，回信说，一是不相信；二是即或有这样的事，你认识了，改了就好。他把寄回的检查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次，被他老婆发现了，于是，大吵大闹，搞得全矿满城风雨。这时，他一样开会，安排生产。他在全矿的队干部会上，坦率地承认，自己确实犯了这样的错误，已请求上级处分。但是，在上级没有处分之前，我还是革委会主任，还有权安排生产，希望大家听我的！

对工作，他也有独特的一套抓法。有一年春节，国务院决定煤矿不放假。通知发到矿里时，他已宣布他们矿放假，工人情绪很高，每天超产。地委知道他们准备放假，一位领导赶到矿里，要他收回放假的决定，否则要处分地。地委领导走了以后，许多副主任劝他：和大家讲清楚，还是不放假算了。他说：“我们自己的家属都在矿里，但我们这些穿鞋的不能忘了光脚的苦。好些工人的家属在农村，好多年没过一个团圆年了。假，还是放；处理，我来受。”他到外单位借来十多辆汽车，把工人们送走。那天清晨，他来到工区广场，送工人们上车，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请大家回去代表他，代表矿上的领导，向你们的老婆，向你们的家人问个好。感谢他们支持矿上的工作，为煤矿做出的贡献，希望大家能够按时回来。这时候，地委不准放假、放假要处理矿领导的消息已在工人中不径而走。大家听了他的话，含着热泪连连点头。他目送着最后一辆汽车开走以后，转身对秘书说：“请代我起草一份给地委的检讨！”月底，地委向全区通报批评他的文件正在打字机上打的时候，接到了他们矿发来的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报喜电报。而那些没有放假的矿，却没有一个完成生产任务，这使地委领导同志哭笑不得。不久，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这位地委领导同志感慨地对他说：“看来，还是你那个办法对。因为放假和不放假都不是目的，目的是完成任务。”这个煤矿领导人的这些事，对我启发很大，给我提供了想象的广阔的空间。我放弃了写作《风雨山中路》续篇的计划，决心另写一部作品。后来，我在涟邵矿区又补充了新的生活，只用了三十多天时间，就写出了长篇小说《山野情》，这部小说去年已在上海的《小说界》上发表，最近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被上海电视台改编为六集电视连续剧，于今年三月在四川渡口市开拍。

一九八五年九月，我结束了在涟邵矿务局的兼职生活。十一月，我又到了冷水江市。这个地方煤炭蕴藏量十分丰富。每年产煤三百多万吨，人平产煤居全省之首，但又不光是产煤，还有锡矿山矿务局、资江氮肥厂、金竹山电厂等在全省占一席重要地位的大矿山和大工厂。在这里兼职生活更加开阔了我的眼界。这里不仅地下资源丰富，而且也是作家的富有的生活大矿。我在这里的一年多时间，写了长篇小说《美仙湾》和其它一些中、短篇小说。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我感到心胸非常充实，感到文思十分敏捷。《美仙湾》刚刚脱稿不久，又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来到了我的心底。我决心遵循毛主席在《讲话》中的教导，长期地、无条件地扎根生活的深层，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力争向社会、向人民奉献出好一点的精神产品，做一个受人民欢迎的作家。

（原载《湖南文学》198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