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厚实的生活去突破

每一个时期有每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每一个行当有每一个行当的热门话题。近年来，我们湖南文学界的热门话题，莫过于如何重振湘军雄风了。

最近，结合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重新学习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学艺术方面的论述，尤其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个热门话题，也做过一些思考。这里，我来说几句大实话。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湖南文学界，的确书写过在文坛“称雄”的一页历史，被外界称为“文学湘军”，受到全国文学界的瞩目。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品，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家。在全国各种文学大奖中，我们这支“军”的作品，占了极重的比例。

那时候，我们这支“军”，确是刮过一阵雄风。

我们是靠什么刮起这股雄风的呢？

**，给人们带来灾难。它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破坏，不可低估。“四人帮”把文艺诬为“文艺黑线”，被彻底砸烂。许多作家，被发配到边远山区，举家插队，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在底层生活多年。我国的文艺，曾经出现只有一本小说、八台戏的凋零局面。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重性。**破坏文艺事业，打散了文艺队伍，把一个个作家赶出了大院，贬到了基层。作家们却在这种底层的生活中，在与人民朝夕相处休戚相关的生活中，获取了创作的养料，变得生活的富有。记得在和叶蔚林的交谈中，听他回忆过他举家迁到江华，和妻儿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当农民的情景。那时，谁家盖新房，他也去帮工，去扛木料，去挑砖递瓦；谁家死了人，他也拢场，帮助做这做那，也去吃“白豆腐”。试想，叶蔚林如果没有那段时期的生活，他能写出《蓝蓝的木蓝溪》、《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这样震动文坛的作品来吗？少功十六岁就下到汨罗，和农民一同劳动，一同生活。如果没有那几年的知青生活，他会有后来的《月兰》、《西望茅草地》这样的作品吗？孙健忠文革前就带着妻儿到湘西龙山洛塔安家落户。文革中、文革后又经常回湘西，一住就是半年，厚实的生活带给了他厚实的创作，使他写出了《醉乡》、《甜甜的刺莓》这样的精品力作。有些作家，虽然没有受贬，虽然不是知青，但他们本身就是工人、是农民、是军人，一直生活在基层，经受着这场风雨。“文革”中虽然撂笔了，却有了几年的思考，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成熟、更深刻的认识。“四人帮”一垮台，春风吹进文坛，他们就把自己多年的感受、思索，一古脑儿倒了出来。莫应丰的《将军吟》、萧育轩的《心声》、《希望》、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水运宪的《祸起萧墙》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

最近，根据省委的部署，我们单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和大家一同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五十年前的这次讲话中说：“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又一次在我的心头烧起了一把火。我想，每一个文学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省文学界早几年刮起的那股“雄风”，也许有很多很多因素。但是，作家们厚实的生活积累，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呢？

于是，我想这样说：那时，我们是靠厚实的生活，刮起这股“雄风”的。

当一批生活厚实的现实主义作品轰响过后，由于作家们原有的生活积累已经用空，又没有认真地、及时地补充新的生活，这时候拿出来的作品，再也“轰”不响了。湖南的文学慢慢地冷落下来。这，引起文学界一片议论：湖南的文学走入了低谷。

湖南的作家们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突破。每一个作家如何突破？我们这个群体如何突破？

湖南的文学面临着一个问题：如何走出低谷？

作家们最推崇一句话：甘于寂寞。但，作家们恰恰最难做到甘于寂寞。过去的那一套不行了，轰不响了，不能再重复自己，当然更不能重复别人。文学需要创新，需要探索。一些作家开始了新的探索，新的追求。这种愿望和行动，无疑是积极的。于是，我们湖南又领开了文学“潮头”，又书写了很热闹的一页。随着少功的一篇《寻找文学的根》的文章，南南北北，一批作家扑向挖掘自己地域的文化传统，出现了这一个系列、那一个系列的作品。我们湖南文学界，有过一句当时颇为时髦的话：寻找楚文化（作家们有时候打趣说：寻找丑（楚）文化。）文学进入了深山老林，文学挖出了我们民族许多的丑恶现象。诚然，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对拓宽文学界的思路、促使作家们思索新的问题，是起过积极的、有益的作用的。但是，这一类作品，终究没有走出文学殿堂，走向社会，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热闹了一阵。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所表达的，所描绘的，离今天的时代远了，离今天人民的生活远了。

这一个文学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想，其中一个潜在的原因，就是作家们的生活枯竭了，缺乏那种现实生活撞击自己，使自己不吐不快的创作**了。

近些年来，还有一种说法：文学是闲人的文学。小说是闲人看的。一些住得舒适、吃得饱饱的人，没有事干，才看小说。工人不会看小说，战士不会看小说，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人不会看小说。于是，小说越写越“雅”，越写越“纯”，越写越“看不懂”。

我，和我们中的不少作家，都曾经是工人、是战士。但是，我们中的谁又是从不看小说到写小说的呢？我想是没有的。我当工人、当战士时，都不“闲”，劳动和训练都很繁重。每天工作都很累。但，下班、下哨以后，读上一本好小说，自己感到是一种美的享受。《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红旗谱》等等小说，我就是在做战士、做工人时看的。许多优秀小说，激励自己的劳动热情；小说中的优秀人物，成为自己学习的楷模，做人的楷模。我在看小说中渐渐涌出这样的决心：学习创作，写出小说去激励别人。我就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前几年，我曾随着慰问团到前线去慰问战士。在潮湿、阴暗的猫耳洞里，我看到好几本被战士们翻看得很破了的《芙蓉》、《湖南文学》。老实说，我当时的眼睛都湿了。我们省出版的刊物，在前线被这么多时刻处于生命危险的战士们传看。如果这些刊物上，有我的作品，被战士们看了所不齿，所唾弃，我是会脸红的，会内心有愧的呵！

作家们艺术上一切有益的探索和追求，都是应该喝采的。花园里的花越多越好啊！然而，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工作者。是人民养育了我们。我们应该有一种对时代、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感。应该创作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文学如果成了少数几个闲人的文学，文学就失去了她存在的价值，就走向了末日、走向了消亡。

这种文学当然也没有走进社会，当然也不会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她只是在小圈子里互相展览一番，互相欣赏一番，互相吹捧一番而已。

这种文学现象，是不是也是生活枯竭、脱离火热的生活的表现呢？

毛主席在《讲话》这篇著作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活的生动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而我们的作家中，却有这样一种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人活着就是生活。只要挖深自己身边的那口井，充分表现自我，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诚然，每一个人只要活着，就在社会中生活。作家们自然也不例外。作家们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熟悉的人，获得的感受，当然也可以表现，也可以写。然而，文学应该反映、表现社会生活的主流。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把视线投向推动社会、创造历史的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主流，他们是人类的主体。我们的文学，应该去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讴歌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奋斗精神。

这些年来，我们省委和省委宣传部，是十分注重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他们为作家们深入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早在一九八四年末，省委就批准八名作家下基层兼职。以后，又不断地采取多种形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许多作家，也一直把自己创作的“根”，深深地植在生活的沃土之中。有耕耘必有收获。一些真心投入社会生活洪流的作家，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张步真十数年跟踪采访、了解、熟悉老红军喻杰。生活没有亏待他。他终于创作出了优秀长篇报告文学《魂系青山》，使他的创作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萧建国下去做了两年半副县长，真刀真枪干，做生活的参与者，迎来了一个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长篇小说《血坳》，获得好评。

每一个取得不同成就的作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课题：如何突破自己。据我的一孔之见，最老实的办法只有一个：赶快到生活里去，去获取丰富的、生动的、崭新的生活的养料。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