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八一期”

我人中国作协文讲所是一九八四年初。当时我特别羡慕先期入学的那些作家，他们一说起自己的学历，自豪的口气多少给我们带来些压抑感。“我是五期的，‘文革’后第一期，和蒋子龙、王安忆同期！”“我是二期的，所长是丁玲！”而我们，已是第八期了。那时有一部人人熟知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叫《第八个是铜像》，有同学特别羡慕先期的作家们时就好自嘲说第八个是铜像，好像前边那些期的都是金的银的，而我们是铜的一般。不愤劲儿的则说，威虎山是八大金刚，第九个才是臭老九！我们第八期那些同学大多是不愤劲儿想当金刚不愿做铜像的主儿，入学不到一年就上蹿国家教委，下跳好几个大学又联名请愿中国作协，生生把文学讲习所改名为鲁迅文学院了，连学制也由原来的不到一年而改为两年半。大家图的是名正言顺，怎么我们作家协会就不能正式办大学呢？苏联有大名鼎鼎的高尔基文学院，我们堂堂十亿人口的中国怎么就不能有个鲁迅文学院呢？八期的学委会主任是邓刚，我是副主任，还有党支部的朱苏进和吕雷等，我们几个不能有违同学的意愿和信任，带领大家折腾了几个月。当时的所长李清泉和徐刚，还有作协的党组书记唐达成老师都很支待我们，唐达成把自己的专用车派给我们各处去跑，书记处的鲍昌、张锲也很支持。第二年，我们八期同学和教职员工便全部带上了鲁迅文学院的校徽，老师是红底白字，我们是白底红字。师生们都自豪说，我们不是文讲所第八期了，我们是鲁迅文学院第一期！不愿放弃历史荣誉的则强调说，应该实事求是，我们既是八期又是一期——“八一期”，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期。记得当时有位学校领导还找我谈过话，希望我脱了军装留下当副院长。我当然不是一点也没动心，但还是对军装的感情战胜了文学院副院长的**，暗中收藏着很看重的那一枚校徽，而从没好意思戴过一次。而有的同学则胸上别了鲁迅文学院的牌子，兜里揣着文学讲习所的牌子大摇大摆上街去。偌大的京城也有不知鲁迅何许人也者。公共汽车上竟有人指同学胸前的牌牌问，鲁迅女（把手写体的“文”字读成女了）学院是干什么的？戴牌者的自豪心情可想而知受了打击，方才觉得，文讲所也好，文学院也好，都是国家教委不承认文凭老百姓也不知是干什么吃的一个所在啊。于是大家又要求我们学委会和党支部的几位别当叛徒，再继续领导他们为正规文凭而奋斗一番。我当时已有了辽宁大学的正规文凭，其他文凭于我已无实际意义，但我不能当叛徒，又和大家共同努力了几个月（最后的努力也有第七期的同学如高洪波等人的参与），终于获得了中国最鼎鼎的名牌——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学费也如数交齐了，但开学后我却一天也没能去读。原因不好说清楚，但有一点是想过的，单讲培养作家的话，哪地方也不如鲁迅文学院！这话走题了，回头再说我们“八一期”那段难忘的日子吧。

入学考试和入学报到那天的情景都能让我牢记半辈子的。东北片的入学考场设在吉林省会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一间教室。那是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入考场前，我喝了半杯咖啡，我还把这法告诉了其他同考者，可见我对上文讲所的重视。黑龙江的孙少山说我，你应该让别人喝蒙汗药才对，大家脑袋都不好使了你才能考上。当时我的几篇代表作都刚刚发表，还没来得及产生影响，所以没谁重视我的话。我差不多是独自喝了咖啡进考场的。从北京来的文讲所老师亲自监考，一人一桌，老师又监视得极认真，谁也抄不得的。为了考上，每道考题我都答得极认真，宁肯答得不对，也不肯让卷纸留一点空儿。记得天黑了又赶上那天停电，每个桌上点了一枝红蜡烛，那情景真够诗情画意的了，仿佛登文学圣殿前在进行祈祷和洗礼。那一阶段我有考辽大的复习基础，自觉考得不错。但后来到北京开会，听部队的文友苏进说考试只是走走形式，主要看作品如何。恰在考后那段时间，我的几个中短篇小说忽然影响大了起来。朱苏进安慰我说，放心吧，我保你能考上。我不可能放心，他友好地和我打赌说，你要考不上我请客，你要考上了就你请客，把部队参考的文友都得请上。我巴不得能请上这次客，就一口说定了。结果是我请了客，朱苏进打赌很少有输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迈进自己心中的文学圣殿啦。

这所文学圣殿最先给我打下烙印的竟是厕所，一排独立于整个院落西南角的平房厕所。那时文讲所离现今的亚运村不远，在元大都土城遗址旁边的绿化队林丛里，清一色的砖瓦房。院里院外都是树木，让我记忆最深的树是我们东北没有的柿子树。厕所门前就是一排柿子树，秋天时蹲在厕所里就可以看见树上一盏盏红灯笼似的熟了的柿子。若是解完手忽然起了馋心顺手摘一个吃了也不算什么，但那时我穿军装耳边总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约束声响着，只在心里吃几个算了，手并没有真伸上去。关于厕所外面柿子的印象是后来到了秋天才有的，开初的烙印是师生一边同蹲厕所一边左右唠嗑的情景。那个室外的平房厕所七八个蹲位，是没有隔断的。记得开初有一天，刚蹲下就进来了杨觉和毛宪文老师。二位老师若无其事在我左右蹲了就聊问部队的这事那事，我不仅嘴上拘谨，其他更是紧张，根本就无法完成解手任务。待二位老师系了裤带悠然离去，我这个军人才慌忙用力，惟恐再来了哪怕不是老师的也解不下手来。当然，到了后来，哪怕是作协的领导如冯牧先生一同来蹲，我们也能如杨、毛老师那样若无其事了。当初文讲所条件就是如此简陋，只有一间作为教室的大点的屋子，兼做会议室和俱乐部，凡集体活动都在这间屋子进行。另一间大点的屋子是食堂。所谓大点是与宿舍比，其实食堂只能站下全体师生四十多人排队买饭，连一张坐下吃饭的桌子也没放，都是排队买了饭回宿舍去吃。等到变成鲁迅名下的文学院了，才搬到现在的呼家楼十里堡，不仅有一栋楼也有一个放了许多张桌子可供师生一同坐着就餐的独立食堂了。如果用最简明的话概括一下当时的文讲所和后来的鲁院有什么不同，我看就是，文讲所是师生同蹲厕所却不能同坐吃饭，而鲁院是师生再也不能同蹲厕所却可以同坐吃饭了。关于宿舍，不论是文讲所还是鲁院，都是三人一屋，不过后来是楼房，而且房间面积大了些，床也换了新的。

文讲所时期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北方称做“撞拐”的南方叫做“斗鸡”那种很消耗体力也非常有趣的男性运动，再就是虽然男女皆宜其实只有男同学能抢得上的羽毛球运动。之所以这项活动得以盛行，完全是条件使然。只要不下雨，这两项活动就可以在院子里进行。别的活动，比如打篮球和跳舞，一只球架子也没有，场地也不够大，怎么打？跳舞得现把桌椅搬出教室，然后再连夜搬回去，偶尔一次可以，常了哪有如此勤快的人啊。不是贪天功归已有，“撞拐”活动的确是我从东北带去的，也是我倡导起来的，因为所有体育活动我都不行，惟有撞拐我非常出色，羽毛球我抢不上拍子。为了撞拐活动能开展起来，我特意刺激地宣称，此道老子天下第一，不信就试试，单个上集体上都可以。结果是各省的同学都跳出来比试了，没一个撞得过我，连体力最好最不服气的山西张石山也服了。最后不得不选择集体撞我。虽然打羽毛球很难轮上我，但我也不甘心，我想利用职权之便捉弄一下所有羽毛球优秀选手们。我以学委会名义提议搞比赛评奖。大家十分踊跃，成立了评委会认真评出一、二、三还有特等奖，没评上奖的安徽同学陈源斌不服气，最后评委商量评给他一个最佳观众奖。记得还有同学提意见说，陈源斌漏掉好几场比赛没看，该评看得最认真的孙少山。我担心少山那倔脾气到时受不了捉弄急眼，便没忍心替他争下这个奖。评前就宣布了有重奖的，而且跟老师们也说好了，我们学委会自己筹钱买奖品。这样老师很受感动，颁奖会那天连所长也亲自到场，我们还请了某报社的文学爱好者朋友配合说是《体育报》的记者来给拍照要正式发表。颁奖会一开始十分庄严，所长致歉意说学校穷，让学委会自己筹钱买奖品，很过意不去，等等。他把纸包纸裹的一大包奖品郑重地颁给特等奖获得者张石山，张石山又当众撕开纸包裹，出现于“体育报记者”镜头前的竟是一个大香槟酒瓶子。庄严地等待拍照的其他获奖者们一一撕开自己的奖品袋子时，竟然依次是啤酒瓶子、白酒瓶子、罐头瓶子、咖啡瓶子等等平时躺在懒鬼床下没来得及被扔掉的废品们！最佳观众陈源斌的奖杯更惨，竟是口径只有一寸多的咸菜瓶子。因为平时他喜欢用很小的水杯，便有同学给他起外号小水杯子，另外他在同学中年龄也是最小的，取笑一下他也无可奈何。那时大家还没想到他毕业后能写出《秋菊打官司》等名篇来，可见文讲所的平房厕所和廉价的各种酒及咖啡、咸菜们培养了多少知名作家啊！到了鲁院时期，文体活动就变成了篮球、跳舞、甚至滑旱冰了，也是因为条件原因，鲁院的新球场兼操场是水泥面的，很光滑，于是便兴起了滑旱冰。宽大的食堂只需稍稍挪一挪桌子，便是不错的舞厅。

那时的文讲所虽然简陋艰苦，但却是全国最能吸引文学编辑的地方，到了鲁院时期更是如此了。经常有各省的编辑们轮番来组稿。组稿方式各有不同，条件好的刊物干脆就派车把全班同学都拉去玩一次，次之的派个能干的女编辑来悄悄拉走一伙人到饭店聚聚餐，再次之的来上一个编辑挨屋串，不仅不请我们吃饭，到了饭时赶到谁屋了还得由这个倒霉鬼掏饭票给他买饭。也有使损招的，看快到饭时了，连忙把编辑领到别屋，别屋那家伙理所当然就成了倒霉鬼。当然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对待不出名的刊物或没有魅力的编辑，出众的美女编辑很可能就被悄悄领出去独自受招待了。到了鲁院时候，我们的宿舍宽敞了，学校还有了招待所，不仅可以留编辑吃饭，有的也有条件留宿了。

烙印更深的是关于考试方面的事。开始考试是不多的，完全是我们自己闹文凭闹的，考试就逐渐多而严起来，后来就成了大负担，连我们学委会也不得不亲自参与对付那些于当作家没用的考试来。学委会既押题也想法刺探考题，还组织同学分工一一做了答案以便大家打小抄，有的甚至把答案事先抄好，到时把整张纸写了名交上了事。实际老师早就明察秋毫了，只是开始装作不知而已。后来学校领导严格要求考试纪律，大家也没当回事，又一科考试才傻了眼，教务处悄悄换了卷纸，我们私下从打字员那儿要来的纸已与新换的卷纸完全不一样了，现场打小抄也就打不成，不少同学就没能及格。也有不听邪抄的，被抓住让领导找去谈话，还得补考。有一次与我同屋的上海傅星赶巧在考试期间病了，住好长时间的医院，我们就借机吓唬老师说，不能再用严考摧残作家们了。后来学校才不得不将监考松了下来。我们当时的师生关系非常有趣，不少学生比有的老师年龄大，许多事是老师听学生的。比如有个独身的男老师许多事都找我们学生讨主意。他找对象好几次都没成功，后来又看上一人怕再成不了，就找我和邓刚帮忙说，你们都是正红的作家，哪天我把对象带到学校来，你们把自己的书送她一本，写上请她指正，叫她看看我的学生都这么有名。我俩不仅照办，而且还创造性地写上送给他俩指正，让她感到自己的名字已经和我们小老师紧紧连在一起无法分开，黄不了。这法果然奏效，老师的婚事终于成了。我们和其他老师们关系也都不错，不存在毕业分配方面的功利目的，所以那种不错是极自然的。我们每个学生还有学校给找的校外“导师”，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老师更加尊重，因为他们都是颇有成就的著名作家。我的导师是我非常崇敬的徐怀中，部队的文友都非常羡慕我分在了徐老师名下。徐老师对我们五个部队学员都十分爱护和关照，他不仅对我们好，还效法文讲所创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并且亲任主任，凝聚和培养了当时全军一批最活跃的青年作家。我们文讲所的部队“五朵金花”多次在他牵线下与军艺文友相切磋，获益匪浅。每次我们结伴到他家去，从来不是去给他送礼，而是白吃他亲手为我们包的饺子。我们跟鲁院的老师也大多是这样的关系，从不懂得给老师送礼物，而是白受老师招待。同蹲厕所和集体对付老师的监考，以及帮老师成婚还有白受招待等等，就是文讲所和鲁院师生关系的写照。当然，我们也有让老师伤心的时候，比如有次某大学一位老教授见有的同学穿拖鞋提水壶还叼着烟来上课，听讲时又不停地交头接耳，难过得流了泪。这是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极大反差造成的。据说这位老师到军艺讲课时，一进教室，人家是全体学员刷的一声站起来，加上齐刷刷一声老师好，然后再齐刷刷坐下，听讲时鸦雀无声，他被感动得流了泪。

我们“八一期”实有在校时间是两年半，而经历的时间跨度却有三年多。那三年多的日子虽然还发生过许多或美好、或沉重、或痛苦、或有趣，也有与龌龊沾了边儿但都难以忘怀的故事，但大家最重视的还是自己的学业。而标志学业水平的则是自己每年交给学校的一篇作业。记得我交的三篇作业是三部中篇小说《船的陆地》《三角形太阳》《黑土地》，分别发表在《解放军文艺》《青春》《昆仑》上，其中《船的陆地》被《小说选刊》和《作品与争鸣》转载，还被译介到国外。漓江出版社把我们最后一期的作业编成上、下两卷集，命名《39种世界》出版，我编进去的就是《黑土地》。

我支离破碎忆起的这些事情都紧紧联系着同学和老师以及到校谈创作的作家们的名字。这些名字杂乱无序排列起来的话，老师和作家应该有：丁玲、张光年、冯牧、王蒙、邓友梅、刘绍堂、姚雪垠、李德伦、刘再复、徐怀中、张炯、李清泉、徐刚、陈三三、刘小珊、张玉秋、毛宪文、杨觉、秦晴、井瑞、王祥、徐学清、陈小帆、陈凤楼……同学应该有，我们辽宁的邓刚，黑龙江的孙少山，吉林的杜保平，北京的甘铁生，陕西的梅绍静、王蓬，天津的伊蕾，解放军的朱苏进、乔良、简嘉、唐栋和我，江苏的赵本夫、储福金，广东的吕雷，云南的黄尧，河南的杨东明，四川的魏继新，广西的聂震宁，湖南的蔡测海、聂鑫森、叶之蓁、贺小彤，湖北的江天民、李叔德，浙江的郑九蝉、薛尔康，山西的张石山，山东的张玲、谢颐城，贵州的李发模，内蒙古的张廓、甘肃的张俊彪，宁夏的查舜，青海的程枫，上海的傅星，安徽的陈源斌……十六七年已经过去，这些同学大多已过或接近五十，知天命了，却还都在文学的田地里熬着心血流着汗水，鲜明地显示着与其他大学毕业生们的不同，即铁一样证明着，鲁院才真正是培养作家的地方。她的真正在于，没有哪个学校能够像她那样给学员心灵以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地心灵碰撞，自由地思想解放，自由地天马行空，自由地突破自己，自由地超越他人……而这自由又都被文学之绳紧紧拴系着。

2000年7月16日星期日草于沈阳·听雪书屋

原载《文学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