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各位朋友们在一起探讨明代万历时期的改革家张居正。我们当下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也是第二次改革的深入阶段。前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题目是《每一个春天都是改革元年》。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改革，大家觉得我们究竟改了什么？好像每一天推进的工作都不太多。但对于改革的成果要回头看，回头就有了比较，即我们前进了多少，克服了哪些困难。
今天让我们一起把目光追溯到四百多年前，重温明代张居正亲自倡导并推行的万历新政。我要讲的内容大体分为五个部分。
一、张居正的仕途起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到了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这三大改革家，张居正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位。他生于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卒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享年五十八岁。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居正就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死在任上的宰相。
张居正出身贫寒。要论他的出身，可算是明代的“红七代”，据说其七世远祖是朱元璋的同乡，凤阳人，跟随朱元璋一起起兵抗元，建立明朝。遗憾的是他的远祖目不识丁，但毕竟是明代的开国功臣之一，朱元璋对其论功行赏，将他封到现在的湖北秭归做一个基层军事组织的千户长。这个千户相当于我们今天军队建制一个营左右的兵力，千户长由长子世袭。
张居正的祖父是次子，所以他不能留在家乡，必须出外谋生。这种承继制度后来被日本借鉴，长子一旦继承之后，长子以下其余的子女长大了之后必须离家外出谋生。张居正的祖父就迁到了今天的枝城，当时叫宜都。后来迫于生计辗转到荆州，在荆州辽王府找到了一份门房的营生，其职权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保安。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是独子，考中了秀才，但是囿于瓶颈，难以更进一步。张文明为了考举人，一辈子应试十二次。按照明朝的科举制度，乡试三年一次，十二次是三十六年，即使按二十四岁考中秀才算，也要考到六十岁。其中第九次是和张居正一起赴试，儿子考了第一，他还是名落孙山。后来张居正进了北京，入翰林院做了翰林学士，他又考了三次，还是无功而返。
张居正天资聪颖，从小有“神童”之称。他出生后有一个很俗气的名字，不叫张居正。相传张居正出生前一夜，祖父饮酒归来，口渴到水缸里去舀水喝，发现水缸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白乌龟（实际是月亮）。正在此时，儿媳妇动了胎气，生下了张居正。他说这孙子就是白龟转世，所以张居正从小就叫白圭，大约是张文明觉得“龟”字不雅，将乌龟的“龟”字改成美玉的“圭”字。
张白圭考中秀才时年方十二岁，知府接见他问：“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他说：“我出生之前，祖父看到一个白色的乌龟在水缸里面，因此得名。”知府说：“这名字你不能叫，我给你改个名字。”改什么名字呢？居正，就是居正位，可见知府对他的期许很高。
一年以后，张文明带他去考举人。考场之上张居正写的是论三国的策论，因为荆州是三国故事发生最多的地方，关羽葬身地，孔明祭荆州。这篇策论深得当时三位主考官的好感。古代科举和今天一样，名字是密封的，只见其文不见其人。三位考官一致建议，将此文作者列为举人第一名，并把卷子递送给巡抚大人——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顾磷审阅。
顾磷也很欣赏他的这篇文章，但是第二天皇榜一公布，既没有张居正，也没有张文明，父子两个一起落选。考官们都大吃一惊，赶忙请示顾大人原委，顾大人解释道：“孩子还小，要让他多有挫折，多有历练，如果一帆风顺，中国可能多一个唐伯虎、少一个政治家，所以先杀一下他的锋芒。”这是张居正一辈子的第一次挫折。
张居正十六岁还是以第一名考取举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张居正二十三岁，考中了进士。当时朝廷在每届考中的进士里面选出有培养前途的生源送进翰林院深造。张居正就是被选中的一个。
我小时候走到我们家北门，胡同最里头是一间孔庙，从两边的门——耳门可以进，正门不开。我说：“这个正门怎么不开呢？”妈妈说：“正门要县里出了状元或者点了翰林才开。”“什么叫点翰林？”“考取了进士以后被送到翰林院去的人，才能开这个中门。”我说：“我有朝一日要把我们县这个中门弄开！”从小我就知道点翰林是个多么大的荣耀。张居正二十三岁就被选中了，到翰林院里面工作、进修。他在翰林院里面的职务是什么？先是两年学习期，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博士生。那个时候的称呼叫“庶吉士”。庶民的“庶”，就是说你还是老百姓。“吉”就是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你是老百姓身份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叫“庶吉士”，没有官职。那个时候，博士论文写得好的庶吉士，就可以正式进入翰林院的编制，淘汰的下放去当县长、当县令。两年以后张居正被授予了第一个官职——七品的编修。“编”就是编辑，“修”就是修纂。干什么呢？第一就是整理皇室的文件。第二是检讨，就是研究工作，研究历史，历代政治大事、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等等。这样，他一共在翰林院待了七年，到三十岁。
张居正进翰林院这七年正值奸相严嵩当政期间，他对严嵩卖官鬻爵和皇帝不问政事、一心想炼长寿仙丹看不惯，所以就告病回家，赋闲了整整三年。这三年，他父亲一天到晚在家唉声叹气，原指望儿子成为大人物，结果才当了个七品的小官就回来了。后来张居正觉得如此不是长久之计，三十三岁回京又重新回到吏部销假，三十五岁重回翰林院。
时值严嵩势力江河日下，其强有力的政敌——大学士徐阶开始在朝野之间建立自己的网络。徐阶是松江府华亭县人，探花出身，张居正从二十三岁起就跟着他。那时候徐阶是翰林院掌院院士，是主管翰林院的。张居正三十五岁回来，徐阶职务已经是次辅，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仅次于严嵩，已经拥有了人事任免权，张居正一回来就被任命为国子监司业事。国子监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党校加北京大学。
一年后张居正调任詹事府的少詹事。詹事府是主管储君的教育机构，他就到那里当储君裕王即后来隆庆皇帝的老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嘉靖皇帝驾崩的时候，张居正一年三迁，先任礼部左侍郎。礼部就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民宗委等五六个中央机构，张居正是礼部的二把手。接着是吏部左侍郎，相当于今天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接着就是礼部尚书，再入阁当副总理。他进内阁当大学士次辅的时候年仅四十二岁。从三十五岁重新出山，到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个级别用了七年时间。
表面看张居正七年时间提升很快，实际上从他二十三岁进入翰林院起，徐阶就看中并精心地培养他。这样到他当大学士次辅，就是国务院副总理这个级别的时候，整整过去了十九年。
二、张居正的改革主张。
张居正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才二十三岁，不会审时度势，对于严嵩掌权以后的朝纲混乱以及官场的腐败，还不懂得隐忍。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进去交的第一份作业就给皇帝写了一份论朝政的奏章，列举国家的混乱。明代的官方文件里面没有这份奏章，但是在《张文忠公全集》，就是张居正自己的文集里面有这篇关于朝政的文章。这就证明这个奏章没送上去，为什么没送上去呢？因为当时他没有资格单独向皇帝呈交报告，他要送报告只能以翰林院的名义，加盖翰林院的公章才送得上去。我根据明代的办事制度猜想，他是把这篇文章交给了当时的掌院学士徐阶。徐阶一看，好家伙，这个人不要命了！所以徐阶给他拦下来了，没有上报，保护了他。但徐阶也因此看中了这个年轻人，所以才有后来徐阶在接任宰相的时候，把张居正一年三升，最后进入内阁，给他当助手。
从名义上讲隆庆皇帝是他的学生，张居正直言给皇帝上了名为《陈六事疏》的万言书，从六个方面说明国家必须改革。这是一份凝结了个人智慧和实践经验的顶层设计。完成《陈六事疏》以后，他又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全面的改革方案。
隆庆皇帝是提心吊胆地隐忍了多年才登基的一个皇帝，就像人长期在水缸里成长，即使把水缸敲破了，也是个罗锅腰，直不起来。隆庆皇帝始终在一种担惊受怕的环境中长大继位，已经完全失去了革故鼎新、乾坤再造的豪迈勇气，无心大的改革。
张居正畅想，一个三十岁的皇帝，一个四十二岁的副宰相，联手能做很多事情。结果隆庆皇帝只在他的改革方略上批了七个字——“知道了，俱见忠诚”。是说“我看过了，你很忠诚于我”。就这么一个赞颂，批复回来给了张居正。张居正知道，改革的机会还要等待。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是要遇到很多挫折的，经过历练以后他才可能变得更优秀。
三、万历新政的推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居正在内阁又苦等了六年，直到1572年，万历新政终于在张居正手上得到了完整的展现。经过二十五年的历练，张居正锋芒内敛，但是变得更锐利，而不是减却。二十五年过去了，他的“中国梦”没有消止，而是愈来愈丰满，愈来愈强大。
关于万历新政，我想分成两个小问题阐述。
（一）万历新政得以展开的背景。
首先，前任三帝尸位素餐。万历皇帝上任的时候年仅十岁，因其父隆庆皇帝酗酒中风驾崩而仓促继任。万历上任的时候，内阁只剩下了两名成员，一个是首辅高拱，一个是次辅张居正。他们是多年的政治伙伴，但因性格不合，同时张居正的上升态势对高拱造成了一些威胁，两个人产生了矛盾。而在万历小皇帝上任之前的三位皇帝，把国事搞得很糟，武宗皇帝十六年，世宗皇帝四十五年，隆庆皇帝六年，这六十七年是明朝中期，也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六十七年。
武宗继位的时候十六岁，朝中“八虎”干政。“八虎”中最大的“老虎”就是刘瑾。这“八虎”作乱了五年。“八虎”被朝中清明的政治官员设计除掉之后，又出来一个佞臣江彬陪王伴驾。武宗晚期又出现江西宁王朱宸濠叛乱。这十六年，武宗皇帝不问国事，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接着是世宗皇帝在位的四十五年。世宗是武宗叔叔的儿子，跟武宗是堂兄弟。武宗没有子嗣，所以要在皇族的近支里面找一个皇位继承人，找了两个候选人。最终当时的首辅——明代有名的才子杨慎的父亲杨廷和左右权衡，觉得世宗合适，就把他请入北京继位，并跟他约法三章。第一，过继给武宗的父亲；第二以武宗弟弟的身份来继位；第三从此不能提及自己的生父。世宗继位以后想要废除“约法三章”，于是当时朝廷中所有道统领袖人物全部都跟他对抗。明代道统和正统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杨廷和后来辞官归隐后，世宗就想笼络杨慎。杨慎坚持其父的政见，结果被打断了腿，被流放云南，终身不赦。这样一来，世宗从继位的第一年一直到驾崩，就没有过过舒心日子，而知识分子和朝廷的矛盾也没有缓解过。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关心国事，崇尚空谈，去修佛、谈禅，去喝茶，研究茶道，我国的工夫茶就是在这个时候创立的。世宗当时一心怕他的敌人活得比他长久，总是关心：杨慎现在怎么样了？别人都放了，唯独杨慎不能放，因为杨慎是知识分子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千方百计想要长生不老，便大炼丹药。严嵩就是帮他炼丹、写赞美诗即青词的高手，所以他很信任严嵩，大权都交给严嵩。明朝中期，内忧是由武宗造成的，外患则集中在世宗时期。在南方，东南沿海的倭寇作乱，主要侵袭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而在北方，鞑靼在河套地区作乱，国家局势可谓内忧外患。
接着是隆庆皇帝在位的六年，内阁成员高拱和殷士儋两个人大搞党争，国事荒废。万历继位之后，免除宰相高拱的职务，让张居正接任首辅。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有很多非议，有的说是张居正参与了陷害高拱。但是高拱遣回原籍以后，张居正给了他很多的保护，让他安度晚年。
其次，贪官、庸官大行其道。当时国库是年年亏空，北京的潮白河过去叫潮河和白河，这是用张居正上任后批的一笔钱打通的。当时只有这笔钱，要么用于潮白河工程的后续款，要么用于镇压广西荔波的瑶民造反，要么用于新皇帝登基大典的费用，国库里面就剩下这么六十万两银子。虽然国库空虚，但当时北京达贵官人的生活还是非常奢侈的，一顿饭要准备一个月，食材全部是天下奇珍。各大利益集团的盟主们，简直是富得流油。而且北京城号称天子脚下，凤子龙孙，北京的小老百姓都是大爷。地方上的县长、县令到北京汇报工作，大爷都可以欺负你，没有体面，没有尊严。皇帝的圣旨离开了北京就没人执行。前几年有句话叫“政令不出中南海”，在张居正改革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大部分官员人浮于事，崇信江湖术士，一天到晚就在北京搞各种堂会，各种交流，大谈玄学，世风日下。
（二）张居正万历新政的举措。
民间有句话，要制服疯牛就要把牛鼻子抓住。张居正觉得其他事情都可以暂缓，但是有一件事情要提前做，就是惩治腐败。惩治腐败真正的目的是要整顿吏制，改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工作作风。治本在这个地方，腐败是标，制度是本。
第一步，他首先在我们祖宗设置的政治制度里面寻找突破口，开始重树“京察”，就是监察所有的京官。过去有这个制度，但考察是走过场，张居正把走过场变成认真考察——第一，所有的局级干部全部由吏部和都察院两家联合考察，所有副部级以上的，就是侍郎以上的官员直接由皇帝考察。考察表设计得非常科学，隆庆皇帝上任六年以来，官员每年做的工作、每件工作的结果如何，一件一件地捋，这是一个内容。第二，不准夸耀自己的成绩。考察表的最后一栏必须写“六年来我没有恪尽职守，去留听凭皇上制裁”，必须统一规格，要听皇上的制裁。这样就为彻底罢免庸官留下了一个方便之门。以此手段，三个月后裁撤庸官贪官三千余人。所有被免职的官员一律在一个月之内返回原籍，不准待在北京，这就分散了改革的阻力。
第二步，张居正创新了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明了“考成法”，就是考察每个人的成绩。他把每个官员每年完成的工作做成一式五份的本子——内阁一本；都察院一本；当事的衙门，比如说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主管的部门拿一本；当事的地方，湖北或者江苏，拿一本；本人拿一本；共这五本。比如说现在讲黄河治理，公布某月某日开会，记得很清楚，哪几个人参加，决定朝廷拨款到什么地方，治理黄河的哪一处堤段，然后皇帝什么时候批复的，都要详细记录。比如说治理黄河的是河南府，河南巡抚收到批复以后，什么时候给黄河治理委员会的，都要签到，然后派巡视组监督，每个进程花多少钱，是怎么花的，干什么事情，这五个本子的记录必须完全一样，超过三年没有完成工作就不予以提拔。这样一来，中央和部委以及地方政府办事拖拉、互相推诿、谈禅论道之风一扫而空，大大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第三步，清理驿递。“驿”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迎宾馆、政府招待所。“递”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今天我们的公车不是也要搞改革吗？张居正第三步就是搞公车的改革，搞楼堂馆所的改革。
明代公务交通工具的使用非常泛滥，每年国家财政都要花很大一笔钱在这上面，特别是官员离开北京到地方去上任，地方官员来北京述职，驿馆、招待费用全部由政府开支。起初什么级别的官员坐什么样的车轿、坐什么样的官船都有规定，但是后来制度松弛，每一个驿站的费用都要超出数倍。能够享受驿递的人持有一种牌子，叫勘合，这个勘合是由吏部和兵部发的。这两家合起来发你一个勘合，就是今天的护照。比如说我熊召政使用的是甲级勘合，那么依照制度，允许拥有一台轿车，带五个随从。到明朝中期，接待规格越来越高，勘合发得越来越多。地方驿站的负责人见了勘合，都必须要接待，到最后演变到出境迎接，还要出境礼送，还要赠送当地的土特产，一个官员上任一次，最后七八个马车全是满的，这就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张居正宣布废除所有旧勘合，以新勘合为准。新勘合明确规定各级官员的出行标准并严格执行。这样一来，一年能节约几百万两银子，一举弥补了国库的空虚。
第四步，整顿国防。张居正在当次辅的时候分管兵部和礼部，所以对国防工作非常熟悉。他上任之时，东南的倭患已经平息，但是北方的蒙古鞑靼之乱尚未消止。他首先加强军事部署，把戚继光调到北京来，任蓟辽总督。然后加强辽东和山西大同的卫戍力量，从此北京无战事。第二，攒钱修长城，从辽宁九门口一直到居庸关，都是用挤出来的财政收入修的。
张居正用人重贤不重亲。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的同科进士汪伯昆跟他的私人关系很好，时任湖北巡抚。汪伯昆听说老同学现在当了首辅，欣喜若狂，认为好日子来了，他就写信，想到北京来。张居正还真给了他个面子，把他调任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兵部常务副部长。汪伯昆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视察北方九处边防要塞的设施。汪伯昆是个文人，特别喜欢写诗，他出行视察，到哪儿就要把当地的诗人找到一起开诗会，这一路走到辽宁，走到山西，走到陕西榆林，走了一圈回来，比原定计划晚了一个多月。张居正看到他的视察报告，认为他没有做深入的调查，与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相去甚远，在上面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是说即使是最好的灵芝、最好的兰花，可是长在高速公路上，也一定要铲掉，因为长得不是地方。就这样把老同学、好朋友免职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过去受过处分的优秀军事将领在他的手上重新获得重用。
他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升其职，不挪窝。比如说某个县委书记干得很好，政绩有了，给他升个副市长，管一个不重要的事情，远远没有当县委书记有用。张居正认为如此不行，不利于发挥官员的特长。戚继光的使用就这样，最终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挂的是兵部尚书衔，就是给他升到这个级别，但是不能挪窝，还得当这个官。这一点他用得很活，在他手上有处级的县长，也有正厅级的县长。
第五步，禁绝清流。清流是一天到晚议论朝廷哪件事做得不对，但是要真交给他们去做，可能一件事也做不成，所以张居正说官场禁绝清流作风，少议论，多实干。这也是张居正死后墙倒众人推，士族大户的利益集团和清流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攻倒算的原因之一。
关于禁绝清流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民间的意见领袖叫何心隐，江西吉安人。何心隐一天到晚慷慨陈词，批评朝政是头头是道。张居正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在一次聚会上，听他夸夸其谈。会毕，张居正一言不发，走的时候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我看你像一只很想展翅腾飞的大鹏鸟，可是你这一辈子就是飞不起来。”说完就走了。何心隐说：“这个人是谁？”“这是我们翰林院的张居正。”何心隐黯然：“他年杀我者，必此人也。”那时张居正才二十九岁。结果张居正当了首辅，何心隐就在湖北被处死。其后，张居正用皇帝的诏旨命令禁闭全国的私学，钳制了言论。从今天的社会环境来看，这一点肯定不妥，但是当时换回了改革的平稳环境。
第六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抑制豪强。豪强就是各大利益集团。孟子说过一句话，“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是说要当好国家领导人不困难，只要把各个豪门大户全部笼络好、照顾好，江山就稳固。但是凡改革就是要把这些巨室的利益削弱，把他们的势力减弱。
张居正深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皇室，就首先拿皇室开刀，征收子粒田税。过去皇室的成员都有免税的田，就是国家送的，这田叫“子粒田”，一年子粒田免去的总税额相当于国防的总开支。他找到李太后，说服她，让乾清宫的子粒田首先交税。李太后为了儿子的政权同意交税。
宦官集团是第二大利益集团。当时有内相、外相之说，外相就是宰相、首辅，内相就是大太监。太监机构分为二十四局，机构庞大，一年消耗的经费很多。张居正跟大太监冯保约谈，要节约经费，冯保以提拔一个亲信当巡盐御史——当时最肥的一个官作为交换。张居正改革团队核心层的同僚都很生气，说：“你老讲改革，老讲要反腐败，这不就是最大的腐败吗？你怎么还答应了呢？”他解释道：“为了长治久安，宫府之间不得不做交易。”言外之意，我重用一个贪官，换来杀一千个贪官。我用他也不是说对他放心，而是最终找到更好的证据把他干掉。政治是要讲交易的，是要讲节奏的，否则改革将一事无成。
第三个是清流集团。山东的衍圣公，是孔圣人的后裔，良田很多，每年到北京来朝拜皇帝一次，这是制度。每次朝拜，他都会带很多随从，在孔府里面带很多土特产品，一路叫卖到北京，在北京住几个月，车队再浩浩****地回去。张居正认为，圣人归圣人，规矩归规矩。针对衍圣公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每次来京几辆车、几个人、行程是多远、沿途接待的规格是什么。如此一来，很多人就知道了，张居正这个人惹不起。然后是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过去是一品官位现降为六品。之前乱赏的官，张居正一个个予以收回。
改革的历程大约持续了六年。张居正一面拨乱反正，一面推行改革，两手都在抓，不是单兵突击，而是协调发展。六年之后，全国的官场风气有了根本的好转，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有了根本的好转。
有此基础之后，他才推行了改革最重要的一项——一条鞭法。
因为古代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而天下土地的百分之八十掌握在豪强大户的手上，而且其中很多田地免税。这样一来，国家的财税大量流失。新制度的推行非常艰难，张居正和户部一起制定丈量土地的弓，这张弓白天量，晚上收回。层层监控，防止有人从中搞鬼，一定要把真实的数据量出来。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多清点出了二千多万公顷土地。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土地面积来交税，这样一来，土地归属明晰化，重新编制天下黄册。黄册由户部右侍郎掌管，在北京存一份、南京存一份，涉及每一亩土地的使用情况。
土地清点工作完成之后开始正式推行一条鞭制度。这个一条鞭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一个农户交税，分税、赋、徭、役。“役”就是出劳力，比如要河道治理，每家一亩地出十个工，不管家庭情况怎么样，都得出这十个工。然后就是粮，一千公斤粮食分若干个地方交，有远有近，最远的地方有上千里，还得挑着二百斤稻谷到那儿去交，农民苦不堪言，税收管理也非常艰难。后来张居正规定，根据新的土地定额，农民可以不出工，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个工是十个铜板，十个工可以出一百个铜板代替。也不用去异地交粮了，就在家门**钱，有专人来收粮食。这样一来，就把国家管理从以物易物的方式变成货币化管理，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育。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十年。其实他还有更大的计划，但是因罹患直肠癌，半年以后死在了任上，享年五十八岁。假设历史再给他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说不定就会提前到来。我们现在学的历史课本中提到的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就是张居正的改革促成的，萌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张居正的改革还限制了皇室的权力。皇室不能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历史上也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他为了限制皇室消费，搞了两家“银行”，一家叫皇家供用库，皇室用的钱在自己皇家供用库里开支：一家是太仓，归户部，负责老百姓和朝廷官员的费用支出，分灶吃饭。每年年底核定第二年的费用，由皇家的内相和外相联合核定皇家今年有哪些开支，要用多少钱。同时明确了皇家供用库的资产来源——天下的矿山给皇室，流通领域里的专卖权给皇室。天下的赋税归太仓。这种改革是旷古未有的。
四、张居正改革的成果。
第一个成果，重新树立了中央的权威。张居正改革从客观意义上来说延缓了明王朝衰落的进程，没有他，也许明朝在万历时期就完结了。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机器还能够照常运转，凭的就是改革的财富和积累。
第二个成果，促使国家建立了货币化管理的现代制度。大量的社会专业化组织开始发育，商会、工会应运而生。
第三个成果，文官体制得以加强。明代最后完善了文官体制。现在我们说英美的文官体制借鉴了中国，就是总统可以换，内阁可以换，整个文官体制是不动的。在张居正改革期间，出现了终身公务员的文官体制。在此之前，内阁是个办事机构，在此之后它成了中央的决策机构，皇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这是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几个贡献。
五、万历新政的启示。
通过研究张居正这么多年，我认为所谓改革就是理顺治理结构，解决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财富分配的合理性问题。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到崇祯结束，十六位皇帝，没有明君，但是有明臣，张居正就是明臣，也只有张居正这个明臣。所以有历史学家评价，“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意思说明代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朱元璋，其他的都不作数。“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如果要选两个人来代表明朝，那就是朱元璋和张居正。
明代的清流是很厉害的，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权力，明代道统的人物也是不屈服的。在张居正改革期间，明代的清流领袖邹元标——二十六岁的新科进士，在已经有一百多个人被廷杖、被打得鲜血淋漓的时候，敢于递上自己的状子，痛斥张居正是衣冠禽兽，最后被打断腿，发配到贵州。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把邹元标当作宝贝，调回京几年之内就官拜都御史，按照今天来说就是中纪委书记。邹元标就任后对皇帝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写出言辞激烈的意见书呈给万历皇帝，结果又被贬职回去。后来到了崇祯一朝，邹元标又回到朝廷，他晚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张居正平反。他是唯一一个被张居正打成残废，最后又当了高官的。明朝还未灭亡之时，他就看到整个明王朝大厦将倾，他拄着拐杖立在崇祯的大殿里长叹：世上已无张居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多么荒唐啊，我去反对他，他才是国家之栋梁。张居正感动了邹元标这样的政见领袖。
张居正任宰相的第二天，给他的同学、当时大同指挥使吴兑将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皇帝错爱让我出任首辅之职。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富国强兵。今天我能够在这个位子上实现我的梦想了。这就是他的“中国梦”——富国强兵。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是这样说的，也真是这样做的。所以改革第一个启示，就是需要有带头“强渡大渡河”的勇士。
第二个启示，张居正善用政治智慧。革命是暴风骤雨式的，所有的开国之君干的事都是革命，所有的明君干的事则是改革。革命就是要打破坛坛罐罐，从头再来，改革就是要理顺所有不顺的东西，让社会治理得到的一个完善。这一点上，张居正说：“毕其一生，我有两个字可以担当——耐烦。”改革要特别耐得下细烦，不要怕麻烦，改革就是把一件一件很麻烦的事理顺，这要有耐心，要有智慧。
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在出任首辅之后写了一个座右铭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还威福于皇上，还利益于万民”。他觉得严嵩玩弄了世宗，老百姓已民不聊生，他要把这个事情理顺，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要做到这个事情首先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弄清楚什么是皇帝应该享有的威福，威福不是权力的滥用，而是尊严；第二，什么是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利益。徐阶提出来一个很好的命题，张居正的改革就一直在做这道命题。
张居正死后遭到了清算，原因只有一个——他得罪了皇室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他虽然保全了皇帝的威福，但是皇帝认为自己的威福应该是无边无际的，而张居正认为这个威福应该是有限度的。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巨室，所以在专制时代他的悲剧结局是难以避免的。
今天我们在推行改革，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等因素已经大相径庭，改革的难度比张居正时期要困难得多。首先，张居正改革不必看外国人的脸色，那个时候没有“地球村”这个概念，没有国际大家庭，只有中华大家庭。今天我们推出一个改革措施，美国在看着，欧盟在看着，日本在看着，印度在看着，中东也在看着，中国在国际环境之中既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照顾到全球的秩序。第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的是国家的税收体制，利益主体比较单一。我国现今所有制成分非常多元，针对每一个利益集团改革的方式也比张居正那时候要复杂、困难得多。但是对于改革的担当和忧患意识，应该是一致的。
我在动笔写《张居正》的时候是1998年，设想2002年我的书写完，一定是一个子夜，那个时候万籁俱寂，一定是一个秋天或者冬天。来到这一天的时候，果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果然也是半夜，我就写了玉娘殉情的这一段。写到张居正的改革最终点，不禁心生悲悯：苍天呐苍天，你们看看挽救了大明王朝的人，只有一个弱女子为他殉情。刹那间潸然泪下。后来想，为什么我对张居正寄予这么深的一份感情，是因为我自己涉世日深之后，知道耐烦的分量，知道政治智慧和勇气是多么难以兼于一身，有智慧的人不见得有勇气，有勇气的人往往智慧又没有那么高超。但是这些都赋予了张居正，却不给他寿命。这就证明我们民族的路还很长，民族的精英们一程一程地在为民族的前途、生死存亡而奋斗。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相信，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谢谢大家！
提问1：熊老师，您好！非常认真地听完您的讲座，感觉您风趣幽默、娓娓道来的风格非常引人入胜。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似乎都非常励精图治，然后到中后期就开始腐败，包括明朝也是，张居正改革就是在明朝中后期。您刚刚在讲座中也提到，他的改革实际上只是为明朝延缓了衰落和最后走向灭亡的进程。您刚刚也讲到，他之所以死后被清算，其改革成果都消失殆尽，就是因为他得罪了皇室集团。那如果他前期做好哪些功课，改革的成果就可以延续呢？改革成果如何保持延续性、连贯性，不再反弹？
熊召政：张居正的改革，第一，如果他做好功课，就是把皇室的利益处理好，我相信他的智慧是足够的，但是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限制皇室的权力，如果他不去这样做，那就等于没有改革。
第二，王朝周期律好像是历史上一个宿命的问题。世上有民族永远存在，像中华民族、德意志民族，很多都存在，但是王朝不见得都存在。这同样有一个周期律的问题，改革就是延缓它，而不是最终让它永远存在，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王朝永存这点是不可能的。
第三，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两个最短命的王朝对中国的制度创新贡献最大，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秦的度量衡、书同文、郡县制，很多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的创新，今天还在用，但它最短命。还有一个隋朝，科举取士，一举推进了中国文官制度，解决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来源问题，它也很短命。这就是改革在一种什么样的力度下、什么样的节奏下才不会伤及自身，这是要技巧和智慧的。但是“改革”这个词又决定了必须要改变这些东西，才叫“改革”，才叫“创新”。改掉以后，新的游戏规则对存在于过去的游戏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只有留给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去思考解决。谢谢！
提问2：谢谢熊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回顾中国历代王朝的改革家，其实是不少的，比如说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改革。在这些代表人物当中，您为什么会选择明朝的张居正？您和他之间有什么渊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创作的题材？第二个问题，继《张居正》之后，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能不能透漏一下？
熊召政：谢谢你问了一个我非常愿意回答，也关系到我个人对历史的评价和看法的问题。我昨天说了一句话，在《张居正》著作里面我们看到，很奇怪，他对他前任的两位改革家都有一些瞧不起，他认为商鞅的性格过于严酷，王安石过于一厢情愿，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成熟。
我之所以选张居正是因为明代的某一些社会形态跟今天极为相似。当下的中国跟商鞅时代的中国相去甚远，跟宋朝整个的运作模式也不完全一样，但是跟明代很像。我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社会制度的建立来自于两个体系的结合——苏联与明朝。历史上我们继承的是明朝，引进外来的文化，引进的是苏联，所以我觉得，如果写张居正，对当下的借鉴意义可能更丰富一点，更生动一点，引发思考的空间可能更大一点。这是我选择写张居正的原因。
提问3：熊主席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听到您讲，到了明朝后期，崇祯皇帝的身边有一位人士，他看到国家混乱的情况，感慨地说“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确实是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人物。但是在他死后，他的那些改革措施、改革成果逐渐又被侵蚀掉。您觉得咱们在改革过程当中，究竟是需要一个类似于他这样的英雄式人物好呢，还是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而根本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更好呢？谢谢。
熊召政：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制度与精英这两者我们依靠谁？一个国家的治理，我们是依靠一个好的制度，还是依靠一个好的精英团队，包括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都是这样的。
一个好的制度是为了保证好的精英不被扼杀而出现的，一些好的精英也可以保证一个完美制度的诞生。美国的诞生就是几个优秀精英在一起做的事情。所以这两者是互补的，没有好的精英，谁来创造这个制度？没有好的制度，我们的精英怎么脱颖而出？精英和制度这两个东西，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看，要把它们放在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辛弃疾当年写过一首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精英看到好制度，会心旷神怡；好的制度碰到了精英，会锦上添花。谢谢！
2014年8月23日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文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