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文章大好名落孙山

圣人和俗人都说三十而立，而吴敬梓已二十九岁了。

有谁三十岁之前像他这样受阳界冷落，而在阴间却有亲戚当大官似的，生父、嗣父、生母、嗣母以及待他如亲生父母的岳父岳母，相继成了阎王爷的座上宾。

顺带而来的种种世态炎凉，不能不一次次激发并不喜欢科考的吴敬梓要科考成功的决心。快三十岁的人了，不赶紧考取个举人，而后再努力进士，怎能让阴阳两隔的生父、嗣父、岳父、生母、嗣母、岳母瞑目啊！

爱子吴烺不觉间已长高了，像探花府院里的石榴树，转眼就又蹿起一截，这也无形间增添了吴敬梓的压力。与陶媛儿成婚那年，吴敬梓自己想象着，用不上五年，他一定会成为探花府最耀眼的后人。他本以为，实现愿望，不是在这次科试，就是在下次科试，时候不会太遥远。可是，岁月已蹉跎过去了十年，自己依然是个秀才。尽管秀才也不算耻辱的事，却无法给亡妻和烺儿，以及生父与嗣父一个如愿的回音。

但是，雍正帝登基以来，采取的政治改革与康熙帝时期改变甚大，其中一项重大改革是“摊丁入亩”新政。雍正元年（1723），清政府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政策。摊丁入地，又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是雍正朝开始向全国推行的一项赋役制度改革，旨在改革丁税的征收方法，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一起征收。清初的赋役制度因袭明代的一条鞭法，地有地税银，丁有丁税银。丁税银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为主，但按丁征收丁银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现象极为严重，无地或地少的农民无力负担丁税，因而出现“或逃或欠”情况。这就使政府征收丁税发生困难，以致失去保证。同时由于农民畏惧丁税的逼迫，或逃亡迁徙、或隐匿户口，又造成人口不实的严重问题，使政府难以掌握人口实数。面对此种情况，清政府下决心改革丁税的征收办法。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旨在把全国征收丁税的总额定下来，不再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对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虽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解决丁役负担不均的问题，因而一些地区，如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在短期内采取了将丁税摊入地亩去征收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民困以苏”的效果。但是，由于地主以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反对，以致这一措施没能向全国推广。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下决心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政策，立即遭到地主阶级强烈反对。但由于雍正帝决心坚定，这项改革得以全国推行，并率先在江淮大地兴起，最早受到波及的就是吴敬梓所生活的滁州、庐州和淮安一代。这就使得包括科考在内的所有事宜为其让路，因而这一时期的科举制度也随之受到影响，发生了变化。

雍正元年（1723），新皇帝因考虑到“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始为无忝厥职”，于是下令：“将来拣选庶吉士，朕将亲加考试。”这就是著名的“举孝廉方正”，是清代制科的一种，是继博学鸿儒科之后又新增的一个科目。雍正帝在即位恩诏中，要求各府、州、县、卫官员荐举孝廉方正，暂给六品顶戴荣身，以备召用。雍正元年（1723）四月十五日他再次下诏，要求各省督抚速遵前旨，确访所属，果有行谊笃实、素为乡党所推者，即列名具奏。其目的是要以此敦励风俗。

按以往常规，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但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考中举人后就有资格候补做官了。可是乾、雍两帝改革相衔接这一次大比之考，距上次间隔了四年半，而倒霉的吴敬梓恰恰赶上了这一次。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作“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作“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一次的大比之考，叫“科试”，主要是为推举举人考试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即乡试、会试、殿试三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考进士的大门。

倒霉的吴敬梓，因改革的影响苦等了四年半，才得以随同吴檠、金榘、金两铭等乘船奔安庆府去参加正式的乡试。前往途中，吴敬梓仍心有余悸地想着此前在滁州那次巡回预考。那次预考，他是名列榜首的，但却遭到主考大人一顿严厉训斥。

那是六个月前的事。吴敬梓与一群参考的秀才结伴到了滁州后，各自找下妥当的住处，然后便是考前的会亲访友。没有亲友的便趁机结交几个不相识的学子。吴敬梓先到嫁在滁州的大姐家，拜望也将参考的姐夫金绍曾。州里的姐夫也是有点儿名气的秀才，自然要带上吴敬梓会会滁州参考的其他秀才。于是金绍曾在参考秀才住得较集中的一家酒楼，邀请了一些慕吴敬梓之名的佼佼者聚了次会。这种情况，就是在省试京试之前也如此。吴敬梓是全州乃至省里都知名的科举世家子弟，他的诗名和文名，以及仗义疏财**不羁的才情等等，自然成为滁州士子们举慕的人物，酒会上他便成了中心。姐夫带头，各个自命不凡的秀才们都屈尊向他敬酒，让他大谈科考文章的作法。他由衷喜爱的是诗词和史赋文章，并不怎么看得起科考的八股文，所以就乘酒兴口无遮拦放言起来。当时朝廷早有明令，与朝廷有悖的言论，官民等其他人可以上书言说，但科考的生员一概不得说。而酒后的秀才吴敬梓却有些忘乎所以了，竟当着一群赴考秀才妄论朝廷的科考。他说，我家祖上虽曾考出四个进士，但著述上并无建树，不过封了高官而已，哪个的诗文传世了？可见科考不在文采，而在是否符合官规。我吴族曾有先祖吴沛开吴家以儒为业先河，他曾数十次科考，但并未中官，最后只以秀才候补了个贡生，当了半辈子教书先生，但他的八股文要诀《提神六密说》之二——“翻”，和《作法六密》之五——“高”却是极有见地的。他据此写的绝好文章，却没能中举，可见中举也不全在文章考得好坏！

这番言论里已有忤逆朝廷的话了，但一群秀才没一个提醒的，反而一呼声让他讲讲密说的“翻”和“高”是怎么回事。记忆力极好，几有过目成诵之才的吴敬梓干脆原文背诵道：

翻者，洗众案之说也。圣贤立言之意，有可在此不妨亦在彼者。依样说去，便觉嘈啰。我却就中另辟出一意，极新色，极异味，任前说后说，不能雷同此一说，如堂宇重开，莫不希讶。阅者虽出庸中，亦能一见称异。

听罢“翻”论，有人在七嘴八舌叫好声中站起来接连敬酒，然后请求讲“高”。吴敬梓也不推辞，又脱口背诵道：

高者，过乎人之谓也。凡人作文，千家一律，便如矮人观场，不能出人头地。无他，一于平而已。文家有品第，一人言之，百人逊之，则高乎百人矣；一人言之，千万人逊之，则高乎千万人矣。其法不一；可以我识见高，可以我格见高。大抵如立千仞之上，视人所能言者，皆贱；视人所能知者，皆鄙。选而后出，不惊不休。前辈作者，有创一艺，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也。置之俦中，为大文、为绝调，阅者自将胆破。

众秀才听罢皆举杯说妙。金绍曾也饮尽一杯酒补充说，我金家与吴家有亲，金家前辈也曾受吴家影响，体悟出《塾训》传给我辈，这里也献丑与各位切磋。他也背诵道：

作文要体贴书理，要揣摩圣贤语气。前后要有步骤、有针线，思想要生发得开。凡一题到手，睁开眼孔，放开手笔。将题之前后、左右、虚处、实处，周详审度，实实在在，出自心裁，作一番新样文字出来方好。而头一篇更要紧，头一篇之破题、承、起讲，尤其要紧，不可草草混过。起讲头须要有意思，有体格，有气焰，不可纤小取憎。至于小学论，则随意生发，无所不可。愈出愈奇，愈奇愈正，手舞足蹈，左宜右有，自入佳境。但不可冗沓驳杂以起厌耳！书法要笔笔端楷，亦开卷引人欢喜之一端也。勉之，勉之；切记切记！

不觉已经向晚，没等众位兴致落去，酒家带上一歌女献唱。众人都不敢应声，吴敬梓却一时想到一直惦记着的歌女苕苕，便当场掏出一些碎银，亲手交给那歌女，让她拣动情的曲儿尽情唱上几首。等歌女唱到动情处，已半醉的吴敬梓竟于座中站起与之合唱一曲。大家自然一哄声鼓掌叫好，很晚方才散去，临走都一迭声向吴敬梓和金绍曾道谢不止。

一连数日，吴敬梓心情极佳，几个考题均按“翻”“高”之训精心写来，几场考试都发挥得十分顺利。正当他一边交友一边等待判卷发榜时，忽然从姐夫金绍曾那里听说，主考官给他考卷判语是“文章大好人大怪”。

吴敬梓一时理会不清此语要意，姐夫说，文章大好是不需说了，凭你的才能，定是一等文章。人大怪，就一定不是好话啦。你想酒楼聚会你那些言语，其中哪个别有用心的人往外一传，再通过本地官员到外地主考官那里进几句谗言，不就有了这等评语怎的？你想想，明洪武十五年（1382）就曾颁“卧碑文”刊于天下学宫，其中明确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唯生员不许！”当朝顺治九年（1652）颁行的卧碑文也有规定：“军民一切利弊，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为韪制论，黜革治罪。”你是参考的秀才，聚一群考生说了那些与朝廷有悖的话，还与歌女饮酒取乐，谁再把这些添油加醋禀告到主考官那里，判你个人大怪已是轻的啦！

吴敬梓大为震惊说，姐夫你怎么也这样看啊？

金绍曾说，不是我也这么看，据说有人已这样把你告官了。你被告下去，别人就可能出你头地！你赶快向主考官大人求情认错吧，以免参加不了会试！

吴敬梓先还责怪姐夫怎能出此下策，竟让他向考官低头弯腰，后经金绍曾骂说，你阴间的两个父亲三个母亲都眼睁睁盼你三十而立，二十九岁你再榜上无名，难道就能说明你是孝子？如果考官想让你榜上有名，何苦批上“人大怪”三字？大丈夫能屈能伸才是，何况你是为死不瞑目的父母而屈的，不然就是不孝！

吴敬梓这才惊出冷汗来，想到自十八岁考取秀才以来，十年间多次乡试都未中举，几年来家族内的争财夺产，说他是败家子，别家大人告诫自己孩子别跟他学坏，学宫里的人传说他不守礼法，若是自己考中了举人，他们还能这样说吗？可这次有望，又出了这等意外。他矛盾再三，为妻儿父母计，终于请姐夫陪他一同去向安徽来的学使李凤翥求情。

二人一见学使，金绍曾为给倔强的吴敬梓搭个台阶，便带头跪下说明来意，吴敬梓这才随后跪下。大吴敬梓两旬的学使李大人本是个忠厚长者，他内心十分欣赏吴敬梓文章显露的横溢才华，所以首先在前批了“文章大好”四字。至于“人大怪”三字，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据左右考官所言，已够治个不大不小罪名了，他却仅以品性“大怪”二字做结论，已有爱才宽容之意了。但李大人还是当着左右的面，和颜悦色问了吴敬梓家祖宗三代的情况，显然是有偏袒之意，让左右知道，吴家祖上是科举世家。吴敬梓毕恭毕敬一一作答。谁知随后主考大人话锋一转却厉声训斥道，听闻你平日里行为有失检点，今日酒后口无遮拦说有违士习的话，可有此事？

吴敬梓急忙辩解道，大人明察，分明是有些与学生有怨的人讲了偏见之言，求您鉴谅啊。李大人顿时更加严厉怒斥道，是不是偏见我自有分寸，你如真个胡为，如何对得起祖上传下家风？你须得回去好好反省之后再来进考！吴敬梓不顾屈辱给大人磕头请求宽恕。见吴敬梓诚心悔过，主考大人念及吴敬梓文章做得确实出类拔萃，嘱他以后好自为之。这次滁州试考使吴敬梓自尊心受到从来没有过的伤害，他感觉自己失去了尊严，人世间的冷酷无情如此猛烈，让他始料不及。想着媛儿对自己的期望，吴敬梓心生无限惭愧，不及张榜，便羞于同他人告别而悄悄返回家中。媛儿已从心怀叵测的族人那里知道了此情，本就病重之体一股急火攻心，竟断魂离去。当吴敬梓在媛儿的坟头借酒浇痛时，却传来他名列榜首的喜讯。这喜讯对他又是一次折磨，若早点儿传来，也许媛儿就不会命落黄泉了。即将面临的乡试，自己一定格外谨慎，切不可再出闪失。

八月的花香伴随着吴敬梓、吴檠、金榘、金两铭等乘船直奔安庆府去参加乡试。信心十足的吴敬梓哪里知道，上次主考学使李大人已调任，换了新学政王大人。原来，安徽学使李凤翥主持完这次科考之后，三年任期已满，回京复命去了，新接任他的是侍讲学士王兰生，直隶交河人，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进士，出任安徽学使时不过进士八年。而李凤翥出任安徽学使时已进士三十年，王兰生当然不会像李学政那样宽容。王学政上任之初就接手了吴敬梓参加的这场乡试，他不会不知道“文章大好人大怪”而又名列榜首的吴敬梓之事，这就为吴敬梓埋下了不幸。吴敬梓不知这些，面对“生而知之，上也”、“微则悠远”两个题目的试卷精心构思，尽兴发挥，自觉文章写得文理兼善，比预试还好。同考的秀才们也都认为，预试第一名哪有乡试不中举之理。

可当本县孙家得到中举的喜报后，吴敬梓心里有些慌了。很快，街上人们闹哄哄地传开了，说连那些文不对路的人都能中举，而吴敬梓家却没有任何风吹草动，怕是落榜了。连着一县城的人都在传，堂堂的上回第一，这次居然没上榜，一下子他便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有些人幸灾乐祸，什么恶毒话都说了出来，他们巴不得吴家出的乱子越大越好，吴敬梓栽了跟头于他们来说就似捡了个便宜。有些族人也拿这教育自家子弟，要以吴敬梓为戒，不得胡乱读书。

最后传来的准信儿果然是吴敬梓名落孙山。

这使吴敬梓既痛苦至极，又百思不得其解。怎么就没考中呢？除了自己，像品学兼优的表兄金榘，诗文俱佳的徐紫芝、吴檠等，或年过四十，或年过三十，多次考试也没有考中，而一些文理欠通、知识贫乏文采甚差的人竟然考取了。这是什么道理？！他真正感到了“科举无凭”，“一代文人有厄”。其实他和父亲吴霖起一样是重视自己真才实学的，而偏偏不懂科考也是需要变通打点的。尤其是官场变幻莫测，一些人通过疏通打点钱财，往往也会取得功名。而吴敬梓却和父亲一样，不懂官场潜规则，只相信人间处处有公道，不想落得的下场比父亲还惨，起码父亲做了教谕而他这辈子官场的影儿都没有见到。

这次名落孙山，对于十年三考而仍未中举的吴敬梓来说，简直无异于从高山之巅重重摔落深渊，虽没粉身碎骨，却筋伤骨裂，甚至严重地震**了大脑，伤及到心灵。郁闷彷徨的吴敬梓便不停地喝酒浇愁，把患下的糖尿病喝得更加重了。本来就体弱的吴敬梓因此又大病一场，恍恍惚惚在阴阳之界游**了好些时日。

仔细想想，科举制发展到吴敬梓参加会试那时候，已趋没落，弊病越来越多。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致命症结，弊病已越改越重。仅就吴敬梓的学识、修养及性格而言，都是与这样的科考制度截然相违的。所以他的文章大好却名落孙山，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