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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1084—约1151），山东济南人。这位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一生，与她号“易安居士”的“易安”二字，简直毫无相应之处。
相反，她的早期作品，大约作于公元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秋天的《一剪梅》，其中一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倒是她生于那个多事之秋，遭遇不幸：碰上那个糟糕皇帝，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
那年，李清照20岁，正是花样年华，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仍属新婚燕尔。在这个应该女人最好的年月里，她写下的这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却成为她这辈子的不吉谶语。
李清照
从此，像落在流水里的花瓣，不能把握自己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位无辜的女诗人，就这样被挫折到最后下落不明。有关她的悲剧故事，得从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说起：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
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他一上台，便倒行逆施，反攻倒算。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
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这是一种批量化的不杀你头，却给你戴上一顶奸宄帽子的刑罚。砍掉脑袋，只受一次痛苦；徒刑坐牢，期满便也获得自由。而戴上一顶好奸宄帽子，那羞辱，乃无声之鞭挞；那折磨，乃永久之惩罚，才是最厉害的一手。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受株连。
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被不知其名的王八蛋检举，顺藤摸瓜，难逃一劫。七月乙酉，给他定性，结论为“元祐奸党”。
首批定奸党者，共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于是，罢官。
九月，宋徽宗觉得这样惩治，起不到广为人知的效果，亲笔御书奸党人名，刻石于京师通衢大道的端礼门上，众目睽睽，以儆效尤。这一次，打击面扩大化了，由十七人增至一百二十人，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李格非
公元1103年，四月。
宋徽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肃清“元祐奸党”流毒。下令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包括他们手书的碑匾题词，楹联墓铭，统统砸烂仆倒，扫**干净，不留痕迹，私藏者以窝赃罪论。
九月，这位皇帝认为只是在开封城里，收拾元祐党人，规模有限，很不过瘾。下令天下，凡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为怙恶不悛者戒。至此，刻录于党人碑者，再次挖地三尺，层层加码，总数达三百零九人。
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排位相当靠前，日子很不好过。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
更恶毒的政策出台，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擅到阙下”，更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连“文革”期间的对可以教育的子女，给出路的政策，也没有，可见宋徽宗斩草除根之歹毒。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
因为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这个绝不是好东西，皇帝不得不诏求直言。有上书者认为堂堂京师立这样的碑，全国各地立这样的碑，有碍观瞻，遂有毁碑之说。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
壬子朔，宋徽宗这场政治运动，总算告一段落，党禁至此稍弛。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祐奸党”案，从公元1102年，到公元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
敢情，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
在哲宗朝元祐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厄运，被李格非不幸赶上了，他的罪状，就是站错了队，谁让他是苏轼门下的得意弟子呢？
北宋党争的这两派，“元祐党人”中，正直的知识分子较多，有才气的文人较多。而“元祐党人”的对立面，当然也并非全部坏蛋，但其中小人要多一些。而小人这东西，一肚子坏水，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只要下手，无不心毒手辣。一般来讲，君子斗不过小人，总是要败在小人手下，就是在狠毒度上做不到他们那样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苏东坡哪怕死了，一个死灵魂，也要遭到清算。
宋徽宗也是一个小人，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祐党籍碑”，就是他的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
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
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
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不可能没有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不可能没有以叶梦得为首的“梁效”式写作班子。
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将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祐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明诚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江青为旗手以后，死整30年代文化人一样，赵挺之对他的儿媳，肯定怀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李清照
正是这种老父远谪，身不自保、京师难待、夫妻离分的多种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做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躬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儿们、姐儿们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而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依傍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语，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王世贞
对于这首词，明人王世贞的评说，别出心裁，他认为女诗人写作时的心态，“可谓憔悴支离矣”。王世贞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因为其父王忏，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瘐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使他在《弇州山人词评》中，忖度李清照的写作心态，“憔悴支离”四字，道出真谛。
所以，当文人遭遇皇帝，面对政治迫害，这种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的恋恋不舍之歌，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似是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
也许一个临近衰朽没落的政权，越是疆土日蹙，越是外邦欺凌，越是国弱民衰，越是日暮途穷，越是起劲地窝里斗。这种力气没处使只有自相残杀的游戏，也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场面。
而积弱的宋朝，到了中后期，举国上下，不务正业，投入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党争”，耗竭国家之元气，伤害国民之精神，制造人群的分裂，最后只有不可收拾的亡国一途。尤其可恶的，正是这场“党争”，把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的优秀文人，其中很有一些堪称为民族精魂的文学巨人，都卷了进来，一个个打得不可开交，一个个活得精疲力竭。求生尚且艰难，何暇顾及为文，遂酿成文化生机的停顿，文学发展的凝滞。
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轮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词》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益的空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