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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可谓一生受挫。

宋元丰二年（公元1080年），他四十四岁，第一次倒霉，八月入狱，十月脱险，责黄州。到了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他五十九岁，第二次倒霉，被贬往惠州。紧接着，绍圣四年（公元1098年），他六十二岁，第三次倒霉，又被谪往海南。在那里一住四年，遇赦，再回到中原，他已经六十六岁，于返程中病逝于常州。这位东坡先生，一辈子犯小人，一辈子在不幸当中，一辈子在他们的折磨下为文求生。

在元·脱脱所著的《宋史·苏轼传》里，有这样一句话：“（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但为小人忌恶挤排，不使立于朝廷之上。”小人，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据《颍川语小》这部书考证，“君子小人之目，始于大禹誓师之词，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盖谓废仁哲，任奸佞也。”看来，远古洪荒时代的夏商周，还是物质贫乏，民智未开的原始社会，就有小人为祸。

凡有人类活动的场合，只要存在着竞争，攸关到每个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有人得到的同时，有人得不到，出现不平衡，就有争夺。得不到的人想得到，得到的人要保护自己胜利成果，而且还想得到更多，就有厮杀，于是必然要产生使用不正当手段来谋取一切的小人。

在这种谋取过程中，如果借助于权力，就叫做整。所谓“整人”，就是一个绝对强者，打一个不敢还手的绝对弱者。当时，朝廷就是权力，小人们利用包围住皇帝的机会，给这位文学史上的巨人，制造了一生麻烦，尤其以整人为业的文人型小人，对于大师才能的嫉妒，声名的仇视，影响之大的反感，往往是要加倍报复的。

宋·朋九万编的题名《乌台诗案》的书，是苏东坡第一次受挫的实录，也是一次文人型小人嘴脸集大成的汇编。

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这件在公元1079年（元丰二年）间发生一桩文字狱案，是由御史们发起的，故而称之为“乌台诗案”。中国的文字狱，通常是由皇帝发难，这一次比较独特，是由王安石所提拔安排的御史，出于成帮结伙的阴暗目的，把反对新政的苏轼，当作目标，进行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陷害，实际是王安石对政敌大清洗的一个部分。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整治他的文学劲敌方面，却是一个完全的小人。如果他不写诗，不为文，只是一位当朝宰相的话，他对苏轼不会表现出太多的兴趣。坏就坏在他是个文人，而文人要整文人的话，就混杂了一种可怕的嫉妒心理，那种燃烧起来的仇恨，连最起码的理智也不顾的。

当时；一些正直御史，都让王安石给逐出乌台，他用了一些与他臭味相投，品质卑劣的小人。其中有一个舒亶，本人也会写几首小令。凡在文学界没有多大才能，可又不甘寂寞的人，一是靠成帮结伙，闹出些气候；一是靠搞倒写得比他好的人，独自称王称霸。此人不仅是王安石的嫡系，还是个很有心机的小人，他一直注意在苏轼诗文的字里行间，搜集可以致其死命的把柄。于是，秉承王的意思。给皇帝打了份报告，那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他列数苏轼罪状：“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他的结论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这就是要皇帝对苏轼用极刑了，小人之心，其毒可知。

第二个跳出来给皇帝上书的李定，就更不是东西了。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为了继续做他的官，竟然隐瞒家中丧事，被人所不耻。但王安石却因为他能在皇帝面前说假话，吹嘘新政是如何的形势大好，而予以重用。武大郎玩夜猫子，这就是由于他们有一种性相近的共鸣，才容易一拍即合的。他继舒亶以后，给皇帝的报告里，更提出应该杀掉苏轼的四大罪状。“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一句俗话，倒在这里印证了。因为宋神宗对苏轼诗文印象不错，仁宗皇后对苏轼为人为政的评价更好，但经不起这帮小人的再三撺掇，而且舒亶整理了四大本子上纲上线的黑材料，于是，神宗画了圈，派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将苏轼押往开封，接受乌台御史的审判，罪名就是写诗。这也是古往今来发动文字狱的小人们的惯技。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一口，就只有等死了。

凡整人过度的积极分子，通常都伴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也是我们过去亲身经历的政治运动中，所深刻体会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非正常的竞争手段，获得从正常途径得不来的一切。因此，为达到比正常途径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深。于是，在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竞争愈剧，途径愈难，竞争愈恶，而竞争愈激烈，小人愈繁殖，这就是在宋神宗实行新政时期，所谓的王安石、曾布、吕惠卿等小人的变法“新党”，和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正人君子斗争的实质，一句话，就是权。要这个权干什么呢？说到底，就是发泄对于正直善良的仇恨，小人最怕光明正大，如果他们有办法，连太阳的光亮也想遮掩的。

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派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直的人，就要吃苦头了。

苏轼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过：“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这种焚稿的场面，对于以文为生的人来讲，当不是什么陌生的镜头。

好在这世界对苏轼来讲，还不至于太绝望，至少在他被捕的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躲得远远的，不敢沾边，还有人挺身站出来，并不避嫌的，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支持了。“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不但亲自送他上路，还照顾他的家属，给予妥帖安置。

《宋史·鲜于侁传》载，“元丰二年召对，命知扬州……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侁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侁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这位太守宁肯担风险，也要招待一下犯了错误，被押往京师而路过他治下的一位老朋友，这种古道心肠，就绝不是那些小人所能理解的了。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一向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便不怕再丢掉什么的了。落寞对苏轼来讲，是不存在的，他的一生，又是何时不曾坎坷，不曾跌跌撞撞的呢？更何况，幸好还有这些不肯划清界限，不怕担干系的友人，与他同在。要不然，他就一头栽进长江里去了，他打算自杀的，但想到身后在为他祝福的好人时，他决定活下去。

苏轼在《观棋》诗里，曾经写下四句话：“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以这样态度对待生活，也就是像苏轼所说的“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杜门默坐，喧寂一致”的境界了。能做到热闹和冷清都无所谓，也就置落寞于不顾了。后来，他获释出狱了，这位因诗被捕的大师，走出牢门的第一件事，还是做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从这首诗中，看不到他一点颓唐，仍旧那样自负，那么豪迈，挫折于大师，只不过是烈火炼金，使他愈益真纯成熟罢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得起挫折，甚至连落寞也受不了。我也发现，那些标榜甘于寂寞的人，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沮丧痛苦，难过万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的。

现在，再来看看那些整治苏轼的小人们，后来又如何呢？

舒亶，如果不是因为他整得苏轼死去活来，他，作为一个诗人的名字，早就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了。这倒合乎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的效果了。若是仅仅想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向大师发难，倒不失为一种“不朽”的捷径。

后来，宋哲宗罢新政，他比较早地就败落了。这种人，盛时，不可一世，败时，便水裆尿裤。咬人时，决不撒嘴，一旦被主人抛弃，马上耷拉尾巴，作丧家之犬状。他还不死心，还梦想夺回失去的王国，从他的一首《蝶恋花》词中看出来此人的落寞心境：“芙蓉落尽天涵天，日暮沧波起。背飞双燕贴云寒，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浮生只合尊前老，雪满长安道。故人早晚上高台，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可能写于“元祐更化”新党人物遭受打击贬斥时期，诗中不仅写了那种失意的凄凉，更写出了盼着重登政治舞台的强烈欲望。“故人早晚上高台”的希冀，表明了他还是梦想着王安石东山再起，好接着做他的整人之梦。所以，屡遭失败的苏轼，根本不怕落寞，“浓妆淡抹都相宜”。而尝过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人，尤其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小人，更是留恋那逝去的光辉岁月，只好端着酒杯，倚着东楼栏杆，惆怅地眺望长安道上的雪，但那已是别人的风景了，能不让这位告密专家黯然神伤嘛！被抛弃的小人，比作长门之怨的弃妇，还要痛不欲生啊！

王安石罢相后，简直像得了神经病，全不是他了。在金陵赋闲时的一首《桂枝春》，更可了解他失落的心态。“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正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在他笔下，也是充满了百无聊赖的萧瑟悲怆情绪。王安石当初就是在金陵这个地方发迹的，当时，求才若渴的宋神宗一天几个命令，让他到开封去任相国。现在，过气政客，失意明星，落魄文人，和不修边幅的老资格，再度回到金陵，整个是斗败了的鹌鹑打败了的鸡，他身上已经找不到一丝奋发，更没有苏轼那种愈败愈斗的豪情。他写出的“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就完全是他自己的真痛苦了。

被他整得一败涂地的苏东坡，倒有机会在金陵与这位不可一世的王安石，有一面之缘。“东坡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由这样一个小场面，便活画出东坡的率真和王安石的矫情，也写出东坡之屡败和王安石所以能得意一时的原因了。

王安石最后的失败，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朝廷的，老实说，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好心地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交待，“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为他人所知”。

王安石

他如此小心谨慎，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这个可以说是更坏的小人，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王下台以后，过度失落造成心理的极不平衡，而歇斯底里起来，时常“喃喃自语，有若狂人”，还用手指对空书写“福建子”三字，一写就是半天。他为什么写这三个字呢？因为把他整苦了的吕惠卿，是福建人的缘故。据说：王安石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但他确切记得当时，是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第二天，他在恍惚和惊吓中而死去了。

王安石雕像

从此，他就固定在这个无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他伤害了几乎一代好人，也就只有让后人永远保持对他的歧义了。而苏东坡呢？凡他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景仰，留下最美好的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而整人的那些小人，固然猖狂一时，但结果却换来万世骂名。历史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公平上了，否则，小人岂不更得志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