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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非正常死亡的一对叔侄，均出身于南北朝顶尖贵族家庭之中。

灵运

谢氏原为中朝衣冠，祖籍河南陈郡阳夏，南渡后，经晋、宋、齐、梁数朝的繁衍生息，以深厚的中原底蕴，悠久的华族背景，在秀山丽水的钟灵毓秀下，在景色风光的陶冶熏染中，成为才士迭出，秀俊相接，文章华韵，名士风流的大家族。刘禹锡的绝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南北朝两大豪门终结的一阕挽歌，但六朝古都的昨日辉煌，仍会从这首绝句中勾起许多想象。

在陈郡阳夏谢氏族谱上，谢灵运与谢朓，虽为叔侄，在诗歌的革命运动中，他俩更像是联袂而战的亲兄弟。倘无他俩犁庭扫穴的努力，筚路蓝缕，开创山水诗的新局面，中国诗歌在魏晋玄言诗的桎梏中，不知还要束手束脚多少年。谢氏门庭中走出来的这两位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朓的诗风，更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两谢死后，后继乏人，谢氏门庭也就结束了麈尾玄谈、雅道相继的文化传统。此后，石头城里，蒋山脚下，剩下的只有朱雀桥畔的绮丽往事，乌衣巷口的凄美回忆。

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战乱特别频仍的年代，南朝杀过去、北朝杀过来不算，自己在内部还杀个没完没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凡一个社会，人们的生命处于危殆和恐怖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么文化大师，思想巨人的。幸好，刘宋元嘉之治，在江东，有了一段相对平稳的年月。于是，谢灵运掀开文学史的新的一页。

魏晋时期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常酩酊醉，做颓废状，讲求清高，崇尚无为，终日空谈，语必黄老。反映在文学上，便是钟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的玄言诗。而谢灵运始兴的山水诗，则是对这种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

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异议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却从来不用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的办法来突出自己。他是凭自己的实力，凭自己的才华，凭自己灵感和想象，凭自己的辞章和文字，凭自己大量作品，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才蔚然成风，披靡诗坛的。

他曾经很夸张地鼓吹过，天下文章的才华，一共只有一石，曹植占去八斗，他自己得一斗，余下的一斗，便是古今文人共分了。曹植独得十分之八，谢客这样说，大有溢美之嫌；但他自认能得十分之一，倒也不是故作谦逊。他很狂，狂得让人讨厌，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他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他的诗，他的文，他的画，称量起来，一斗之才，也还符合事实。

虽然在文学史上，并称“陶谢”，领一代**。但陶潜生前是不怎么出名的，死后经昭明太子的鼓吹，才渐渐红起来。而谢灵运活着的时候，就是举足轻重的诗坛领袖，是个非常有知名度的文人。某种程度上说，他在当时诗歌领域里，是位很前卫的先锋派，开山水诗的先声者。

“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在中国文学史上，他的成就不但具有改革一代诗风的始创意义，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相当高度。谢灵运的诗，曾被《诗品》誉之：“为元嘉之雄。”晚至明代的陆时雍，在他的《诗镜总论》里还说：“熟读灵运诗，能令五衷一洗。”可见评价之高。

正因为这点才，谢敢十分的狂，和现在有些人，没有什么才，只不过一点小聪明，因缘时会，写出一点小东西，便眼睛长到头顶上去；其实，不过是可怜的傻狂，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凡有点真才华的文人，都少不了程度不同的狂，但谢客的狂，狂得太厉害，狂得太过分，狂得太大发。狂得陷在了悖谬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付出砍头的代价。

宋文帝

宋文帝刘义隆早就想干掉这个狂人，苦于找不到口实。正好，有人检举在广州的他，要起兵谋反，于是，下令弃市。

临刑那一天，他还来劲，提出一个绝对属于诗人意气的要求，希望将其胡须剪下来，施舍给南海祗洹寺，作为塑维摩诘罗汉像时用。这位出身王谢世家的大诗人，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而谢家子弟，无不风流蕴藉，令姿秀群，谢客尤富阳刚之美，那部于思于思的大胡子，倍增丰采，令人心仪。

一直到唐代，他的胡子还在罗汉塑像上完好保存。唐中宗的安乐公主，是个霸道而且**的女人，“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余，遂绝。”（章绚《刘宾客嘉话录》）

谢在剪须的同时，还写下一首绝命诗：“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诗中所说的“斯痛久已忍”，绝对是这位贵公子的个人看法。其实，他很不能忍，而且根本不懂得忍。要懂，也就不那么狂了。他的一生，寻衅，闹事，犯狂，裹乱，始终不肯安分，不停折腾，最后，把未想深究他，但也不想跟他玩的宋文帝刘义隆惹火了，只好脑袋搬家。

谢灵运之死，算不上文字狱，因不是由文字获罪。他是太热衷政治，热昏了头，卷入刘宋王朝的最高层的权力之争中，最后随着废为庶人的皇兄刘义真，一块成为输家。在帝王眼里，一个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诗人，算个屁！将他逐出建康，谪放广州，在那里，还狂，地方当局随意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就地正法。

诗人的傲骨再硬，也是敌不过统治者的钢刀。诗写毕，赴法场，刀起处，人头落，只好用一腔鲜血来写自己的挽歌了。这一年，为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仅49岁。他要多活几年，其成就一定大大超过才高八斗的曹植。

诗人，是文人中的特殊一族，我认识的一些写诗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可爱也可嫌的毛病，说不出在什么地方，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所以，诗人之死（当然不是全部），也往往有别于常人。好像诗人死得和大家差不多的话，就俗了。倘不将其死，死出新鲜花样，对不起广大观众和读者似的。

晋人南渡，讲究门阀等级制度的社会未变，谢灵运成年后，袭其祖职，“封康乐公，食邑三千户”，由于这样一个优裕的贵族世家的环境，又有这样一个渊源有自的家族文化背景，养成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傲慢，称得上是个自由不羁、放任奢豪、为所欲为、无所顾忌的名士派。尤其他跟皇子刘义真的关系匪浅，算得上是铁哥儿们，这样他就成了隐则自诩为山中宰相，出则进入宫掖为太子宾客；在家田连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为，放任行事的特权人物。比起不得不向人家讨酒喝的陶渊明，他狂的资本可是多得多了。

史书称他“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均见《宋书·本传》）。“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数人，民间谣曰：‘四人携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书，五行志》）尤其“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这样的奢靡浮华，享乐腐化，行为不检，扰民生事，谢大诗人的狂也不免太过分了。

狂狷，也是文人性格的一种，但无节制，便会膨胀，他当然不满足于这种仅仅是阔绰的生活现状，因为他“文章之美，与颜延之为江左第一，纵横俊发，过于延之”，这些名气，声望，成就，加上自负，那根诗人的神经，就开始发热起来，渐渐不安于位，总是讨价还价，“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一门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其实，诗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做诗，一旦想得诗以外的东西，常常会出问题。

于是，他插手刘宋政权的最高层的接班矛盾，《资治通鉴·宋纪二》载：“南豫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警悟爱文义，而性轻易，与太子左率卫谢灵运，员外常侍颜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尝云：‘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能够得到皇储如此明确的许诺，可见他在宫廷斗争中卷入之深。

凡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的人，总是先对自己的估量错了。诗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认为他不仅现在能左右局面，而且将来能决定局面，不是现在伸手就能得到东西，而是将来不用伸手也能得到东西。他不但做现货，还做期货，因为他把宝押在庐陵王这位好朋友身上。

谢灵运热衷于仕途，可又不精通官场运作；喜欢搞政治，可又不谙朝中形势；习惯于人家来巴结他，可又不懂得强者第一的森林法则，因此，一个过于天真，甚至幼稚的诗人，哪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呢？“大臣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灵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兴太守。”

将他逐出建康，外放加之黜降，未足以使谢灵运清醒。紧接着，刘义真为诗人朋友说好话的结果，连这位候补皇太子也弄到京城之外当散王了。如此严重的事态，谢灵运照样在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他还发明出一种登山用的旅游屐，一头高一头低，上下山时颠倒穿用，十分方便，可见他并不把刘义真，其实是他的靠山，在宫廷中的地位下降，当回事。太狂的人，往往失去正常人应有的感觉。

一直到大臣们设法把刘义真干掉，拥立了刘义真的弟弟刘义隆为帝。宫廷政变的斑斑血迹，这才使谢灵运意识到情况不妙，可他除在一些诗中用借喻的手法，流露出伤感情绪，并无任何收敛自己的措施；而且他马上看到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因为上台后的刘义隆来到建康后，并没有惩罚他以前与刘义真交往的那一段劣迹，不但不顾旧恶，甚至征他为秘书监，并“赏遇甚厚”。使他神魂颠倒，不但狂放如故，甚至益发地二百五起来，认为连帝王也不敢拿他怎样。

其实，刘义隆眼里的谢灵运，比喻得动听一点，墙上挂的一幅字画，蛋糕上嵌的一颗红樱桃，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而已。所有封建统治者都是这样看待文化人的，装点门面，可以；附庸风雅，可以；真派用场，真当骨干嫡系自己人，是不可以的。

《宋书·本传》载：谢灵运“既自以名辈才分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既至，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宴谈赏而已”。赏花吟月，敬酒行令，奉旨赋诗，歌功颂德，谢先生的任务，不过是摆摆样子，表明皇帝如何的偃武修文，如何的尊儒重士，如何的太平气象外，陪着喝喝茶，聊聊天，开开心，解解闷，使得龙颜大悦，也就该打道回府。

谢灵运不明白这个道理，所谓御用文人，和给皇帝搓背捏脚、按摩挠痒的小太监们，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过是要让皇帝舒服罢了。但是，“王昙首、王华、殷景仁，名位素出灵运下，并见任遇，灵运意甚不平，多称疾不朝直；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

谢灵运以为闹闹情绪，甩甩架子，给皇帝一点颜色看看，会对他另眼相待。这就是诗人在自讨没趣了，皇帝会在乎他一个诗人的去留吗，就算所有的文人，都患了禽流感，死光了，刘义隆不照样当他的皇帝？于是，一纸公文，将谢灵运解职回家，给了他一点面子，算是他请了病假。

谢灵运诗轴

回到会稽的诗人，神经依旧，略无收敛之意，“游饮自若”，一人出行，二百随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吓得地方当局以为来了什么叛军，要加以防范，足以说明诗人张狂到何等程度。结果“为有司所纠”，“坐免官”。后来，又被他的反对派狠狠奏了一本，诬告他“买兵器，结健儿”，要谋反，皇帝恼火了，“诏于广州弃市”。

司马光说：“灵运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祸。”诗人正值创作旺期，把脑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腾，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树敌，就写他的山水诗，当他的大诗人，也许不至于弄到杀头的地步。但他太狂了，狂得不可收拾，便只好把脑袋放到断头台上。诗人要狂，无狂也就无诗；只有狂，才能促使灵感的爆发，诗兴的升华，铸字炼句的沸腾，但切不可太狂。所以，凡为诗人者，小狂风雅，大狂送命，这笔账还是真要好好算一算，看怎样更划得来？

历史，有时会出现反复，有时会走回头路，相隔六十六年以后，谢朓又重演了谢灵运的一幕。大小谢之死，虽然戏码一样，剧情却有所差别。谢灵运主动往枪口上碰，咎由自取；谢朓尽量躲着枪口，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算是在劫难逃。

谢灵运与谢朓，为什么殊途同归，走上同一条路呢？

第一，刘宋诸王子，萧齐诸王子，都是斯文风流的皇室贵胄，而大谢和小谢，都是真正的诗人，领袖文坛，誉满江左。一方面，这两位大腕，殷勤巴结权力阶层，求得进身之阶；一方面，这班王孙们，儒雅自命，与知识分子结交，也可体现斯文风度，士人品位，这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因此，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谢朓楼

第二，两谢都是真正的贵族，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而那班王子们，当下身世显赫，可上一代的卑微出身，也希望与这样顶尖的贵族后裔交游，改变门风。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观念甚重，高门寒族，泾渭分明，等级森严，不通音问。依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同坐在一张凳子上。这也是王子王孙们乐意与大谢小谢结交来往的原因。

以谢朓为例，其父在前朝，娶了宋文帝的长城公主，他自己娶了本朝开国元勋王敬则的千金，其子也差点成为下一朝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北朝那边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马的，一朝坐稳江山，都来不及地要跟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联姻，希望通过**的努力，获得贵族身份的认证。

庐陵王刘义真与“江左第一”的山水诗人，“情好款密”（《资治通鉴》），与贵族子弟“周旋异常，昵狎过甚”（《南史》），也有借谢灵运为之自炫的因素，和弥补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势。而谢灵运，更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把宝就押在这位年轻王子身上，成为这位候补帝王在享乐、消费，优游、贵尊生活的精神教父。因此如鱼得水般快乐的他，许下了愿，一旦登基，答应诗人必是他的宰相。

但是，那些政权中的实力派、强硬派，早就密奏执政当局，于是，一道敕令，谢灵运灰头土脸地离开都城，到永嘉上任，当一方刺史去了，这是永初三年（422年）夏天的事。六十年后，永明十一年（493年）秋天，谢朓因与随王萧子隆关系莫逆，为长史王秀之所嫉，找茬儿将他由荆州遣返京都，竟是一点也不走样地重蹈其叔覆辙。马克思说过，历史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但实际上，连上帝也嫉妒特别有才华的人，更何况这世界上有着数不胜数的小人之辈，结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谢朓比谢灵运更受王室抬爱，先是豫章王萧嶷的参军，后在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为吏，还与竞陵王萧子良谈诗论文，过从甚密，是号称“竟陵八友”的文学沙龙中的特约嘉宾。沈约评价他：“二百年内无此诗也”，可以想见他被这些王子们的倚重程度；甚至，萧子隆带着他一起赴任，该是何等宠信。“子隆在荆州，好辞赋，朓尤被赏，不舍日夜”（《南史》），邀他为自己的秘书长，参与政府事务。那位长史王秀之，一个绝对的嫉贤妒能之人，怎能容得下谢玄晖呢？

小人的舌头，永远是有才华的人，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进谗言，说坏话，造舆论，放空气，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谢朓还算聪明，比谢灵运要强出许多，了解自己再待下去，必讨更大的没趣。他很识相，离开荆州。写了一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告别诗，以表心情。最后四句：“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鹰隼、严霜、罻罗者，就是对小人谗害贤良的形象化描写。

这说明小谢比大谢，清醒，有头脑，从这首归途中写的感遇诗看，虽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处境的险恶。谢灵运则不然，没有杀头之前，他尽管不得意，不开心，但想不到别人在算计他。所以，他从不收敛，继续保持着他的狂。甚至刘义真在宫廷政变中死于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谢灵运满肚子不快，到永嘉去当太守，上任后吊儿郎当，游山玩水，对谁也不买账。最后，被免职，被发配，在广州，被小人诬告兵变，诏下，弃市。

谢朓与之相反，能够逃脱罻罗者所结的小人之网，额手称庆。齐明帝建武二年（495年），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对一个山水诗人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么？这年他32岁，来到美不胜收的风光佳境，又是意气风发的锦绣年华。那得到解脱的形体，那摆脱羁绊的心灵，有如鸟飞森林，鱼游大海的自由舒展。

但是，小人如蛆，这是旧时中国文人永远的噩梦，无论你走到哪里，危机总是像阴影笼罩着你。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求售心态，鱼跃龙门的腾达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动情绪，不肯安生的难耐冷落，诗人有一点不安于位了。

谢朓从宣城太守转往徐州任行事，离政治漩涡较远，安全系数也就较高，内心应当是窃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来，离权力中心较远，功利系数自然也就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失落。中国旧时文人，最后从命运途程中的悬崖摔下去，都是从这最初的一点点不平衡开始的。

永泰元年（498年），南齐政坛发生了一些变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则，开国元勋，谢朓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了。尤其，“明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王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南齐书》）

谢朓在密室中会见了小舅子派来的特使，心惊肉跳，差点休克过去。诗人的脑子转得快，马上盘算：第一，他个人写诗可以，并不具备造反的胆量，不可为。第二，老头子造反，纯系意气用事，不可信。第三，保持沉默，没有态度，既得罪老头子和小舅子，也瞒不住当局，是不可以的。

将岳父推上断头台，谢朓有其一贯胆小怯懦，畏罪惧祸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诗人存有相当程度的投机侥幸，冀获重赏的心理。他从荆州脱身出来，那时他手里没有什么本钱，现在，押着五花大绑的徐嶽，亲赴南京大义灭亲，将王敬则出卖，那可是一大笔政治资本。

文人，染指权力的欲望，不亚于别行别业。我就亲眼目睹，一些同行们为免去的衔头而失魂落魄，有如宝玉丢玉；为获得的职务而欣喜若狂，有如范进中举。求权之热烈，甚于作文之认真者，大有人在。虽然一个个嘴上挂着清高，脸上挂着不屑，但是进了名利场，君不见一个个，排排坐，吃果果，那开胃通气、消食化痰的快活，权力的**，大概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

尽管谢朓的诗写得非常之棒，但他的出首行径却是卑鄙透顶，不但为当时人所不齿，后来人也觉得这位诗人，为文和为人，背道而驰到如此程度，不可理解。据《南史》载：“初，朓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朓妻，常怀刀欲报朓，朓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郎，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

《资治通鉴》载：“上赏谢朓之功，迁尚书吏部郎，朓上表三让，上不许。”揭发岳丈，卖父求荣，捞一个官做，人皆以为耻，他良心也不得安生。所以，他也承认：“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南史》）

毛泽东曾经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谢朓肯定算过细账，将这位狗屠出身的岳丈出卖，没准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所以，他老婆要杀他，不仅仅为报父仇，而是觉得这种人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吧？连诗人自己也不得不说：“天道其不可昧乎？”也知道快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了。

但是，没等王敬则女儿动手，谢朓又一次卷进宫廷政变之中，故技重演，又因为“告密”，到底把自己的脑袋，乖乖地送到刽子手的刀下。所以说，上帝不但能在有才华的人周围，还能在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安排下你的敌人，掘好坟墓，等着你往里跳。

《资治通鉴》对此事的始末由来，交代得比较明晰：“东昏帝失德浸彰，江斆议废帝，立江夏王萧宝玄，刘喧尝为宝玄行事，忌宝玄，不同斆议，更欲立建安王萧宝寅，祏密谋于始安王萧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其立遥光。”

“祏、祀密谓吏部郎谢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暄密致意于朓，欲引以为党，朓不答。顷之，遥光以朓兼知卫尉事，朓惧，即以祏谋告太子右卫军左兴盛，兴盛不敢发。朓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讽、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暄阳惊，驰告遥光及祏，朓常轻祏，祏固请除之。遥光乃收朓付廷尉，朓遂死狱中。”

胡三省评注《资治通鉴》，至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朓以告王敬则超擢而死遥光之手，行险以侥幸，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个为自己着想得太多的人，一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而只有他聪明绝顶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着别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胡三省墓

当文人遭遇皇帝，一般来说，幸者绝少，不幸者绝多。但如大谢和小谢这样，不是遭遇，而是招惹，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