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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陆游有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董卓

诗中的这个中郎，就是董卓不杀王允杀的蔡邕。元代剧作家高则诚的《琵琶记》中，凄苦哀绝的赵五娘，所寻找的那个丈夫，也是这个中郎。其实，历史上的蔡邕，并无重婚的事实，说他背妻再娶，是天大的冤枉。而且，他是董卓拿着大刀片子，押着这位大师级的文人为他做事的。那时候，满朝文武，谁敢不买董太师的账？次师级的文人王允，也是其中之一，相当卖力，表现突出的。“董卓迁都关中，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又集汉朝旧事所当施用者，一皆奏之。经籍具存，允有力焉。时董卓留洛阳，朝政大小，悉委之于允。”

可是，他用连环计将董卓推翻以后，接着，就把这个蔡邕杀了。

杀蔡中郎的罪名，颇费王司徒的思量，若是以他为董卓做事，有点说不过去，那时，在董卓的**威下，谁都俯首听命过，包括王允，也曾对董太师点头哈腰，鞠躬作揖，溜须吹捧，马前鞍后过的。可王允非要干掉蔡邕不可，否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小脸憋得碧绿，就是想不出办法。正好，在这除掉元凶极恶，人人拍手称快之际，这个学问家未免犯傻得厉害，本着一份古道心肠，跑去刑场，为彼时完全可以把他杀掉，却偏偏不曾杀他的董卓，掉了几滴知遇之泪。于是，王允逮住他的这个把柄，要了他的命。

世界上有好多很难解释的悖谬，董卓是个武人，杀人是他的拿手好戏，可不曾动蔡邕一根汗毛。王允是个文人，而且应该是个很儒雅，很风流的文人，从他身边有一位纤手抚琴，翩翩起舞，宛转吟唱，挑灯伴读的干女儿貂蝉，便可知道。这位斯文的王司徒，怕是连一只鸡也杀不了的。然而，恨得牙痒的他，非要把蔡邕宰掉不可。

王允

这简直是很莫名其妙的。

后来，我明白了，蔡中郎的倒霉到送命，根子就在经过汉桓帝，汉灵帝的两次党锢之祸，汉末的知识分子，像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都削剪得所剩无几了。于是，蔡邕成了亮度最强的灯泡，别的文人，都是小瓦数的灯泡，在他的强光前，不由得黯然失色。而嫉妒，是人类的致命伤，尤其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九，这种人性的弱点，又表现得特别强烈。

这些年来，我们大家都亲眼目睹过来，那些依靠权力使文章增值的作家；那些用钞票将自己堆成巨匠的作家；那些过去曾经发达，如今业已过气的作家；那些压根狗屁不是，自我感觉好得异常的作家；那些诲**诲盗，赖裤裆里那玩意讨生活的作家；那些述而不作，耍嘴皮吃白相饭的作家……所有以上这些在创作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徒有虚名，其实大粪的作家，其共同点，就是妒火中烧，醋性大发。对于同行，尤其比他强的同行，必视为仇雠，必不共戴天，必想尽办法灭了，才罢休的。

王允要将蔡中郎置之死地，不管谁来为之说项，算了吧，放了这个书呆子吧！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NO！

按说，王允和蔡邕，有着较多的共同经历，都为反过宦官干政而战斗过，都因为斗不倒阉竖而饱受陷害过，都被迫逃亡在江湖间流浪过，都有一颗爱国爱民的拳拳之心，应该能找到一些共同语言。可是，一，两人性格上的差异：王允，较偏执，认死理，心胸狭隘；蔡邕，较豁达，不拘泥，思路开阔。二，王允，只有小圈子的来往，颇冷清；蔡邕则有过往密切的文人朋友，如桥玄，马日，王朗，卢植，曹操，很热闹。三，王允，“刚棱疾恶”，大概活得比较累；蔡邕，会“大叫欢喜，若对数十人”，这种多血质的性格，估计活得要比较轻松些……

但是，只要小灯泡开动对于大灯泡的那根嫉妒神经，王允就顾不得当年的交情了。

加之这个蔡邕，“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简直于学无所不逮的文化巨匠，是东汉时期一位全天候，拥有居高临下和绝对优势的大师。要知道，中国人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里，比较缺乏竞争精神，比较信奉平庸哲学，比较习惯你比我好不到哪块去，我也比你差不到哪里去的生存状态。这样，大家才能彼此彼此，相安无事。

而要维系这种均衡，谁也不能突出，不能越位，不能出列，不能各色，谁要比别人多干，多想，多得，多拥有，那就甭打算有好日子过。这就是一个平庸社会里敬奉的沙丁鱼罐头生存法则。在这个罐头里，不可能有大师，不允许出大师，然而，蔡中郎比大师还要大师一些，不拿他开刀问斩，还有谁？

董卓王允，一为武将，一为文臣，一为丘八，一为书生。按道理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蔡伯喈有一百个理由应当死在董卓手里，董也有过要杀蔡的意思。“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开始，蔡邕拒绝了，董卓威胁他：蔡先生，你要不来当我的官，“我力能族人”。什么叫“族”，就是满门抄斩，会杀得先生全家鸡犬不留的。他一下腿软了，雇了一辆牛车，慌不迭地从杞县赶往洛阳报到。牛屁股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总算没误期限，到太师府报到。

蔡邕

“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中郎没想到，战兢兢地来了，居然，放手使用，颇受重视。这个杀人如毛的军阀，有时，还把蔡邕的话当话。“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对这位大师，表示出一个大老粗干部，对于知识的莫大尊敬和言听计从。

这倒显出粗人的可爱了。老实讲，外行领导内行，固然弊端多多，但似懂非懂而装懂，略知皮毛硬充行家里手，门窍不通却非常敢想敢干，甚至敢于蛮干的半瓶醋的顶头上司，那好像麻烦更多。董卓，大老粗，知道自己知识不起来，但不装知识分子，既不到中关村买张假文凭，也不到外国什么野鸡大学混个假学位，更不捣腾一些洋垃圾到国内来装新左派，而是找一个现成的大知识分子，来装点他的门面。

屠夫董卓，作恶多端，罪该万死，在肚脐上插一支蜡烛，点天灯，是他应得的下场。但是，作为对蔡邕破格相待的上司，没有知识分子的忸怩拿捏，酸文假醋，尽显老粗本色，确是倾心相待，我想，蔡邕作为知遇之人，为这个坏蛋的结局，说几句纯系个人感念之语，也不至于要杀头弃市。他本可以不说，他要是聪明人的话，他要是了解王允那种寡妇心态的话，咽下这些话也不致憋死。但他，就是那个真性情，不设防的蔡邕，还是把不说也可的话，说了出来。没想到，“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

好！这下子被抓住了话把。“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日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积怨多年，妒仇嫉恨，终于等到了这样一个得以报复的机会。在狱中，可怜的大师只要求给他留条命，“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跑去对王允讲：“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奈失人望乎？”

这就更触动了王司徒那文人的嫉妒情结，你们越看重这位大师，我就偏要让他大师不成。古往今来的文字狱，杀文人者，必为帝王，这一点是对的；但操刀者，则常是文人同行，这一点也是不错的。他振振有词，“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受其讪议。”（以上均引自《后汉书》）

于是，我想起纪晓岚在《阅微革堂笔记·姑妄听之一》里的那则故事。

“季沧洲言：有狐居某氏书楼中数十年矣，为整理卷轴，驱除虫鼠，善藏弆者不及也。能与人语，而终不见其形。宾客宴集，或虚置一席，亦出相酬酢，词气恬雅，而谈言微中，往往倾其座人。

一日，酒纠宣觞政，约各言所畏，无理者罚，非所独畏者亦罚。有云畏讲学者，有云畏名士者，有云畏富人者，有去畏贵官者，有云畏善谀者，有云畏过谦者，有云畏礼法周密者，有云畏缄默慎重、欲言不言者……

最后问狐，则曰：‘吾畏狐。’众哗笑曰：‘人畏狐可也，君为同类，何所畏？’狐哂曰：‘天下惟同类可畏也。夫瓯、越之人，与奚、霫不争地；江海之人，与车马不争路。类不同也。凡争产者，必同父之子；凡争宠者，必同夫之妻；凡争权者，必同官职之士；凡争利者，必同市之贾。势近则相碍，相碍则相轧耳。且射雉者媒以雉，不媒以鸡鹜；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凡反间内应，亦必以同类，非其同类，不能投其好而入，伺其隙而抵也。由是以思，狐安得不畏狐乎？’”

这就明白蔡中郎的命运，为什么董卓不杀王允杀了。

狐尚畏狐，文人怎能不被同行背后插进的一刀，而呜呼哀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