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煤矿生涯
不觉间，离开心爱的煤矿已是十五六年了。
岁月，能洗去生活中的许多印记，却无法洗去我在煤矿的这一段人生。它像一缸深埋在我心头的很醇很醇的酒，时日愈久，感情愈浓烈……
我在矿里娶妻育子，我在矿里圆着人生的甜梦……
为夫
1968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煤矿，已经24岁。
24岁，是一个成熟的小伙子。成熟的小伙子，需要爱情。我渴望着爱情。
也真巧，分配给我的宿舍隔壁，是女宿舍，对面，则是矿上的临时电话总机房。我整天生活在姑娘们嘻嘻哈哈的笑声里，挺**人的。心里生出一种说不清楚的滋味。慌乱而又甜蜜，拘谨而又惬意……
晚上，躺在**，好久难以入睡。人，不能长大。一长大，一成熟，烦恼就多了。
然而，我在生活中很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住在那里两个月了，我没有到总机室去过，更没进过隔壁的女宿舍。每次从女宿舍门经过，我都低着头放快脚步。
有一天，我从女宿舍门口过身。突然，里面有人喊我。我转头一看，是锻工班的胡师傅。这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憨厚、老实，肯帮助人。他是我复员回煤矿后，玩得很好的一个朋友。
“有事吗？”
我立在门边，拘谨地问道。
他在里面微微笑着，向我招手。这间房子里，放着三个铺，空下的那片地方，摆了三个木箱子。房子里没有凳子，无论什么高贵的客人来了，都只能坐到床沿上。这时，胡师傅就坐在那张靠窗台边的**。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小个子姑娘，听说是一个开空气压缩机的司机。她是这间房子的主人之一。此刻，她正埋头在做针线活。胡师傅喊我时，她头也没有抬。
“进来呀！”
胡师傅见我仍然站在门口没有动，又催我一声。
我迟疑了一下，移步走了过去。
我刚刚走进房去，胡师傅像突然记起什么事似的，站起身来，说：“我去打瓶开水去，马上就来。”
这时，我才发现他手里提着一个暖水瓶。他就住在这女宿舍对面那间房子里。他大概是经常到这间房子里来坐坐的，在这里出出进进很随便。
胡师傅出门走了，对面的姑娘，仍然在埋头做针线活。一时间，我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没容我多想，门外突然闯进来两个姑娘。这大概是那位空气压缩机司机的女伴。一见屋里的情景，“轰”的一下大笑着，闹麻雀般地跑出门去了……
我呆了，不知所措地望着那两个疑神疑鬼的姑娘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
房子里的这位姑娘，也呆了。她望了我一眼，马上把头低下了。
她的脸红了。
我的脸呢？不知道。
去打开水的胡师傅，还没有回来。我站在那间房子里，窘得不行，只好走出门去了。从进门到出门，我们没说过一句话。
我走出门去时，听到斜对门的总机室里，当班的一个女话务员，利用她工作的方便，不知向哪一位女伴在挂电话。
“嘻嘻……告诉你一个最新最新的新闻，新到一分钟以前发生的新闻，你最好的朋友，有喜糖吃了……”
我们相好着。
转眼，近一年时间过去了。1969年的春节来临了。
这时，我在矿政工组工作。春节的时候，矿政工部门的同志，组织一些人去向军属拜年。作为一个复员军人，我对军属是有一种特殊感情的。我也加入这支拜年的队伍。走时，匆匆忙忙，忘了关掉正搁在床底烤着一双湿布鞋的电炉。当我到全矿井十几家军属家里拜完年回来，这只电炉子已闯祸了，把我的被帐、棉衣等烧了一个精光。
当我推开门时，只见满房子烟，我知道不好了。一时，我发傻气了，气呼呼地把本来还没有全部燃完的被子，抱着往坪地里一丢。火借风势，呼啦一下，就全部烧光了。当时，我真不知道是生自己的气，还是生旁人的气。
怎么办呢？眼下正是严冬，没有被子、棉衣，怎么过呢？从部队复员回来时，发给我三百来元复员费，为待嫁的妹妹买了一台缝纫机，置办了铺盖及其他一些嫁妆，已经全部用光。我到矿里来上班时，伙食费还是借支的。矿里当时虽然成立了革委会，仍然不很安定，尚在动乱之中，工会组织瘫痪了，不可能给我救济。我望着那堆已化为灰烬的被帐等物，一时我整个脑袋都木了。
这时，有人给我开玩笑地说：“你不正恋爱吗？快结婚吧！结了婚，两个人就只要一套铺盖了。”
纯粹是开玩笑的一句话，我却认真地采纳了。真的跑到她的宿舍里（这时，我已经不住在她隔壁的宿舍里了），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
“你倒会想主意。”她笑了。
不久，我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置办任何家具、被帐。我们两人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买。婚礼上，我穿的是一件旧军衣。新房里，除了在公家领了一张没有油漆的简易双人床外，就只有我回矿时买的那张三屉书桌和那把嫩竹篾椅子。那把椅子上，还搁着一些当时无处可放的东西。客人们来，统统只能站着……
为父
1971年元月，我走完从孩子到父亲的这段人生旅程，由爸爸的孩子，升为孩子的爸爸了。
孩子的出生，给我们这对年轻的父母，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烦恼。当时，我和我爱人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才70多元钱。她的生母（与她父亲离婚后独居在农村）她要负担，我的家里更要负担。如今，又多了一张嘴啊！
也许是缺乏经验吧，孩子出生才几天，我爱人就患了乳腺炎。**红肿得很大很大，打了不少的这个“素”那个“素”，不见好转。先是一只**，后来两只**都肿了。母亲受痛，孩子又没有奶吃，可把我折腾苦了。
没有办法，孩子尚未满月，母子俩就一起住进了涟源县人民医院。医院把她的两只**都切开来排脓。我陪住在医院。一则照顾这位年轻的母亲，二则照顾这个来到人世不足一周就遭磨难的可怜孩子。
医院里的病床很窄，三个人挤在一张小**，我几乎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没有睡过觉。没有奶吃的孩子，夜里饿得哭。我们经济又拮据，无钱买牛奶或奶粉。每当这时候，我只好马上爬起来，顾不上穿衣服，就端着一个小铝锅，去给孩子煮米糕。医院住院部那一层楼，只有一间房子里生了一盆煤火。这火晚上就封上了。我偷偷地在那封了的火炉上，戳出一个小火孔来，把小铝锅放在火孔上用小勺子在锅里不住地搅拌着。
这正是一月，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窗外北风呼啸着。我穿着内衣**，蹲在这盆火前为孩子煮米糕，冻得全身不住地颤抖。再冷再冻，我都默默地忍受着。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米糕煮熟以后，我就扯起双腿往病房里奔跑。这一则是自己冻得受不住了，二则是孩子饿得在不住地哭叫着，必须快一点把煮熟的米糕送到她的嘴里！
回到**，我就把孩子抱到怀里。孩子还在“哇哇”地哭叫着。我想用小勺子挑起米糕往她的小嘴里送。刚煮的米糕，却又很烫。我只好将米糕先放到自己嘴里打一转，拌上自己的一些口水，一起送到孩子的嘴里。所以后来，我常常对孩子说：“别人都是吃妈妈的奶长大的，你可是吃爸爸的口水长大的啊！”
人生，是多么艰难啊！
半个月后，**上的伤口尚未痊愈，我爱人就出院了。回到矿里后，再到矿里的医院继续打针、服药、敷伤口……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我接到邵阳地区革委会文化局的通知，为了纪念建党50周年，地区准备编印一本文艺作品集子，决定抽我去做这本纪念集的编辑工作。爱人病在**，孩子需要照顾，我怎么离得开呢？我为难了。
爱人看了看那个通知，一时没有说话。沉默了好一阵，才说：
“你去吧。”
“不，不……”
这样的时候，我能忍心离开吗？
“我的奶子好得差不多了，你去吧。你不是想写东西吗？到那里去，也许能写个什么东西出来呢！”
“那，以后谁陪你到医院打针呢？”
“不要谁陪，我自己能去。”
“孩子呢？”
“我抱去呀！”
我哪里放得下心呢？我来到矿医院，找到了一位熟识的护士，请她每天为我爱人打针。她爽快地答应了。
我终于走了，带着对孩子的牵挂，也带着对孩子妈妈的牵挂……
为文
1981年第一期《芙蓉》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山道弯弯》。很快，报纸评、电台广播、刊物转载，全国几十家省级、市级、县级剧团，将它编为多种地方戏曲，上海、甘肃电视台，将其录制成电视剧，上十家电影制片厂约我将其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上千封读者来信从全国各个省市飞到我的面前……
不少读者朋友在信中问我：你的《山道弯弯》是怎么“弯”出来的？
我说：那是在煤矿的山道上捡的！
那是1979年的盛夏。当时，我已调到《工人日报》驻湖南记者站做记者。家却没有搬，爱人和孩子仍住在煤矿里。有一天，我从外面采访后回到家中。夜里，月朗星稀，天气却很热。我搬了一把竹椅，坐到宿舍前面的坪里，和煤矿上的干部、工人一起乘凉，摇着蒲扇，扯着乱弹。就是在这个夜晚，一个辛酸的故事，流进了我的心里：一个煤矿里，有一个矿工牺牲了，其弟顶职进矿，其妻改嫁给其弟。不久，其弟也牺牲了……
这个女人的不幸，引起了我深切的同情。当时，我真想去寻访寻访她。但是，因我急于去完成另一个采访任务，没能立即去采访她。
这个故事，却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里。
几个月后，我到涟邵矿务局桥头河煤矿邓子山工区采访，在这个工区的招待所里住了几天。这个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会计是她，服务员也是她。她工作非常负责，待人热情友好。但是言语极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工区办公室的秘书小朱告诉我：她是一个烈属，是在丈夫因公牺牲后顶职进矿的。进矿两年多来，别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总是不答应。每个月带着孩子，去看望公婆一次，节约一些钱交给公婆。
小朱随便说出的几句话，却像烈酒一样使我醉心。我感到全身热辣辣起来。我踱步到楼房的走廊栏杆前，举头眺望着沸腾的矿山：井架上的天轮在飞转，电车道上的矿车在奔驰。我思想的轮子，也随着天轮在转，随着矿车在跑……
我们的煤矿，比起旧社会，生产条件大大地改善了。然而，由于环境的特殊，不幸的事情难免发生。社会上许多姑娘因此不愿嫁给矿工。煤矿工人长年累月劳动在矿井里，没有享受自己应得的那份阳光的温暖。然而，他们却用自己的双手，从地层深处取来煤炭，给人们以阳光以外的温暖。爱情，对这些为人民、为社会贡献光和热的煤矿工人，是多么不公平啊！
在完成矿山的采访任务以后，我回到长沙。一个炎热的夜晚，我到《芙蓉》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朱树诚同志家里串门。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经常到他家串门，在他家出出进进是很随便的。这一次我的到来，像往常一样，没有引起他特别的注意。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杯凉茶，很随便地和他聊着。
我向他谈矿山的艰苦，谈矿工们的憨厚和豪放，谈矿工们的牺牲精神，也谈矿工们在矿井里的那带野味儿的生活情趣，谈矿工们的妻子——那些平平常常的女人……
“我想写写那些女人！”我谈着谈着，激动起来，不禁从坐着的凳子上站了起来。
他望着我，怔了一下，突然问我：
“你准备用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主题？”我一下被他问住了。老实说，这时候，我还真没有去想什么主题呀！
“当然，不一定每一部作品都有一个很明朗的主题，也可以多主题。但是，我觉得，写这些默默无闻地将自己的光和热奉献于人类的平平常常的女人，是不是定这样一个主题：表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他说得很不经意，我的心里却突然亮了一下。我立起身来，车转身子就走了。当他醒悟过来喊我时，我已经到了楼下。
“如何把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灵魂融进整个的作品？如何使这个主题，在作品中立体化？”夜里，我躺在**思索着。渐渐地，孩提时代，常听老人们讲的那个田螺姑娘的民间故事，进入我的心里来了。我把它借了过来巧妙地贯穿于自己的作品，使表现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主题，产生一种立体的效果。
就在自己的构思逐渐成熟的时候，娄底地区文联在新化县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工人作家萧育轩同志邀请我到学习班上讲讲课，看看稿子。我当时已从《工人日报》湖南记者站调到《湖南日报》文艺部做编辑了。而我的爱人和孩子仍住在煤矿。文艺部的领导关照我，多给了我几天时间，让我先走，顺便到家里住几天。
我回到煤矿，回到了家里。我没有休息。利用难得的这几天时间，来写这部使我的心发痒的作品。……一拿起笔来，许多熟悉的矿工朋友和矿工们的妻子，就涌进我热辣辣的胸腔，就往我的面前挤……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彼时使你不以为然的事，此时却让你感慨万千。这时候，那些平日我认为很平常的、不能上“文学作品”的普通矿工和他们的妻子，骤然间变了，就像是一块黑不溜秋的煤块，陡地投进炉膛，吐出了腾腾的烈焰。他们的心灵，在我的眼前闪起光来，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向我迎面走来了……
他，1958年进矿。20多个春秋寒暑，没有请过事假、病假、伤假。八千多张日历上，都记录着他为社会主义做出贡献的鲜红的数字。23个春节，他都是在地层深处的矿井里，在呼呼的电煤钻声中度过的。
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女。28岁的时候，人生的不幸落到了她的头上：丈夫因公牺牲了。留给她的，是四个年幼的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一岁半。这，对这个年轻的女人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啊！她和丈夫都是湘西凤凰县人。在这个矿上工作的湘西老乡，鼓动她向矿里提要求，将丈夫的遗体运回老家去安葬。应该说，这个要求是不算过分的。当领导上来征询她的意见时，她流着眼泪说：“运回湘西，国家花费太大。他在矿上工作十多年了。生前，他爱这个矿，死后，就把他埋在矿区的山上吧！我们母子守着他……”
她简短的几句话，说得矿领导眼泪直落。当领导上进一步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时，她说：“我不能趴下来吃社会主义，我要站起来干社会主义。给我工作吧！”
她工作了。当上了食堂炊事员。她挑着油饼油条下矿井，把热饭热菜送到矿工们手里。她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矿工的赞扬，当上了矿、局的劳动模范。1978年，她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的群英大会。她那端庄、秀丽的照片，印到了《全国煤矿英雄谱》上……
一个又一个普普通通的矿工和矿工们的妻子，在我的面前汇集。他们也许讲不出许多大道理，甚至在小组会上发一个言，脸都涨得通红。但是，他们的行动，却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他们有着美好的心灵。霎时，他们像一块块矿石，在我的面前闪起光来。啊！生活的矿井里，有多少文学艺术的矿石，等待我们去挖掘啊！
我怀着这样一种对矿工、对矿工的妻子的敬慕心情动笔了。
我按照生活中的样子写他们，没给他们戴“光圈”，也没给他们穿“高跟鞋”。作品中的他们，仍然是那样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惊人的举动，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然而，在他们那些平平常常的言行里，是不是很自然地闪烁着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光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光彩呢？
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写自己所热爱的人，自然顺手。五天，我就写出了这个5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那天深夜，刚刚脱稿，来不及抄写，就被知道我这一“秘密”的一个朋友，当时在涟邵矿务局《涟邵矿工报》工作的魏文彬拿出看去了。第二天一早，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一边将稿子递还我，一边兴奋地说：“我原想先翻几页，没有想到一看就放不下了。害得我一晚没有睡。看完以后，我更睡不着了……真不赖！”说着，他伸出手来给我看，“你看，你这本稿子用铁丝订着。看稿时，那伸出的铁丝，把我的手扎出了血，我都不知道。看我看得多入迷！”
我看看他的手指，果然是被扎出血来了。他那一双眼睛，更是火球一般的红。他确是一个通宵没有睡呀！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对我谈一些具体的印象，说得我也激动起来。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而他又是我第一个中篇的第一个读者。得到了第一个读者的好评，我信心更足了。
稿子送到了《芙蓉》编辑部。编辑王璞、编辑部副主任朱树诚和出版社总编辑黄起衰同志，都给予了热情的肯定。生活中的这个“她”，那个“她”，就熔铸成了作品中的“金竹”；我熟悉的矿山里的“老张”、“小李”，便变成作品中的“大猛”、“二猛”了……
（原载《中国煤炭文艺》199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