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巢

这一生中，只到过上海两次。

两次，都住在那座小屋。

也许，友人领我到过有名的外滩；也许，我随友人走进过气派的上海第一百货大楼。而这些，都没有给我留下记忆。大都市的繁华，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印记，我却牢牢地记住了那栋平平常常的小屋。

那是1982年的春天，文学，在人们的生活里正火爆的时候。我和已经西游的小说圣手莫应丰、已经远去海南的我们的大哥叶蔚林、已经出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孙健忠，应《钟山》杂志的邀请，到无锡去参加太湖笔会。从长沙去无锡，必须在上海换车。四人中，我是小弟弟。出门在外，我只管跟着走。对换车什么的，我根本不去操心。那天，车到上海，我们走出车厢，只见人潮熙攘的站台上，突然有人喊老莫和老叶的名字。我循声看去，看到人群中有人扬起手臂，正快步朝我们走来。

来人是邢庆祥、丁元昌和魏心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

就这样，我和这三位以前只有书信交往的编辑朋友相见了。

就这样，我们相识了。

小屋，座落在一条并不繁华的小街上。因为街道不繁华，所以小屋显得十分的安静。小屋的建筑设计也颇为别致。里面，还有阁楼似的小房。小屋的主人热情、周到的服务，更是让人称道。为我们备办饭菜的老师傅，处处为客人着想，饭菜安排得精致、可口，而又十分便宜。真可日经济实惠。

这栋小屋，就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接待作家们的小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老邢他们就来到了，来领我们到出版社的办公楼办公室里，我又结识了江曾培、左泥等好几位编辑朋友和出版社的领导。闲谈中，我得知老编辑左泥曾是《收获》杂志社的编辑。这不禁勾起我一桩心事。十七八年以前，我在南海前哨的军营里开始学习写作，就得到《收获》杂志一位编辑热心的帮助。我投去的每一篇稿子，他都十分负责地提出修改意见。在他的具体帮助下，1965年中，我就在《收获》上发表了两篇小说。但是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每次来信，都是盖的一个编辑部来信来稿处理章。我忍不住给他去信，询问他的名字。他来信说，作为一个作者，想知道经常和自己联系的编辑的名字，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编辑，能得到作者的信任，是给我最高的荣誉。然而，编辑部有规定，编辑的名字不得对外张扬。好在我们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说不定将来还能见面呢！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字：我姓钱……我向老左说起这件事，向他打听这位令我尊敬的钱编辑。老左默了默神，说，他叫钱士权。文化革命后，不知被分配到什么单位去了。他答应帮助我打听。很快，他就告诉我老钱现在的工作单位。我们终于联系上了。

到无锡参加笔会回来，我们又住进了这栋小屋：有的编辑朋友，见我是第一次来上海，热情地陪我上街，逛商店。现在想来，逛了些什么商店，到了哪些街道，却一点也记不起了。只有那栋小屋，却沉沉地刻在我的心头……

从此以后，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小说界》杂志，联系得更紧密了。大概是1984年末，我刚从一座矿山写完一部反映矿山改革的长篇小说回到长沙，当时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丘峰同志突然来找我，问我要看这部长篇小说。我一惊，问：“你怎么知道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他笑笑说：“我们有顺风耳呀！”后来我才知道，我下去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恰巧《文汇报》一位记者来采访我。这位记者把这个信息带给了他们。他们就上门索稿来了。

丘峰同志把这部小说稿带走了。八天以后，我收到他们的电报，说是稿子已审，决定采用。这就是后来在《小说界》长篇小说专辑上发表，接着又出版单行本的长篇小说《山野情》。

1990年早春，“6·4”事件过去不久，文艺界的思想还颇为混乱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向我们发出热情的邀请，举办淀山湖笔会，为作家们鼓劲、加油。我们又一次来到上海，又一次住进了这栋小屋。这一次，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更多的编辑相识了。

在笔会驻地，在这栋小屋里，编辑们热心地探问我们的题材，一个劲地鼓励我们快动笔，早日拿出好作品来。这句句话落在我们心头，暖烘烘的。我突然觉得，这些热心的编辑，也是小屋，是我们温暖的精神的小屋。

小屋，我们精神的暖巢！

编辑，我们心中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