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
三岔口
我常常要经过那个三岔口。那是去姑妈家的必由之路。
我们龙州城古时便有“百尺石城”之称。只因城中有孤山点缀，城外有群山围绕。明朝大学士解缙有诗曰：“龙州百尺石为城，万户层楼树色青。举纲得鱼沽美酒，满船明月棹歌声。”
同时，龙州因与越南交界，与境外有密切的政治、边贸来往，清朝时这里便是一个重要商埠，并作为专署，驻有海关、法国领事馆等外事机构，故商贾云集，商业繁华，纵横有十八条街之多。但地形多是起伏不平，街道七弯八拐。一条江水日丽江，瘦而清秀，静而活泼，由西向东从城内流过，城区便分为城南城北两半。
我家住的龙江街，就是城北唯一一条最热闹的临江街，也是整个龙州县城最热闹的两条街之一，电影院、理发铺、渡口、药材铺、马车社、皮革社、收购部、武装部都在那儿。龙江街往西去，接着就是营街，是我三姑妈——我父亲三姐住的地方。营街，原是清朝时期驻守边关的兵营，故得名。与之为邻的一条街叫千总街。千总，领兵官，为正六品武官，千总街就因多居千总家眷而得名。
有一天中午，我和妈妈躺下要睡午觉了，我突然翻身起来闹着要去姑妈家。妈妈说：你想去是吗，那你自己去吧。来，我教你怎么走。
妈妈躺在**，拿出一枚硬币，把我叫到床前。她将硬币放在席子上立起来，用食指按着，作车轮子状往前推，然后告诉我：如果这是汽车，你看到了，千万不要跑到汽车前面，等汽车过去了你再横过马路，知道了吗？
可以断定，我之前肯定去过姑妈家。我当时也应该有四五岁了，否则妈妈不会给我单独去的。但什么时候去过，已经忘记了。
事实上，无论营街也好，千总街也好，早已失去了当年的肃整和威严，而沦为残破不堪的一片平民区。瓦房、茅草房参差，砖墙斑驳，街道残旧；居民多为引车卖浆、打铁补锅、屠夫贩卒者。我姑妈就是以纳鞋卖鞋为生的。他们一家是我们最亲近、来往最密切的亲戚。
姑妈家居营街的中段，门口右侧正好是一个十字路口。那是一间茅草泥巴房。家庭成员有五人：姑妈、婆婆，还有姐侬（大表姐）、哥细（二表哥）、哥弟（三表哥）几个老表。我们壮族习惯把辈分称谓倒过来念的。如把华哥念成哥华，花姐念姐花。姑爹我从未见过。后来才知道，当时姑爹正在劳改场里劳改。
从那时起，父母就经常送我到姑妈家里住，有托管的意思。说实在，在这个家庭里生活，我感到十分愉快。每天，姑妈去做工了，表姐表哥去读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婆婆。婆婆，就是姑妈的家婆，表姐表哥的奶奶。在我们这里，凡是祖辈的，男的一律叫阿爷，女的一律叫阿婆。这个婆婆可是大有来历的。她的男人，也就是我表姐表哥的爷爷，是龙州有名的大土匪。邓小平领导的龙州起义爆发后，他从老家下冻乡率领一支有一百来号人的队伍，参加了红八军，任第三纵队队长；后见龙州起义即将失败，加之受人离间，他又率队脱离红军返回老巢，后受国民党招安，任龙州县县长、广西政府参议，是个黑道白道通吃的人物。但是，我见到的那个长着大脸庞、手大脚大、被人叫作“土匪婆”的女人，却是一个勤劳、善良的老人。我与她有些生分，平常不大爱和她说话。我都是一个人在用甘蔗渣做的坐垫上静坐着，看着她扫地、喂鸡、煮饭、补衣服，忙个不停。她一年到头都是穿一套黑色的唐装，背已经驼，整个人呈弓字形，像一只虾公一样卷成一团。所以，我眼前总是出现一团移来移去的黑影。每每到了中午，吃了饭，那团黑影突然停下手里的活，转过头来跟我说，阿霜（我的小名），你睡午觉吧，睡起来了，阿婆给你好嘢吃哦。那团黑影传过来的声音并不温和，是一种命令式的口气，只是节奏放缓了一点。
按习惯我当然遵嘱去睡午觉，并不期望有什么好嘢吃。但每次起来，那团黑影果真给我留了一份零食，不是一节蒸热了的已经削了皮的甘蔗，就是一把煮熟了的花生，或者糍粑、牛耳饼。
到了中午或晚上，姑妈和表姐表哥回来了，我就高兴了。大表姐姐侬脸圆，身胖，我见了就冲她喊：肥侬肥大苟（块），捉来炸猪油……喊罢，我就躲在墙后或门背，看她的反应，姐侬装着生气要追我，我就跑。在一旁纳鞋的姑妈见了，总是笑笑，从不骂我。如果我真的无处可逃了，她还会说，来来来，躲到姑妈这里来，看她敢抓你？
二表哥哥细，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从不跟他逗笑。哥弟，和我最亲近，最让我喜欢。夜晚，我们在**，他常常给我耍魔术，从被窝里一会儿抓出一把玻珠，一会儿掏出一支弹弓，一会儿搜出一顶帽子……我真是佩服得不得了。闹了一晚，入睡了，每次都是姑妈陪我。小孩皮肤嫩，加上到处乱窜，身上难免惹上了跳蚤之类的虫子，一躺下，被窝一热，就浑身发痒。可姑妈从不用指甲给我抓痒，而是用手指尖轻轻地在痒处来回抚，但她不知，这样的抚，反而更痒。
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从时间上推算，应该是在我三岁到五岁之间。我二弟也出生了。我在姑妈家里，无忧无虑，自由愉快。爸爸妈妈从不打骂我，姑妈、婆婆、表哥表姐从不责怪我；我可以随意地在龙江街、营街、千总街上走，不担心被拐卖，被车撞。摄入我眼睛的事物，一切都觉得新鲜和好奇。
但是，自从我能够单独往返于龙江街和营街的时候，一切的人和事，都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首先，我爸爸又重新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消失到了哪里，我一概不知。后来忍不住问妈妈，妈妈说，你爸呀，去乡下教书了。那个地方，叫金龙公社，你爸就在金龙中学教书。事实上，我爸爸在我出生之前，就一直在乡下教书。这是我从记事起很少见到他的原因。除了金龙中学，他还到过响水中学、罗回中学，一共做了八年的乡村中学老师。
其次，我姑妈突然成了坏人。
像以往一样，我还是经常独自去姑妈家玩或者住宿。姑妈家后园里有个鱼塘，水很浅，有些鱼虾在里面生活着。不知是哪家邻居，吃完了黄鳝鱼，就把装黄鳝的小竹笼丢到了水塘边。这小笼子是用竹篾编织的，有饭碗这么大，周边密实，上面留有一个圆口子。有一次我卷了裤脚，走进水塘，把小笼子提起来看个究竟，没想到里面竟藏有几条小鱼虾和几只田螺！所以，每次我到姑妈家，首先要做的就是跑到水塘里，把小笼子提起来，看有没有鱼虾。要是有，我就闹着要姑妈给我煎了吃。可姑妈笑笑说，煎什么煎啊，还不够塞牙缝呢，留着给猫吃吧。
坐在火灶旁的像一团黑影的婆婆却把我招了过去：来来来，阿婆给你好嘢吃。她还是像往常一样，不是给我一节甘蔗，就是一把花生。
姑妈家的后院里还有一棵柚子树。那棵柚子树很高大，足足有房顶高；叶子很宽，像大人的手掌，且很浓密，站在树根下，太阳晒不到身子，雨水滴不湿衣服。有一次哥弟贪玩不上学，被姑妈骂，哥弟就躲在树上，让姑妈和婆婆足足找了一天没找着。这棵树很争气，每年都能长出很多的果子。但这树种属土种，果子是酸的，所以我们粤语称为“波辘”，以此与正种的柚子区别。每逢中秋节，两个表哥就爬上树，把波辘摘了。波辘肉酸，没吃几口就不想吃了，但我们会把完整的皮留下。中秋的晚上，我们把波辘皮分四瓣破开，用一条木棍挂着，底部中间插上一根轮胎胶，点燃，做灯笼，然后提着灯笼满街游。波辘皮还可以吃。把波辘皮放到火炭里烧，皮焦了，泡水，焦皮自然脱落，苦味也去掉了；然后切块，焖蒜米豆豉，那色水品相像五花腩一样，好看，好吃，可以哄哄嘴巴，满足食欲。
那天，我又独自去姑妈家。从龙江街到营街，沿街的墙壁、电线杆、树干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标语里的字，有很多我是认得的，比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有些就不认得。喇叭经常广播，有歌曲，有口号，跟标语的差不多。所以，走在街上，感觉好像天天都在过节似的，热闹得很。
龙江街、营街、千总街交会处是个三岔口，有一片三角地带，比较开阔。平日里，走动的人是很少的。可是那天却突然聚集了很多人，还有一阵赛过一阵的敲锣声。
反正我不急着见姑妈，我就往人堆里挤，看看热闹。刚挤到前面，人堆就突然分开了两边，很自觉地让出了一条道。最先走进这条空道的是两个戴红袖章的人，一个敲铜锣，一个喊口号。后面跟着一连串的人，有十几个，个个都低着头，手被绳子一个接着一个地牵着，胸前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子，上面还写着名字。
这样的情景，近日里在街上常常能看到。那些属于“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的人常时不时被拉出来游街。
那是一道奇特的风景。当那些人被拉出来游街的时候，先是引起路人的诧异。路人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怔怔地站着，那些诧异的眼光全都集中投向了那些被游街的人。有好事者就一路跟着，指指点点，细声议论。后来，跟着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连街都给堵了。被游街的人，开始还抬头看看前面，看看两边，后来就不好意思抬头了。只顾低着头走，常常踩着前面的人的后脚跟。
那天，我不知不觉就被人挤到了前面。那些游街的人，眼睛、鼻子、眉毛被我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些热，汗水已经从他们的衣衫里渗了出来，湿了一大片。脸上的汗珠，一滴一滴的，晶莹透亮。
突然，我看见了我姑妈！
我姑妈穿着一套唐装，那衣服已经洗得发白；她的头型，是当时妇女都流行的齐耳根的短发；个子不高，身体微微发福，所以走路有些迟缓。她在侧头悄悄往路边偷窥的那一瞬间，无意看见了我，我们彼此都怔了一下，然后她很快就扭过头去，装着看不见。
以纳鞋为生的姑妈怎么被拉去游街了呢？
我怕认错，就仔细地看了她胸前的牌子，上面写着名字“严秀莲”，没错，严秀莲就是我姑妈。我记得我姑妈的名字。
我突然觉得冷，先是脑袋“轰”地一下昏乱发涨，接着是浑身冒起疙瘩皮，一股凉飕飕的冷气，像无数的蛇一样在我的皮肤上游来滑去。我不想再让姑妈看见我，就转身想退出去。可是，围观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缝隙。我甚至被人群拥着跟着游街的队伍往前行。但我努力地往外挤，终于挤出了人群。
那时候我知道，被挂着牌子游街的人，就是坏人。
怪不得姑妈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交会的那瞬间，她快快地避开。她怕我这个外甥认出她这个姑妈而使我难堪，或者不想让我这个外甥看到她现在那个衰样！
我往左右前后看了看，幸好没人认识我，更没人知道我与那个被挂牌游街的妇人是什么关系。
三岔口又恢复了刚才的清冷。
望着渐渐远去的人群，这才发现就我一个人还定定地站在街中。中午的太阳有些猛，晒得我头皮有些麻辣。可我感觉身上还是冷，有无数条蛇仍在皮肤上游来滑去。我不知道是该到姑妈家还是该回家。我只好依照最初的最强烈的感觉，直接回龙江街，回龙江小学，把我看见的情景告诉妈妈。
妈妈并不因为我这一条消息感到意外和吃惊，她只是苦笑一下，说，呜呼，你姑妈挨游街了。
她似乎已经知道了。
我顿时感到脸上没有了光彩。我好像觉得我们家出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被人家窥见了，就整日地让人揪着，审视着，蔑视着。有一段时间，我不敢抬头看人，不敢正眼与人对视。我以往的单纯、清净、快乐、幸福的日子，似乎从此消失。我不再是一个被妈妈严密地保护着、宠爱着的孩子，而是像一只刚刚学会走路就被放逐田野的小鸡仔，整天冒着烈日，在草丛里艰难地觅食，不小心被荆棘挂破了柔软的绒毛，虫子将红嫩的身体叮咬得浑身痛痒，到处红斑。遇雨时毛发全湿，躲在树根下直打哆嗦。回望四处，妈妈不见了，同伴不见了，我得自个儿回家。
早年师承弗洛伊德的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阿德勒（1876—1937），对人格之研究成果卓越。他特别强调童年最早记忆特别重要。那是一种人格记忆，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记忆绝不会出自偶然：个人从他接受到的，多得无可计数的印象中，选出来记忆的，只有那些他觉得对他处境有重要性的事物”（《阿德勒人格哲学》）。那些重要的事物，能一辈子滞留在脑海里，无法消散。但记忆中如果渗进了不快甚至是痛苦的成分，你的心灵将会慢慢地关上窗户，看不到阳光。然后，你的内心是一片漆黑。
人生有许多三岔口。那个三岔口什么时候出现，那是不可预知的。早来晚来，那都是天意。
那天，在三岔口，我的确感到漆黑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