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王先霈

客厅里堆满了书和杂志，王先霈老师给我倒了一杯茶，招呼我坐下。

第一次见王老师，我很紧张，忐忑不安地坐在旧沙发里，手不知往哪儿放，目光游离地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午后稠密的阳光透过树叶漏进屋内，地上就落下了一些细碎的光斑。屋内很安静，那时候，整个城市都在午睡。

王老师为我倒了一杯茶，接过我递过去的几本杂志。王老师说知道我的情况，先前已经看过了我的文章和小说。他跟我聊家常一样地说了许多，我记得他说你们安徽师大的祖保泉教授在《文心雕龙》研究上造诣很深，不过，这么多年来，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是，“你基础不错，可以做好学问。”

王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没见面之前，我知道王老师学贯中西，在文艺美学、古典文论、西方文论等领域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学教程》，在国内是最早进行批评学体系建设的著名教授，而他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则是填补国内学科空白的著作，做他的学生，我感到很光荣，也很心虚，怕自己不学无术有负导师声誉。我想，这样的导师一定是一位威严而傲慢、苛刻而尖锐的人，所以见面时朝圣和惶恐心情在所难免，而我面前的王老师却态度温和，亲切和蔼，一点专家名流的架子都没有，而他对我的两句鼓励，竟使我整整激动了大半年。

王老师给我们讲授创作心理学，内容是他的学术专著《文学心理学概论》中一部分内容，他将道、佛、禅的宗旨提炼在创作心理学中，提出了创作时“虚静”观，他引用了宋尹学派的命题“虚壹而静”来阐释创作心理，“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他说作家何以创作？内心虚空寂静即可，创作要有“圣人无名，至人无已，神人无功”的修养和境界，在内心的“澄明”中方可能与这个世界进行诚实的本质性的对话。王老师讲的是创作心理学，实际上讲的也是人生哲学。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牢记着先生的教诲，在创作和做人上力戒浮躁骄狂，力求虚静澄明。

做到这些是很困难的。年轻气盛的我们一开始都有些急功近利，都想在王老师面前露两手，刚刚学了一点皮毛，就开始不知天高地厚做起了学术论文，有人开始写结构主义叙述学方面的论文，有人开始做存在主义文学论文，我则在第一学期的时候用接受美学、英美新批评理论、现代阐释学理论做了一篇《意图的谬误和文学阐释的敞开性原理》的论文，我兴冲冲地拿给王老师看，王老师看了后说，“有个性，写得不错。”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学批评文体的文学性》，同样得到了王老师的表扬。后来我和宿舍的同学们交流王老师对我们文章的看法时，大家都得到了表扬。这使我有些警惕了，难道我们真的修成正果了？

许多年后，我才悟出来，自己的论文写得并不严密，观点也不是惊世骇俗，充其量只是对现代西方文论的一种个人化演绎与复习。但王老师并不因我们幼稚而苛求于我们，他宽容地对待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多的是给了鼓励。我对批评文章的文体很讲究，评论语言喧哗而煽情，而且反学院派、反考据派的倾向非常明显，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反王老师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种危险的苗头王老师当然很清楚，但他并没有直接批评我们，只是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语气平静而温和地对我们说，“大家做论文要少一点才气，多一点学究气。”这是一种含蓄的提醒和告诫，但我们并不很理解，因为我那时特别迷恋西方印象派批评的文风，即“你发现了什么最重要，而不是以权威发现了什么证明你自己是正确的和有价值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的学问，既要突出你发现了什么，还要在一个共时性结构中，让别人的发现成为你的理论背景或重要证据之一。至今想来，我很愧疚。

其实到第二年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但我暗地里已转向了文学创作，可王老师并不知道我的变节。毕业的时候，面临着找工作，对我厚爱有加的王老师先是推荐我去南方的一所高校教书，但我已经不再把做学问作为目标，我说我想回老家安徽，他就主动给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省政府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是他的同学。我那时已经联系好了工作，上班后我拿着王老师的信去见这位领导，领导热情地说：“王老师推荐来的，我当然要帮忙。”

王老师显然在他的同学中有很高威望，而他在华中师大则更是以学养、修养赢得极高威望，他是那种不言自威、不权自重的学者。有一次，在我们宿舍里，一位我们很景仰的四十多岁的副教授来找他，他居然像我第一次见王老师一样，诚惶诚恐地站在王老师身边将一本书的写作提纲捧给他，姿势谦恭、声音胆怯地说，“王老师，请你帮我看一看，提纲行不行？”我当时惊呆了，他们是同事，王老师只比他大几岁，这样的场景，至今让我刻骨铭心那时我就想，要是我此生能有王老师这样的威望，夫复何求？

王老师曾被中文系全体老师推荐为系主任，他委屈自己只做了一年就辞职了，再后来，学校推荐他做副校长，又被婉辞。以他的学养，我们在校时他就完全可以做博导了，但他坚决不去活动和争取，因为他不愿忍受“斯文扫地”的伤害，他清瘦的身影总是那么平静而淡定地走在校园的风中，银白色的头发在风中像旗帜一样地飘扬。

前不久，我收到了王老师的一封电子邮件，“许春樵同志：《放下武器》已收到，这些年我注意到了你小说上的创作成就，非常高兴。致礼！王先霈”我没有将学问做下去，一直不敢将写小说的事告诉他，直到去年底，我才犹豫着寄了一本小说给他。但他还是给了我鼓励和宽容。

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王老师之于我的人生，首先是传道，然后才是授业解惑。我将以毕生的努力追随着王老师的学养和境界，可我总感到遥遥无期，好在我不会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