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一弊”

清乾隆即位初，左都御史孙嘉淦提醒他要防止“三习一弊”。三习是：耳朵习惯于听歌颂的话，眼睛习惯于看谄媚的举动，内心习惯于别人讨好逢迎。一弊是由“三习”而来的喜欢小人而讨厌“君子”。对于孙嘉淦的谏言，乾隆帝根本没有接受，当他在边疆平定叛乱取得一些成就后，就志得意满，夸耀“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时刻陶醉在自己的功业之中，大学士和珅是个善于揣摩乾隆帝意旨的人，处处迎合他的喜好，立刻紧办，而且顺着杆子朝上爬，办得叫他高兴。和珅谄媚有术，乾隆帝倚任不疑，在和珅的蒙蔽利用下，乾隆帝还自以为能洞察秋毫，乾纲独断，十分高明。

和珅利用乾隆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特点，为非作歹，黑白颠倒，官职越爬越高。从侍卫到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珅排除异己、拉帮结伙，走和珅门路的人飞黄腾达。不附和的人也不敢反对。乾隆帝满足于百官的唯唯诺诺，不愿听，也听不到下面社情民意和不同意见。到了乾隆后期，上行下效，各级官员迎合乾隆好大喜功的虚骄心理，粉饰太平，隐瞒真实情况，一级一级朝上骗，报喜不报忧。大小官吏们玩忽职守，无视国法官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遇到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推诿回避，不负责任，有好处捞一把，无好处得过且过。有忧国忧民思想的人被认为是杞人忧天、脑子有病，讲求兴利除弊的人被认为是无事生非。大小官吏都不把国计民生放在心里，上下勾结，共同作弊，中饱私囊，集体贪污腐化的大案屡屡发生。诸多的诉讼案件，主管官吏准而不审，拖延卸责。乾隆中期以后，贪污成风，朝廷虽然也抓几个大案要案查究惩处，但九牛一毛，于根除贪官，根本无济于事。结果贪污腐化事件愈来愈多，贪污方法愈来愈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即使被人发现，弥补的办法也愈来愈高明圆通。不仅个人贪污，而且上下勾结，串通一气，集体分赃数字可达数百万之巨。贪污的财货，除直接向百姓搜刮索要，还大量动用国库积蓄。以至全国各省普遍出现亏空，有的前任离职，后任不肯接收亏缺，上司出面说合；寅吃卯粮，比比皆是。有的虽然接收了前任亏空，到自己离任时，照旧亏欠，叫做“原装原卸”；有的甚至本来没有亏空，到离任时将库中银钱拿走，叫做“做亏空”。这样一来，各级财政都靠“空转”，不仅处处亏空，而且数字大得惊人。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清查地丁钱粮，有的省竟欠二百多万两。到1812年（嘉庆十七年）再次清查，安徽、山东等省积欠至四百多万两。财政亏缺越来越多，人民负担则越来越重，清朝的危机自然也就越来越深了。

据载，乾隆帝虽然自认为“文治武功，潇洒一生”，但在临死的时候“频望西南，似有遗憾”。当时的西南正是不堪忍受的农民连绵不断发起起义的地方。行将老死的乾隆恐怕是在遗憾，再也无力挽回大清王朝的衰败之势了。那么倘若生命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考虑“三习一弊”的谏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