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军飓风

最早读到《骑兵军》的其中三个短篇小说《盐》、《我的第一只鹅》、《一匹马的故事》，就觉得巴别尔小说的构思很特异，冲击力极强，文字紧密让人看得透不过气。阅读的时候，一段话得来回“扫描”好几遍。后来很快去买了《骑兵军》的插图本，读过前后的序和跋以及他的生平介绍，更使我对这位被“掩埋”几十年的前苏联作家心生敬仰之情。

其中还有像《泅渡兹勃鲁契河》、《家书》、《基大利》、《多尔古绍夫之死》、《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传略》、《政委康金》、《阿弗尼卡·比达》、《歌谣》以及《一匹马的故事续篇》，都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我不知道其他的女性作家和女性读者是否也喜欢巴别尔的小说。在我看来，巴别尔打动读者的并非是因为他的“坚硬”或“强硬”，而恰恰是他的文本背后潜藏的“软弱”。用地球来比喻，地壳的表面是泥土而后岩石，岩石坚硬而厚重，包裹了整个地球。但是通过岩石层，钻透地壳到达地层深处，“地心”的岩浆就像生鸡蛋的蛋黄一样，是液态的、流动的。地面上的人看不到地心的岩浆，但是它存在着。滚烫、沸腾，在某个时刻，会从被岩层封锁的地壳中猛然喷发出来。

我在读《歌谣》的时候，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我觉得巴别尔始终在用文字，同他性格中的胆怯和优柔寡断进行搏斗。这种状态，有点像女性面对整个“强硬”的男性社会的那种心情——你必须得不断地战胜自己。

近年来，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现实”深度、艺术风格和个性，已经有了很大差异。现实主义创作在中国，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多样化的趋势，甚至有时是对立和互斥的，所以这种比较有一定难度。但在大多数作家的潜意识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认识，仍然有一种同根同源的一致性：这个所谓的“现实”，必须是经由作者主观意识“改造”或是认可的现实，也就是说，不是“他”的现实，而是“我”的现实。我们很少能在当代作家的作品中，见到显形的“他”与隐形的“我”之间的巨大心理冲突（例如巴别尔作品中所流露的他对哥萨克的钦佩与厌恶——这两种矛盾的心情所构成的极度紧张感）。因而，我们目前所熟稔的那种写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达成了“妥协”的“现实主义”，客观性被阉割或是修饰，于是变得有些可疑。

巴别尔的小说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并受到广泛赞誉的许多年中，仍有人批评他的写作方法是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因为18、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文学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而“现实”（故事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已经过精心提炼、提取和加工；情节的铺陈和小说构思，也大多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因此，巴别尔那种“用最直接的方式”将事件和人物呈现给读者的小说，就成为文学的一个异数或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叛徒”。巴别尔的作品在上个世纪20年代出版后，如同飓风一般横扫文坛，迅速引起关注和好评，因为他确实“颠覆”了原有的“现实主义方法”，创造了“另一种现实”，他的作品为既定的文学模式，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新鲜血液。

巴别尔那样的作家，即使没有经历战争和骑兵军，他的作品也会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的灵魂始终动**不安，对“现实”与“自我”的质疑，使他的写作与一切的现成秩序都可能发生潜在的心理冲突。（优秀的作家也许大多是这样）虽然，《骑兵军》中达到的那种“力度”，（生命与尊严、死亡与荣誉、文明与野性）除了记述战争之外，是否能找到更合适的载体来加以挥发，并达到那样的极致，我难以假设。但是文学作品的基本素材——故事本身的“质地”：软硬、疏密、浓淡、险夷等等，其实已经决定了小说对“力量”的承受程度。有些故事先天就注定是无法“受力”的。所以，从作家的选材，便可大致窥见写作者的精神取向。为什么有些作家只对庸常的琐碎生活感兴趣，而有的作家，总是钻到历史的深洞里，试图把某种稀有矿石掏出来……

巴别尔的创作经历，实际上已经为这个问题做了注释。他26岁那年，在苏波战争前夕，主动请求去骑兵军做战地记者。此前，他就已经有了多次离奇而冒险的战争阅历。这里似乎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就是说，那个戴着细圆边儿眼镜的“柳托夫”，日后是一定要成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巴别尔”的。并不是布琼尼的“骑兵军”成就了巴别尔，而是巴别尔成就了《骑兵军》。因为巴别尔不是被迫或是无意中撞上了骑兵军的生活——那匹“马”是他自己跨上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写作的人，选择了什么，也许就会成为什么。

对于文学的真实性而言，道德评判是一个陷阱。在你以往看到的那些小说中，许多作家都是自觉地“赴汤蹈火”的。因为作家担当着“灵魂的工程师”。但巴别尔拒绝成为工程师，只愿意作为一个“解剖师”。在人性深处，天使与野兽共眠，巴别尔的使命，好像就是要用文字将天使催眠，把野兽弄醒。野兽醒过来咬了读者，读者感觉到疼痛，于是憎恨野兽；回过头，却看见了一旁熟睡的天使，更觉天使之美之善；想要亲吻天使，才发现天使和野兽是连体，共用一个心脏，只不过有两个脑袋而已。真要做分离手术，天使和野兽就同归于尽。“英雄”若是还原于普通人，情同此理。至于“残暴”一说，只看施暴的对象是谁。和平年代的英雄，例如救人救物献出性命，冒死谏言坚持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对自己的“残暴”（牺牲精神）为代价的；而在战争年代，英勇杀敌，对敌人越是“残暴”，越发可见对人民、对“真理”之爱。（这是传统文学的另一种“连体”式英雄人物）二战结束后，国际文学界逐渐对这样的大爱表示了怀疑，（早一个世纪的雨果更像一位先知）反战文学的诞生顺理成章。

但巴别尔在1940年就被杀害了，来不及加入这场思想清扫。我们只能从《骑兵军》的文本进行推测，巴别尔或许试图颠覆以往的“英雄”模式，或许他根本没有“英雄”这种概念。就哥萨克人而言，他们只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尊严、自由、诚实、勇敢、崇仰自然（更多体现为人与马的生死之情）、男女间情欲的天经地义、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谁冒犯了他们的价值观，谁就是敌人。“残暴”是“文明”强加于他们的说法，而亵渎了哥萨克人的荣誉和天性，才是最大的“残暴”；所以他们只能用“你们”所谓的“残暴”，来维护“我们”对自己的“不残暴”。

其实，《骑兵军》同“英雄”无关。书中那些人物身上暴戾凶狠果敢勇猛的个性，只同人类原初的生命本质相关。这也是巴别尔潜意识中所追求的，那些被犹太文化“教化过度”而丢失或削弱的精神。他期望通过写作，释放自己被秩序所规范和压抑的焦虑，从而变成“另一个”强大而真实的人。

我读巴别尔，最重要的收获，是再一次印证了自己的文学观——即写作首先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在俄罗斯文学中，哥萨克是作为“力与美”的象征存在的。巴别尔是犹太人，而哥萨克群落恰恰是拒绝犹太人的；哥萨克人充满了强壮的生命**，而对于自由和率真的崇尚，又使他们随时可以舍弃生命。因而，了解并描述这些驰骋在顿河流域的“有纪律的野兽”，对于他来说，具有极地探险一般的**。《骑兵军》其实一直有一条隐伏的曲线，就是作者与哥萨克的文化较量与对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别尔小说中所再现的哥萨克骑兵军骁勇无敌的“暴力”，并没有对这个世界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巴别尔本人，却死于另一种精神“暴力”。在他同自己的怯弱无能“搏斗”半生之后，面对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他本人莫须有的指控，他竟然诬告了自己的文学同行而后悔，最后却仍未免于一死……巴别尔生前也许始料不及，在理想主义的崇高旗号下，那些以某种崇高的名义所制造的血腥清洗，那些精心预谋的政治“暴力”，才是犹太人和哥萨克共同的敌人。相对于专制独裁统治的恐怖时期而言，骑兵军将士的所谓“残暴”，却闪烁着天真而透明的人性之光。

巴别尔的作品数量很少，从1936年到1957年，苏联再也没有出版过他的作品，直到1954年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至1986年，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评选一百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名列榜首。巴别尔的小说像一粒体积极小而质地无比坚硬的稀世钻石，在阳光下反射出多棱角的光泽。读者和写作者，可以从奇巧的构思、多变的文体、凝练干净的语言、惊人的观察力、不动声色的细节描写、马蹄般轻捷迅疾的叙事方式、“景物”书写中近于魔幻的想像力，还有复杂的思想内涵等许多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和学习。但对于我来说，巴别尔作品最重要的品质是：对自己的诚实。这种诚实，表现为他敢于向犹太人的“天敌”学习，敢于在作品中直面自己心灵中最隐秘的痛处的勇气。

巴别尔属于那种经验型写作的作家。在他的大多数短篇小说中，作者都是“在场”的。即便是用第三人称叙述，读者仍然能感觉到作者的“在场”——不插嘴的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的文本价值主要是“呈现”的真实感。但写作者最困难的就是“呈现”中“我”的位置。近年来曾经风行的“零度写作”，强调“无我”和“我”的缺席；可是巴别尔的小说却是“有我”的。有“我”在场的呈现，竟然能够做到如此“客观”，这恐怕也是巴别尔很难仿效的原因。一方面，“我”在观察时，只带着一双“我”的睁大的眼睛，而忘记“我”的头脑存在，让“我”的情感暂时退场；另一方面，在记录时，努力控制克服矫正“我”的偏见，让那个充满矛盾的“我”凸现出来。这种“我”与“他们”的微妙复杂关系，构成巴别尔作品独特的魅力。

巴别尔小说的叙事价值，目前一般都集中在对他故事的高度浓缩和语言简洁的评价上。他的短篇小说有点像病理报告的切片，每一刀都下得又狠又薄。但我却对巴别尔的“极简主义”心存疑窦。我并不赞成小说语言应当“像电报和填写银行支票一样准确”这种说法。因为文学语言如同数字一般的绝对“准确性”，有违文学的基本常识。巴别尔小说中，有许多按常规应当展开描写的故事或细节，都被他省略或一笔带过了。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由于素材的准备不够充分。在《骑兵军》全书中，始终没有出现过“货真价实”的骑兵军战斗场景，这也许是由于巴别尔仅参加过很少几次战斗。文字的简练无疑是写作的美德和才能所在，但在关键处若是“简练到无”，会有一种断裂的缺憾。

严格说，《骑兵军》中的短篇小说，并非每一篇都是“经典范本”。其中某些篇目给人一种“重心不稳”的感觉，结构不“端正”，更像札记和随笔，结尾往往仓促而止。不像契诃夫莫泊桑的短篇那么中规中矩或头尾呼应，也不像卡尔维诺小说具有深刻的寓言性和现代性。《骑兵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可以明显看出巴别尔对于文体探索与实践的兴趣。书信体、对话体、有时甚至只是某个场景，有时是一个截面或是片段，有时甚至根本没有人物，而有的人物却是反复出现的（例如师长萨维茨基）。但是，也许正因其文体之特异，才为文学提供了新的因素。惟因其不拘一格的独创性，《骑兵军》的铁蹄才能在巴别尔辞世65年之后，仍然在全世界的土地上疾驰。

掩卷后我曾产生过一种有趣的联想：《骑兵军》其实是用“分解”的方法进行构思的。这一篇专门写这人的五个脚趾头，那一篇写这人的眉毛，再一篇是写他的头发。每一篇都是哥萨克的一个局部，然后，三十几篇小说合起来，汇集成书。一页页读下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连接起来，越来越清晰，最后变成了一个剽悍、精壮、完整的哥萨克人体——群落。而其中的每一根毛发、每一块血肉，都可以提取出哥萨克人的精神基因。所以，必须读完《骑兵军》全书，才能真正了解巴别尔。在我看来，他的贡献还应当加上：为文学提供了一种短篇小说集可作为另类长篇小说阅读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