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和：嫁给爱你的人就一定幸
1988年，沈从文因心脏病突发在家中逝世，四年后他的骨灰被运回家乡凤凰，一半撒在沱江里，一半葬于墓中。
沈从文的墓碑是一块从南华山上采下来的巨型玛瑙石，墓碑正面上的铭文，是由妻子张兆和从其《抽象的抒情》中选出的一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墓碑的背面，镌刻的是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的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十六个字尽述沈从文的为人。
沈从文去世以后，张兆和整理了他们的通信，出版了《从文家书》。她在后记中写道：“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出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在“得不到”和“已失去”的执念里挣扎，仿佛早已经是人生的常态。这大约也是张兆和会选择那样一句话作为他的铭文的原因吧。
她口上说“不懂”，其实是深懂，这样说出来不过是另一种深沉的怀念。连同她的家人，都因为太懂他，所以才能对他的为人做出那样精辟的总结。今人却总以此来反复丈量她的感情，称重她的爱情。
但如同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也胜过千言万语。一个浪漫主义者和一个现实主义者的爱情，表象从来都不是一样的。但这并不代表张扬奔放的就是爱得热烈，内敛静默的就是淡漠无情。
如果说他的爱情是高扬的战歌，全世界都为之心颤；她的爱情却是午夜的私语，乍听之下静谧无声，静下心来却是温暖熨帖。
老子在《道德经》里写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其实用在爱情里也是一样的道理。
著名旅美学者陈世骧先生1966年在写给金庸的一封信里，曾对他的小说《天龙八部》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
而这八个字对于世间大多数的感情，也都能做一个很好的诠释。游坦之和阿紫便是将这种“我爱你，但你不爱我”的状态演绎到极致的虚构人物。而现实世界里，并没有这样纯粹的绝对，它要复杂得多。
被一个“赤子其人”的才子疯狂爱恋，于某些人来说是蜜糖，于某些人来说就是砒霜。尝到口里，并不因为他是“才子”“文学家”等带着光环的定语而改变味蕾咂摸出的滋味。感情，从来无所谓对错，也没有值不值得。
从沈从文开始追求张兆和，历经了近四年，其间到底写了多少情书，怕是张兆和自己都不记得了。只是从幸存的书信里，管中窥豹那些热烈浓厚的文字，怎样一番地叫人脸红心跳、心旌摇**。
看过那样多的情话，最动人的一段始终是：“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那果真是她最好的年纪。
1928年，经由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教授大学一年级的现代文学。第一天上课，他站在学生面前，窘迫良久，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转过身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笑了，也缓解了他的尴尬。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曾浪迹于湘川黔交界的行伍之中。凭着对文字的天分和努力，一步一步从北大旁听生变成了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文物研究者。能促成其成功的，除了才华，便是惊人的毅力。而这种毅力不仅体现在创作之路上，在爱情上亦是如此。
在那群目睹他惊慌失措的学生中，就有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曾祖父张树声历任漕运总督、几省巡抚、两广总督，直至直隶总督。到了父亲张武龄这里，不再为官而专心教育。张家有良田万亩、商铺无数。母亲陆英也是大家闺秀，据说结婚时的嫁妆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十条街。
张兆和在家中排行第三，下面还有一个妹妹和六个弟弟。张家的四个女儿被称为“合肥四姐妹”，叶圣陶曾说过：“（苏州）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这一年她十八岁，正是个单纯活泼的女孩子。虽然皮肤黝黑，却有一张漂亮的瓜子脸。她身上有一种属于大家闺秀的睿智的宁静，又有一种极有朝气的健康活力，她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
这样的女孩身后自然有众多的追求者，她不停地收到情书，看完了也不回应。她给那些追求者做了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
当沈从文被她俘获，也加入到了追求者的大军中去的时候，他大约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了。这个没钱又没学历的“乡下人”，用二姐张允和的话说，只能算作“癞蛤蟆第十三号”。
才子的爱情向来都如疾风骤雨，他拼命地写着情书，她却是只字不回。
他迷恋但又自卑，他在她面前放弃了自我、抛却尊严，捧着一颗卑微的心，一心匍匐在她的脚下，哪怕是亲吻她的双脚都觉得是亵渎。他苦苦地、哀怨地等待着她的一丝眷顾，却始终一无所得。
这一份纤弱卑微的爱，如同张爱玲说过的：“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爱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样谨小慎微，一面奢望一面彷徨。
他魂不守舍、牵肠挂肚，她却不胜其烦、冷漠以对。他去她的室友那里打探消息，哭诉自己的苦恋，软硬兼施、寻死觅活得连室友都看不过眼了。学校里也起了风言风语，闹得她心烦气乱，最后张兆和只好拿着信去找当时的校长胡适。
没想到胡适却有成人之美的心，将沈从文足足地夸了一通，劝她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
张兆和却说：“我顽固地不爱他！”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
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这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能拒人自喜。”
以“拒人自喜”来描述张兆和未免偏颇，那个年纪的女孩子，怎么会没有一点清高和骄傲？
论意志坚韧，他有他追求爱情时的“死缠烂打”和锲而不舍，她却能在岁月洪流中坚忍不拔，收放自如；论才情，她的小说《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等，遣词造句、排篇布局也都是灵秀俊逸，可圈可点。她有家世，有姿色，有文采，也有资格不为那一点文名所动。
“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的信。”沈从文在后来的《湘行书简》里如是说，世人也这样笃定地认定。
果真是因为“信写得好”才最终叩开了她的心扉吗？其实他爱的又何尝是现实中真实的张兆和呢？
虽然如此被拒绝、如此被劝说，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却丝毫没减少。他的居所在变，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青岛，给她写信却始终没变。平淡的文字，娓娓而谈的字里行间，有一种“舍你其谁”的坚韧。
她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动了心。与其说张兆和是被他的信打动，不如说是被他的毅力感动了。
1933年，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也追随而去。为了拜访她的家人，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托巴金帮忙买了一套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作为见面礼。张兆和自然了解礼物的分量，只收下《父与子》与《猎人日记》，既不失礼也不逾越，却已经是一种婉转的信号。
此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不在苏州，老实木讷却才华横溢的沈从文得到了张家一群姐姐弟弟的欢心，张允和更是极力想促成这段姻缘。沈从文离开时托张允和询问张父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开明的张武龄对儿女的婚事并不横加干涉，任其自己做主。
张允和得到答复后给沈从文拍了一个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意义双关。
但张兆和怕他不明白，又偷偷拍了一封，写道：“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短短的几个字，里里外外甜得都滴得出蜜来。
这一年的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结婚。她成了他的“三三”，他成了她的“二哥”。
爱情的幻想可以漂浮在脑海里不食人间烟火，但人生最终却是要落地在柴米油盐之中，谁也逃不掉。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被排放在一个天地里，注定要有一番翻天覆地的磨合。两个来自完全不同家庭背景的人，一个是带着野性和奔放的湘西人，一个是烟雨迷蒙楼阁深处走出的大家闺秀；他喜欢他的野调无腔，她却是自小受过严格昆曲培养，修养极高。
除了某些书籍，可谓兴趣大不相同。
张兆和排行老三，上有姐姐，下有一堆的弟弟妹妹，地位尴尬，绝不是最受宠的。她更加务实且坚定，这种坚定继而带来一种倔强顽固，坚守自己所坚持的一切信念。她的务实让她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就能立刻进入到为人妻子过日子持家的角色。
她曾写信给他：“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对着一个浪漫主义者，谈论柴米油盐生计艰难，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体会也不愿意去体会的。说张兆和不曾理解沈从文，沈从文又何尝真正理解过她？
文人的浪漫主义，并不因年龄而改变，也不随岁月流转。所以就显得务实者是那样俗气不堪。这种俗气，是跟他的理想和浪漫相背离的。那种落差很快就会被乘虚而入，继而发酵膨胀。所以很快，他的灵魂被另一个人吸引了。
婚外情的对象叫高青子，一个喜好文艺的女青年，是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和熊希龄都是凤凰老乡，所以常有走动，因此沈从文和高青子得以相识。
这个和他一样充满文艺情怀的女子，恰好是他的崇拜者。她能和他谈论一切对他胃口的话题，也曾按照他小说中的某个人物穿着打扮，传递给他一种恰到好处又叫人心旌**漾的信息。
一边是深爱的妻子，却和恼人琐碎的现实生活绑定在一起；一边是叫他身心愉悦的精神共鸣，却注定要伤害深爱的人。沈从文为此茫然失措，体现在写作中，成就了《边城》这篇伟大的小说。他将自己“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后来，他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
而他亲口承认灵魂出轨对她会是怎样的打击？愤怒、惊讶、怨恨……那些情话音犹在耳、墨迹未干，转眼他就对别人有了不该有的情感。怎样的一种讽刺！张兆和愤而回到了苏州老家。
沈从文每天一封长信，想要取得她的原谅。他最难过的时候想到了林徽因，于是到梁家向她哭诉，希望“找个聪明的人”帮他整理一下他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林徽因以自己的经历开导他，理解他的处境，和他讨论“生活及其曲折，人类的天性，其动人之处和其中的悲剧、理想和现实”。
若说不爱他，这时候张兆和大可以彻底和他断绝关系。但，她没有，她选择了原谅。他们的婚姻还是在摇摇摆摆中走了下去。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沈从文和一批知识分子逃出被日军占领的北平，一路向南最后到达昆明。张兆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留在北平，沈从文热切地等待着她和孩子的团聚，却一直等不到。
时局动**，除却牵挂还有一丝忐忑。他还是不自信的，他的信里除却思念开始有了抱怨，甚至说如果她有了更好的人选他也不会阻拦。
可此时大儿子才三岁，小儿子不过才出生几个月，她还要照顾小姑子和他朋友的女儿。烽火连天的时代里，一个女子负担着这么多，跋山涉水岂是容易的事情？
她太了解他的天马行空了，嫁给他之后，她用自己的爱去包容了一个浪漫主义者的全部情怀，放下了所有能发展自己的途径，一个家庭中注定有一个人要付出得多。
他希望她为人母后还能有所精进，进行翻译工作，她告诉他：“你说译书，现在还说译书，完全是梦话。一来我自己无时间无闲情，再说译那东西给谁看？谁还看那个？”
她照顾孩子，精打细算、理顺生计已是不易，还要应对他时常的大手大脚、仗义疏财。
落在纸上的，始终都是精神臆造的美好，与现实一个交手，都会统统败下阵来。他抱怨她只爱他写信，她也抱怨过那个爱干净、生活整齐的沈从文只活在信里；他的信里全是风景、人文情怀，她的心里全是经济开销、人情世故。
但他们在各自的独立里，寻找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这一切都是婚姻必经的途径。
张兆和说，在家书抵万金的时代里，她是全京城最幸福的人。动**的年代，他们被时空割裂在两边，只有接到信的那瞬间才是踏实的。信里有孩子，寄送衣物，收存稿费，怎样节省吃穿用度，过日子的艰难，是否辞退老妈子……在这无边的琐屑里集聚起一点一点的温暖，才是不离不弃的理由、生死相依的枢纽。
如同沈从文写的那样：“每个女子就是一个大海，深度宽泛，无边无岸。”
她并没有因为没有热烈的爱情就放弃婚姻，而是尽自己的努力经营好它。她也许给不了热烈的爱情，却给了他无限的包容，近乎母亲般的放纵。像一个放风筝的人，不管风筝飘向哪里，她始终紧紧握住手里的线，让他在想找路的时候有迹可循。
而她也活在他的作品里，那些皮肤黝黑、容貌清丽的女子，都能从张兆和身上寻到蛛丝马迹。可以说，没有张兆和，就没有《主妇》，没有《边城》，没有《三三》，没有《湘行散记》，没有《从文家书》……
如果没有她，他一个人未必熬得过那最艰难的岁月。
在朋友反目、所有的成就被否定时，在饱受冷落乃至被打压排挤之际，沈从文放弃了写作。他曾因精神压力患上忧郁症，几度企图自杀。恢复以后，他将精力放在了古文物的研究上，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的《中国服饰史》。
他内心敏感而脆弱，因为居住条件恶劣，为了研究，沈从文自己搬到清华园去独居。张兆和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她很快地融入了时代，虽然不理解他对政治的排斥和游离，但仍旧体贴他的艰难和软弱，用更柔软的心去包容劝、慰他。她的内敛和强大是他后半生的依靠。
因为常年废寝忘食地研究，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几乎丧失了自理能力，全靠张兆和寸步不离地照料。如同照顾他们的孩子一样，她帮他穿衣、擦身、喂饭，帮他按摩活动四肢。直到他生命的尽头，都是她陪伴左右。
沈从文说历史“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也许旁观者才能更清楚地描绘当事人。在张允和的《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中，将他们的感情从头细细诉说，娓娓道来。而有一段，格外叫人眼眶湿润。
1969年沈从文下放的前夜，他站在早已凌乱不堪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面色羞涩且温柔，他对张允和说：“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封信。”
张兆和此时已经下放到湖北咸宁了。“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
何必在苦苦寻找什么爱或不爱的证据？那些早就融入血液的温暖，才是点点滴滴供养着生命的养分。
他从来都没有不幸，因为爱过那样好的一个人。她是他的“三三”“三姐”“小妈妈”，也始终是他生命里最好的人。
到底是嫁给“自己爱的人”幸福，还是嫁给“爱自己的人”
幸福？张爱玲之于胡兰成，张兆和之于沈从文，他们的爱情故事都是答案，又都不是唯一的答案。
感情的问题，更像是申论题，任你怎样直抒胸臆、天马行空地挥洒，永远都没有满分，也没有精确答案。
这听起来叫人沮丧又气馁，但这样的多元，才是人生百态，才是人间滋味。
我们能做的仅仅是，在爱的当下，努力地去爱：能尽力的，尽力去爱；能尽情的，尽情去爱。
相守比相爱更难，不管爱得多还是爱得少，只要是真情，都足够在老去用来回味，在寒冷时用来温暖，都算得命运温柔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