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人若无刚，不如粗糠。没有阳刚气概的男人，就好像一把刀上没有钢刃。南唐后主李煜，既为人主，又处宋人虎视之下，却无丝毫振作硬朗的作风。整日里写点缠绵的小词，拥香搂玉，萎靡颓废，最终落个国破家亡。宋太宗一杯毒酒，结束了李煜窝囊的一生。

人若太刚，容易受伤。刚强对一个男人来讲很重要，是男人身上极可贵的品质之一，但刚强也有限度。一味地要赢、要强，很容易伤害身边的人。而且在困难和挫折一味好强也不见得明智。硬支死撑的结果，往往是精血耗尽，无可再撑而一蹶不振。项羽当年就是因为过于刚强，而导致部下大多转投刘邦。直至乌江边一败涂地，他仍是不愿放下半点硬气，用自杀式的战斗给自己的悲剧画上句号。英雄则英雄矣，但他的战死何尝对得起三千江东子弟？倘若柔韧一些，渡河而去，沉痛反省，东山再起放手一搏成就大业的话，不是对江东死去的子弟有一个更好的“酬谢”吗？然而，大王无能，唯有以死报答诸位。

男人刚强，女人阴柔，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但男人的刚中应有柔。太刚易缺，太柔则折。好男人如一把千锤百炼的宝剑，刚可以削铁如泥，柔能够绕指似丝。

晚清重臣曾国藩就是一个刚柔相济的狠角色。他刚练水勇时，连朝廷的调遣令都敢违抗。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水陆两兵勇才万余人，还不能够与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抗衡。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鲁莽无知向朝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调湘军出省支援外省）谕旨。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普通农民起义队伍可比。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能在陆地，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吃力不讨好的。曾国藩为此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正如他所说的：“敛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因而，当咸丰皇帝催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便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我知道自己才智浅薄，只有忠心耿耿，万死不辞，但是否能够成功，却毫无把握。皇上责备我，实在无地自容，但我深知此时出兵，毫无取胜的可能，与其失败犯欺君之罪，不如现在具体陈述，宁可承受畏首畏尾的罪名。”他进一步倾诉说：“我对军事不太娴熟，既不能在家乡服丧守孝，使读书人笑话，又以狂言大话办事，让天下人见笑，我还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呢！每天深夜，想起这些，痛哭不已。我恳请皇上垂鉴，体怜我进退两难的处境，诫臣以敬慎，不要再责成我出兵。我一定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也不敢稍有退缩。”咸丰皇帝看到这封语气刚中有柔，柔中又带刚的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鉴天日，非独朕舌。”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

正是曾国藩这种刚硬的性格让他保存了湘军的力量，为湘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也为大清江山积蓄了后备力量。且不说他的这种违抗君命的做法是否正确，但是抗旨的勇气和强硬，是让人刮目相看的。

曾国藩在他一生之中，并不是处处推崇“刚”，他也重“柔”。熟读古书的他一定知道古人对于刚与柔的思辨。所以，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之后，曾国藩一直注意自己不可过于刚强。曾国藩号涤生，涤生就是洗涤性格中不好的东西，锤炼出理想性格。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曾国藩年轻时性格刚而倔强，几乎到了刚愎自用的地步，以致碰过不少壁。

曾国藩通过不断地锤炼逐渐改变了自己倔强而近于刚愎的性格，从而使他具备了刚柔并济的性格特征。特别能显示曾国藩刚中有柔性格的地方，是他和左宗棠的交往。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纳，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语言尖锐，锋芒毕露。曾国藩在江西端州营中闻父逝世，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第二天，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登门拜访并手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得左宗棠的篆书，表示敬仰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由于曾国藩采取宽容的态度，用柔和的心态包容刚硬耿直的左宗棠，两人一直相处得融洽。

曾国藩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也是刚柔兼济。正是这种刚中有柔、柔中带刚的性格使曾国藩游刃于相互倾轧的清代官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