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如宝石般珍贵

诚信是道德桂冠上的蓝宝石。

——佚名

诚信乃做人之本，这是许多成功人士恪守的人生准则。一个讲诚信的人，在他事业的发展路上还会一帆风顺，人生也将会亮丽多姿。

人生积极向上的基础是诚、敬、信、行。诚是构成我们中国人文精神的特质，也是中国伦理哲学的标志。诚是率真心、真情感，是择善固执，是用理智抉择真理、以达到不疑之地。不疑才能断惑，所谓“不诚无物”就是这个道理。而“信”则是指智信，不是迷信、轻信，这种信依赖智慧的抉择到达不疑，并且坚定地践行。一个不讲诚信的人，“讲话无人信，喝酒无人敬”，在这个人与人互动互助更加密切的今天，要想获得事业、爱情、友谊的成功是很困难的。

孔子讲“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言而有信，人无信而不交”。孔子所说的“信”，即为诚信，就是提倡人要说真话，道实情，守信用，说话算话。在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中，“诚信”二字的分量可谓沉甸甸的。因为讲诚信，刘备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得军师，如鱼之得水也”。他充分信任、重用诸葛亮，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同样因为讲诚信，诸葛亮知恩图报，辅助后主，力保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因为讲诚信，关羽铭记“桃园结义”的誓言，“身在曹营心在汉”，“千里走单骑”，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回到刘备身边。人们崇拜诸葛亮，敬仰关羽，就是崇拜、敬仰他们这种诚信的可贵品质。

无论在哪个时代，人都不能离群索居。人和人之间要有顺畅的交流、沟通，彼此寻求寄托与抚慰，这是对个体存在的认证，更是对生存状态的肯定。而彼此认同的产生其实就是一个彼此信任、互相接纳、多元包容的过程。作为社会的最小个体存在，我们不能要求别人重守承诺，但我们自己却要做到真诚守信。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向来都是重信守诺，是讲信用的民族。在传统社会里，我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信用”的核心是强调对事业的忠诚，对朋友的信义、对爱人的忠贞以及做事诚实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指的是一个人资信记录，是指一个人的负责任的能力，不只是简单的道德人品问题。信用是一个人内在气质的综合反映，是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是一个人发展的必备品德。

诚信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无论是夫妻、朋友还是同事甚至是陌生人，良好的沟通与交流讲求的都是真情流露，这是建立在真诚表达、无欲无求的基础之上的。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人际交往越来越频繁，要获得别人的情感认同，不断取得信任，就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从小事做起，友善待人。要知道，无论时代怎么变，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不会变，也不能变。

三国时，蜀汉建兴九年，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输军粮，再出兵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祁山堡）第四次攻魏。魏明帝曹睿亲自到长安指挥战斗，命令司马懿统帅费曜、戴陵、郭淮诸将领，征费曜、戴陵二将屯扎，自己率大军直奔祁山。面对着兵多将广，来势凶猛的魏军，诸葛亮不敢轻敌，于是命令部队占据山险要塞，严阵以待。魏蜀两军，旌旗在望，鼓角相闻，战斗随时可能发生。在这紧要时刻，蜀军中有8万人服役期满，已由新兵接替，正整装待返故乡。魏军中有30余万，兵力众多，连营数里。蜀军会在这8万老兵离开后更显单薄。众将领都为此感到忧虑。这些整装待归的战士也在忧虑，生怕盼望已久的回乡愿望不能立即实现，估计要到这场战争结束方能回去了。

于是不少蜀军将领进言希望留下这8万兵，延期一个月，等打完这一仗再走。诸葛亮断然拒绝道：“统帅三军必须以绝对守信为本，我岂能以一时之需，而失信于军民。”诸葛亮停了停，又道：“何况远出的兵士早已归心似箭，家中的父母妻儿终日倚门而望，盼望着他们早日归家团聚。”遂下令各部，催促兵士登程。此令一下，所有准备还乡之人在意外的同时更是欣喜异常，感激得涕泪交流，纷纷说丞相待他们恩重如山，要求留下参加战斗。那些在伍的士兵也受到极大的鼓舞，士气高昂、摩拳擦掌，准备痛歼魏军。

诸葛亮在紧要关头不改原令，使还乡的命令变成了战斗的动员令。蜀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魏军大败，司马懿被迫引军撤退。犒劳三军之时，诸葛亮尤其褒奖了那些放弃回乡、主动参战的士兵。蜀营中一片欢腾。

诸葛亮取信于士兵，宁使自己一时为难，也要对士兵、百姓讲诚信。一次欺诈行为可能会解决暂时的危机，但是这背后所隐伏的灾患比危机本身更危险，对此，诸葛亮深为了解。

孟子在回答公孙丑问到什么是知言时指出：偏激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说乱语，我知道它的所指；奸邪的话，我知道它的恶意所在；吞吞吐吐之言，我知道它回避的是什么。这就是说，片面、失误、歪邪、理屈这四种过失都与人性的偏激、****、奸邪、躲躲闪闪四种本性有关。因为人的言语，是出自于人的思想，从他言语的错误便可知他思想的错误。并且内心的真诚乃至虚伪，尚不可蒙蔽于人，更何况昧着无理之心去欺骗上天呢？

由此看来，诚信对于做人是极为重要的。欺诈之心，时间长了，人们认清了它的本来面目，就会鄙视它、蔑视它、疏远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