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49年1月30日的伦敦，清冷而阴暗。天刚蒙蒙亮，人们便迎着凛冽的寒风三五成群地向白厅宴会堂外面的广场涌去，把一个偌大的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下午一点半钟，面对广场的宴会堂中间那扇窗子打开了，全场顿时肃静下来。在众目睽睽下，一个全身黑色装扮，面色惨白的瘦长巾年人被带上宴会堂外面的绞刑台上。原来，他就是新近被国会宣布为“暴君、叛徒、杀人犯和英国全体善良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他已用专制方法统治了英国24年。这一天是他被当众处决的日子。当执刑完毕后，群众振臂欢呼，互相拥抱，纷纷把帽子抛向天空以示庆贺。5月，英国宣布成立共和国，在人民群众革命浪潮的推动下，英国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君主制被取消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进入**。
大家知道，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前后共经历近50年，直到1688年才告结束。
革命前的英国是个农业国，人口只有四五百万，其中农民占五分之四以上。以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和国教教会是英国最大的剥削者和反动势力。广大农民耕种的土地绝大部分属于他们，农民除向他们交纳大量封建地租外，还被一系列沉重的封建义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无地的贫苦农民生活得更加悲惨。
15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发展起来。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6页）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是它首先深入农村。英国的毛纺织业特别发达，羊毛及毛织品畅销国外，从而使养羊事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从15、16世纪以来，一部分地主贵族开始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牧场。这部分贵族称为新贵族，以别于旧的封建贵族。他们一方面把自己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改为牧场；一方面大量圈占荒地、丛林、沼泽等公共土地，筑起篱笆，围以沟壑，饲养羊群。同时，他们还借助封建法庭势力，把农民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赶出去，把从农民手里掠夺来的土地改为牧场。被剥夺土地的农民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封建政权采用各种残酷刑罚，迫使他们遵守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这些措施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圈地运动”。圈地是原始积累的一种典型方式。它实质上是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脱离，把农民的土地转化为资本，把农民转化为资本家的雇佣奴隶。
自16世纪以来，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除广泛发展的毛纺织业已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外，采煤、冶铁以及锡、铜等冶炼方面也进入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阶段，有的工场规模很大，拥有几千名工人。出现了诸如肥皂、火药、玻璃、造纸等新兴的工业部门。对外贸易和海外殖民的发展也很迅速。
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不满。农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多次举行起义，他们的起义和斗争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强大动力。封建政权不仅对农民实行残酷的统治，而且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例如，国王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税收和兵源，禁止任意圈占土地，违者严惩。他还把肥皂、纸张、玻璃、毛织品等几百种商品划归为自己的专利，实行专卖。此外，国王还规定年收入在40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都要接受骑士称号，缴纳一定数目的骑士捐。国王的这些措施大大地损害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新贵族的利益，他们结成同盟反对封建君主制。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英国封建王朝的反动专制统治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达到顶点。
1603年，英国都铎王朝女王伊丽莎白死后无嗣，由她的堂弟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斯图亚特继承王位，在英国称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统治时期。詹姆士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高唱王权神授的反动理论，宣称他们的权力来自上帝，反对他们就是反对上帝，要受到严厉的惩治。他们无视议会的权力，巧立名目，任意摊派捐税。在宗教信仰方面，对于那些敢于批评英国国教、宣传清教的教徒们实行残酷的迫害。他们的反动统治，使英国经济陷于停滞，物价飞涨，广大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再也不能按照老样子继续生活下去了，纷纷起来进行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也拒绝纳税。英国处于革命的前夜。1637至1639年苏格兰的反英起义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线。
1639年，苏格兰人攻入英国北部。为了筹措军饷，1640年4月查理一世被迫重新召开从1629年起就被他解散的议会。但这届议会只存在了三个星期，又被查理一世解散=然而在国内人民革命形势高涨和苏格兰人一再发动进攻的情况下，查理一世不得不再度召开议会。这次议会存在的时间很长，从1640年11月直至1653年4月，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长期议会”。长期议会的召开，结束了11年来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从此，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人民群众推动下，以议会为阵地展开了对查理一世和他的党羽——王党分子的斗争。
议会成立之初，查理一世迫于国内革命形势，对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作了一系列让步，如宣布处死他的宠臣，国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任意解散议会和征税等。1640年底，议会又通过了《大谴责书》，列举查理一世及其政府最近10年来所有擅权渎职的罪行和长期议会召开以来的成绩，并提出保证工商业自由发展，限制主教权力，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等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新贵族利益的要求。
《大谴责书》是革命初期英国资产阶级的纲领性文件。查理一世拒绝接受，并于1642年初亲自带领400名武装卫队冲入议会，企图逮捕正在开会的皮姆、汉普敦等5名反对派首领，、查理扬言“要揪着那些反对派的耳朵，把他们拎出会场”，企图制造一起“血溅下院”的惨剧。然而皮姆等早已听到风声，在民兵保护下躲入资产阶级控制的伦敦城区。国王进入下院后，伦敦城内立即响起警报，民兵们集合起来，决心用武力保护议会。伦敦市民和附近的农民也都武装起来，严阵以待。国王亲自逮捕议员领袖的计划落空了。当国王走出会厅时，群众一起拥向国王，向他的轿车投掷革命传单。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粉碎了国王的阴谋，逮捕令被迫撤销。1月10日，当皮姆等5人胜利回到议会时，查理一世垂头丧气，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伦敦，出走到北部的约克城。他企图在落后的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封建贵族中寻找支持，英国处于内战的前夜。
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城升起了国王的军旗，正式向议会宣战。内战开始后，英国分裂为拥护议会和拥护国王的两大阵营。大致说来，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东南部站在议会方面，而落后的西部和北部地区拥护国王。从阶级成分上看，城市资产阶级、新贵族、自耕农和租地农业家等支持议会，广大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学徒工也都同情并大力支持议会。站在国王阵营一方的，主要是封建贵族、英国国教会，以及部分地区的落后农民。站在议会方面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都属清教徒，他们衣着朴素，头剪短发（当时只有贵族才有留长发的特权），因而被称为“圆颅党”。而拥护国王的人多数属于衣着华贵、腰挎长剑、长发披肩的贵族，因此获得了“骑士党”的诨名。
从实力上说，优势在议会方面。因为主要工商业城市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财源丰实，还拥有许多重要港口、舰队和大量受过训练的民兵。而查理一世的据点则是落后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财政上只能依靠贵族的临时捐助。由于战争开始时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保守派手中，即掌握在长老派手中，他们害怕革命深入发展会触犯到他们的利益，不愿同国王彻底决裂，只求国王能作些让步，达成一些妥协就满足了。因此，尽管议会阵营处于优势地位，但打起仗来却屡遭失败。议会军的失败，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
1645年，军队的领导权转入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手中。独立派同封建专制制度有较深刻的矛盾，他们不同意长老派的妥协让步政策，要求对国王进行坚决的战争， “打垮了国王再进行谈判”是他们的信条。独立派的首领是奥列弗·克伦威尔（1599-1658年）。内战开始后，他对议会军腐败、缺乏战斗力的情况十分不满。他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纪律严明的军队。克伦威尔依靠这支军队，先后取得了马斯顿荒原之役(1644年7月)和纳斯比大战（1645年6月）的决定性胜利，扭转了战局。查理一世见势不妙，化装成仆人，北上逃往苏恪兰，企图在那里养精蓄锐，卷土重来，然而苏格兰人把他拘捕起来，以40万英镑的高价卖给了议会。议会把他囚禁在荷思比城堡中。第一次内战结束。1647年底，查理一世逃跑，到威特岛被郡长扣留。1648年2月起，王党又乘机在许多地方发动武装叛乱，挑起第二次内战。大敌当前，军队内部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又联合起来，共同镇压王党叛乱。1648年8月，克伦威尔击溃了王党军队。9月，占领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第二次内战以议会阵营的胜利而结束。
内战结束后，长期议会的领导权转入独立派手中。他们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成立了一个高等法庭，对查理一世进行审判。法庭最后把查理一世判处死刑。处死查理一世，英国宣布为共和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达到**的标志。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革命运动。这次革命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期的革命运动，属于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不是同人民群众结成联盟，而是同新贵族结成联盟共同领导革命，因而使革命具有保守性和不彻底性。它没有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依附关系依然存在，贵族在国家政权巾仍占有重要职位。革命结束后，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的要求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议会反而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圈地的法令，变本加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到18世纪末，英国的自耕农已基本消失。尽管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是人类从封建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里程碑，它为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扫清了道路。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但对本国，而且对所有欧洲国家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运动，都有着巨大的影响。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次革命，称它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这次革命意味着“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18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