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不可走极端

在待人处世中，万不可把事情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可回旋的余地。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返，循环往复。 《倜易·复卦·彖辞》中说： “复，其见天地之乎！”“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中国人从周而复始的自然变化中得到心灵的启示： “无来不陂，无往不复”，老子要言不烦地概括为： “反者道之动。”人生变故，犹如环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

生活既然如此，安身立命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不及是大错，大过是大恶，恰到好处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和。常言说： “做人不要做绝，说话不要说尽。”凡事都能留有余地，方可避免走向极端。特别在权衡进退得失的时候，务必注意适可而止，尽量做到见好就收。

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看他会不会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并不是懦弱，在人生的进程中要善于权变通达，能屈能伸，在适当的时候心情愉快地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目标去追求，小有所成，感觉良好。自不量力是安身立命的大敌。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不贪欲、不恋战，是古今中外智者的忠告，更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艺术。

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狄仁杰出任宁州（今甘肃宁县、正宁一带）刺史。当时，宁州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 “抚和戎夏，内外相安，人得安心”，郡人为他歌功颂德。是年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返朝后上表举荐，狄仁杰升为冬官（工部）侍郎，充江南巡抚使。狄仁杰针对当时吴、楚多庙宇的弊俗，奏请焚毁祠庙1700余所，唯留夏禹、吴太怕、季札、伍员四祠，减轻了江南人民的负担。垂拱四年(688年)，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政，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响应，武则天平定了这次宗室叛乱后，派狄仁杰出任豫州刺史。

当时，受越王株连的有六七百人在监，籍没者多达5000人。狄仁杰深知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被迫在越王军中服役的，因此，上疏武则天说： “此辈成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武则天听从了他的建议，特赦了这批死囚，改杀为流，安抚了百姓，稳定了豫州的局势。

其时，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迅，将士恃功，大肆勒索。狄仁杰没有答应，反而怒斥张光迅杀戮降卒，以邀战功。他说： “乱河南者，一越王贞耳。今一贞死而万贞生。”“明公董三十万，平一乱臣，不戢兵锋，纵兵暴横，无罪之人，肝脑涂地：”“但恐冤声腾沸，上彻于天。如得上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狄仁杰义正辞严，张光迅无言可对，但怀恨在心，还朝后奏狄仁杰出言不逊。狄仁杰被贬为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后为洛州司马。

但是，狄仁杰的才干与名望，已经逐渐得到武则天的赞赏和信任。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开始了他短暂的第一次宰相生涯。身居要职，狄仁杰谨慎自持，从严律己：一日，武则天对他说： “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谮卿者乎？”狄仁杰谢日： “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臣不知谮者，并为善友。臣请不知。”

张光迅因为遇到的是狄仁杰，所以幸免于难。在我们赞赏狄仁杰的坦**豁达的时候，还要吸取张光迅的教训，世事难料，所以不要走极端，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下面这个例子也是做事走极端的故事。

商朝时期，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立叔齐为国君，等到父亲死了，叔齐要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 “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不肯继承君位，也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昌能够很好地赡养老人，就想何不去投奔他呢！可是到了那里，西伯昌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武王追尊西伯昌为文王，并把他的木制灵牌载在兵车上，向东方进兵去讨伐殷纣。伯夷、叔齐勒住武王的马缰绳谏净说： “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能说是孝顺吗？作为臣子去杀害君主，能说是仁义吗？”武王身边的随从人员要杀掉他们。太公吕尚说： “这是有节义的人啊。”于是搀扶着他们离去。

等到武王平定了商纣的暴乱，天下都归顺了周朝，可是伯夷、叔齐却认为这是耻辱的事情，他们坚持仁义．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上，靠采摘野菜充饥。到了快要饿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那歌词是： “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薇菜。以暴臣换暴君啊，竟认识不到那是错误。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转眼消失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唉呀，只有死啊，命运是这样的不济！”于是饿死在首阳山。

追求仁德是圣贤所为，但凡事都不应钻牛角尖，伯夷、叔齐就是因为太强调仁德不会变通，才饿死在首阳山。

中国人办事讲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折中调和，不走极端。在为人处世时，严格要求自己，办事知道节度，不走极端，可以通行无阻，马到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