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 痣

[英]贝莱斯弗

“凶犯往往会由于一个小而致命的疏忽被抓获。”这是我在跟赫顿谈论他破获的那些谋杀案时,提到的老套的看法。

赫顿说,“那倒不一定。”他举出19世纪的“撕人魔”杰克做例子,指出他虽然犯下一系列杀人案件,到现在还逍遥法外。

我反驳说:“一般来说,那些案子作案动机没那么明显。”

“所以我敢说,犯下那样的案子,逃跑比较容易。”

“按你的说法,那些有作案动机的大案怎么解释呢?”他列举了近10年来的三四起凶杀案,罪犯至今都没有抓到。

我承认说:“确实,那些案子很快就被人忘记了。”

“另外还有些案件公众压根儿就不知道,因为报纸没有详细报道过。”他停了停,若有所思地笑了。

我冒失地问:“你是在想其中一个特殊案例吗?”

他点点头:“那个案子情节一波三折,另外还包括挺有意思的心理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因素,完全出自女人本性的基本弱点。这种弱点,也可称之为盲目,是一种可能犯罪的条件,你简直可以把那个案子写成一部小说。等我去找一下我的旧笔记本。案情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但犯案的日期却得查一下笔记才能搞准确,日期在这个案子里很重要。找到本子后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给你听。”

他找来了笔记本一边翻,一边说:“那起案子的时间是1910年春天,当时我跟我母亲住在伦敦南区。两位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人我都认识,因此我涉足了这个案件。

“那是同住在一栋公寓里的两姐妹,她俩因为同母异父,所以姓氏不同。姐姐叫荷里娜·格里埃,35岁左右,大高个子,粗嗓门,左下巴有颗6便士硬币那么大的黑痣,痣上还有一撮毛。据说,她是个十分虔诚的宗教信徒,一直对妹妹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妹妹叫洛丝·莫沃尔,才20岁,因为母亲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便去世了,她把荷里娜看做母亲般亲近。

“4月8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莫沃尔小姐来找我,想向我询问一些事情。她问我:‘赫顿先生,请问您是位侦探吧?’我告诉她,我在伦敦警察厅刑事调查部工作。她问我可不可以私下里给她出出主意。我说只要她不要求我隐瞒什么罪行,我愿意为她提供帮助,于是她讲出了下面这个故事。

“她说她的姐姐荷里娜·格里埃最近失踪了。3月12日,格里埃小姐说她身体不舒服,去了沃斯特邦。那个借口也貌似有理,因为她近来神经确实非常紧张,时不时会犯歇斯底里症,她妹妹常在大半夜听到她在自己的卧室里高声祈祷。不过,她这次走得太突然了些,连具体通讯地址都没留下,只让妹妹把信寄到沃斯特邦邮局候领处。

“莫沃尔小姐开始时十分担心姐姐会出事,不过这种担心后来渐渐消除了。她姐姐陆陆续续给她寄了一些信,她一共收到过四封。每封信都没有留下居住地址,也没注明几月几日,只写了星期几。

“第一封信是3月15日星期二收到的,信中说她租住的慈善公寓不太理想,因此随时都可能换个地方。

“另外三封信里,她没有再提住在哪儿,也根本没说她在干什么。那些信的内容都很空洞,明明是匆匆写下来的,她说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也没提心情不愉快或者有什么苦恼。因此从那四封信来判断,她的日子似乎过得还算愉快。

“最后一封信是3月29日那天收到的,注明的是‘星期日’,从那以后荷里娜·格里埃小姐便不再来信了。莫沃尔小姐写过几封信寄到沃斯特邦邮局询问消息,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我首先询问莫沃尔小姐,格里埃小姐是否患有抑郁症,那会不会导致她自杀?莫沃尔小姐摇摇头说不会。

“我又问:‘那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她回答说:‘说不清楚。’

“我觉得她大概隐瞒了什么。但是当时我也没再追问,转而细看格里埃小姐几封来信的信封。

“其中三个信封上有沃斯特邦的邮戳和日期,印得比较清楚,可是没什么用途。最后一封的邮戳就辨认不清了,我勉强辨认出来末一个字母前的两个字母是‘UR’,起首的那个字母像是‘E’,跟前三封信的邮戳一比就立刻看出了不同。我又用放大镜仔细察看,那个‘E’字母很可能是‘F’,勉强辨认出来的那两个字母其实是‘OR’。我拿出地图,发现沃斯特邦和圣安德蒙两市之间有个小车站孚沃夫多。

“莫沃尔小姐说之前从没听说过孚沃夫多,她姐姐也没提过那个地名。这时候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打电话到沃斯特邦邮局,问一下莫沃尔小姐近日寄去的信有没有被人取走,然后再调查一下那个叫孚沃夫多的小镇。要知道,像格里埃小姐那样一个陌生人出现在那里,肯定会惹人注意的。于是,我答应莫沃尔小姐第二天下午亲自去沃斯特邦调查。

“其实我当时真实的想法是荷里娜·格里埃小姐肯定已经自杀身亡,当然她的妹妹不能同意我的这种推测。要知道,那时我比现在年轻20岁,也没有太多的经验,所有的经验几乎完全是从调查一般犯罪事件中得到的,所以我判断青年男女的事有点过分自信,很容易把他们简单地分成几大类,也不再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我第一次去沃斯特邦邮局调查时,一形容格里埃小姐脸上那颗大黑痣,邮局职员就说记得有那么一位女士,甚至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日期,那个日期是她给妹妹写最后一封信的前一天。莫沃尔小姐寄给她姐姐的信直到3月26日星期六为止所有的都被取走了,后来写的5封信没人领取。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坐火车去孚沃夫多小镇的路上,我推测格里埃小姐恐怕患有某种妄想症,不过她还没病到晕头转向的地步,不打算让她心爱的妹妹知道她有意自杀而感到痛苦,所以小心翼翼地安排计划,让自己在妹妹面前消失。我越想越觉得我的推测有道理,可是很快我便了解到那和真相完全是两回事。

“孚沃夫多位于沼泽地带一处十分荒凉的地方,离海边不到半公里,距火车站一公里远,是一个只有五百户人口的小镇。那天下午刮了一阵大风,我心想这可真是个糟糕透了的地方,连个避风的树篱都找不到。顺便说一下,在那年头,那个火车站只有一个站台和一个小棚子,因为那是条单轨线,站上只有一名看守员,还同时负责卖票收票的工作。

“不过在我看来,孚沃夫多小镇倒也有它自己的优点。镇上只有一个信息中心,那是一个将食品、百货、文具和其他你能想到的物品汇集在一起出售的杂货铺,除此之外,这个杂货铺还负责投递邮件。杂货铺的主人是鲁宾逊夫妇,他们15岁的儿子乔也帮忙,驾一辆货车送货。全家三口人都很机灵,观察力也很强,可是跟这个行业的其他人一样,他们所注意的事都对我的调查没有多大帮助。他们对我要找的那位女上倒也略知一二,说她来到那里并没住在镇上,而是住在海滨。那家杂货铺老板同时还是位地产商的代理人,那位地产商在海滨一带盖了一个别墅村,建造了几座小别墅。

“直到那时,我的想法还没有得到证实,然而我得知格里埃小姐来过那里,她和一个男人自己称呼自己顾沃恩先生和太太,并和那个男人在海滨一所房子里同居。这一件事叫我惊讶不已,鲁宾逊夫妇告诉我这事时,我起先几乎不敢相信。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认识的女人当中谁最不可能瞎胡闹地跟男人私奔,那我准会把荷里娜列为首位。因为我跟荷里娜见过几次面,知道她十分虔诚自重。后来我想到,一定是因为荷里娜有些私房钱,那个男人在打什么鬼主意。不过使我叹服的是,荷里娜可不是个傻瓜啊,那个家伙居然能说服了她,叫她跟他私奔,手段真是不一般。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决定放弃了原先打听的方式,我告诉鲁宾逊夫妇我来自伦敦警察厅,并掏出我的警徽给他们看,要他们提供正式的证据。他们立刻认真起来。我确信鲁宾逊夫妇自始至终压根儿就没怀疑过那位自称为亨利·顾沃恩先生的家伙犯了诈骗妇女的行为。因为我记得他们头一个反应是告诉我顾沃恩先生和太太在离开前把账目全付清了。

“我把从鲁宾逊夫妇那里逐步了解到的情况在头脑中大概整合了一下,结果发现,一切跟我预先设想的情况真是大相径庭。开始那部分倒还符合我的想法。顾沃恩先生显然从一开始就十分谨慎,他自己在2月底先来到那里,大概了解了一下别墅村里的‘妙境别墅’的情况。他说他怕冷,所以他唯一坚持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有单独取暖的锅炉设备。赶巧刚盖好的头一幢房子正合他的要求,看上去他好像全年都要住在那里似的。他先预付了房租到3月底,甚至没要求看看房内的装修和摆设,便定了下来。他让他们预先备好食品杂物,尤其是烧锅炉的煤,说他会写信把他和他太太前来的日期通知他们。

“鲁宾逊夫妇对这位顾沃恩先生丝毫没有产生怀疑,他们十分高兴能在旅游淡季有这样一对好房客。据鲁宾逊太太的描述,顾沃恩先生个子中等,蓄有浓密的黑唇髭,皮肤比普通人要白。她怀疑他可能患有肺结核病,可她本人只见过他那一次。他们的儿子乔倒是个主要见证人,因为送货与顾沃思有过接触,但他没怎么注意到那个男人,只是含含糊糊地对他母亲的描述表示同意。

“至此看来,顾沃恩先生实现他邪恶计划的过程是相当顺利,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却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顾沃恩夫妇是在荷里娜·格里埃离开伦敦那天,也就是3月12日下午抵达孚沃夫多镇的。看样子他们样样事情都是事先写信安排好了的,他们预订了一辆小马车到车站去接站,然后直接前往‘妙境别墅’。

“此后半个月里,他俩像一对中年夫妇那样生活,顾沃恩太太有时到镇上去,还乘火车到沃斯特邦去过三四趟。不过顾沃恩先生除了到荒凉的海边去散散步之外,别处哪儿也不去。他们的食物全从鲁宾逊那家杂货铺购买,除去星期天,天天都由小伙子乔送货并取回新的订货单。

“随后,据顾沃恩太太说,顾沃恩先生患了流感。那天是3月28日,这个日期我们无须费劲就能确定下来,你可以注意到那个日期正是荷里娜给她妹妹写最后那一封信的第二天。顾沃恩太太对乔说他的病情并不严重,所以他们没请大夫,也从没打听过大夫,不过他得卧床休息几天。

“我们可以认为顾沃恩太太是由于顾沃恩先生患病而没能到沃斯特邦邮局去取妹妹的信,可是这并不能解释她为何从此不再给妹妹写信了。此外,乔认为顾沃恩太太自打她丈夫生病后就表现得有点儿‘古怪’。她有时从卧室窗口预订食品,有时写张纸条用摁钉钉在门上。有时他把牛奶、面包等食品放在外面的院子里,有时顾沃恩太太在后门口从他手中接过去。整个那段时间,乔没有迈进过那所房子一步。

“这些反常状况让我困惑不解,可后来还有更多令人惊讶的事等着我呢。

“顾沃恩太太和她丈夫先后离开了‘妙境别墅’。顾沃恩太太是在4月7日离开那里乘夜车去沃斯特邦的,顾沃恩先生随后在4月8日那天上午也走了,不过是回伦敦了。他要回伦敦,只能搭乘那趟从圣安德蒙开来的火车。

“鲁宾逊一家感到点儿惊讶,顾沃恩太太竟把病刚好点的丈夫独自撇在家里一个人出门。她是悄悄走的,走的时候只让乔赶车送她去车站,一路上没说什么话,也没携带行李,大家还以为她第二天就会回来。

“顾沃恩先生那天上午走的时候却相当惹人注意。据鲁宾逊一家人说,他虚弱得很,而且显得十分不安。乔在8点钟叫门送牛奶和面包时,他已经整齐地穿好大衣,戴上了帽子,从卧室那扇窗户跟乔说了几句话。乔在11点钟送他去车站,这时他又围上了一条宽大的厚围巾严严实实遮住了嘴。

“他们离开时发生的事情,我严格地盘问了乔,可我没再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唯一一件让人觉得不对劲的事就是顾沃恩太太居然会一个人先行离开,鲁宾逊太太说:‘我们猜想那两口子一定是吵架了’。除了这种观点,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解释。

“我向鲁宾逊夫妇要了钥匙,决定独自到那所房子去。我并不期望会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直到我快要离开时才有所收获。

“那边的房子都是小型别墅,其他几幢房子当时还没人住。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面的家具布置得很简单,只是为了夏季前来度假的游客临时居住。锅炉安装在厨房下面存煤的地窖里。每间屋子都收拾得干净利落,好像荷里娜在离开之前已为下一个房客着想好了似的。只有那间卧室可以看出顾沃恩先生前一天大概在里面睡过,即使如此,也还算整洁。我发现脸盆没用过,顾沃恩先生想必要么在楼下盥洗室洗了脸,要么根本就没洗。我没有很仔细地察看每样东西,看来,也没有什么理由该那样做。

“我正打算走出卧室,忽然想到应该察看一下暖气管。室内跟户外的冷空气相比还算暖和,我心想炉火熄灭的时间大概不算太久。这世上时不时会有极其偶然的事情发生。那管子是老式的管子,安装在暖气包和墙之间,我想用手顺着暖气管朝上摸一摸,忽然我的手指碰到一样使手发痒的毛乎乎的东西。我想是个蜘蛛,我特别讨厌蜘蛛,就把它揪了下来。可那并不是一个蜘蛛,如果你好奇,愿意去看的话,你可以在伦敦警察厅的犯罪博物馆里看到。那是一块6便士硬币一般大小的薄薄的黑橡皮,上面还有一撮用胶水粘牢的毛。我赶紧把那玩意儿收好。

“后来我乘火车回伦敦,一路上左思右想,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我推测在那后半个月里,顾沃恩一直在扮演他和荷里娜这两个角色,而这个人造的假黑痣就是他用来化装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越想越觉得符合事实,再一回想鲁宾逊一家人所提供的情况,就更显得一清二楚了。他以卧病在床为理由有一段时间没露面,这就可以让他除了面对乔之外,不必化装成荷里娜。随后在他扮成荷里娜离开的那天夜里,注意,当时天色已晚,他只跟乔谈了几句话,一直保持沉默,乔根本就没注意跟他说话的到底是谁。第二天上午,他以本人身份离开时,会用一条宽大无比的厚围巾遮住脸,是因为他为了扮演荷里娜已把唇髭剃掉了。至此我认为,这个谜团终于让我破解了。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查清楚那个家伙是否在4月8日的前一天晚上6点30分离开过孚沃夫多镇而又及时赶回来,然后在第二天上午再离开那里。

“这是不难做到的。我查看火车时间表,看出他可以在7点10分乘火车离开,7点50分在下一个停车站夸脱普里联轨站下车,从那里换8点5分的车去圣安德蒙,正好赶上9点15分的火车回到孚沃夫多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更近的北滩站就下了车,趁着漆黑的夜色从沙滩上步行回到‘妙境别墅’,这段路程也没有多大的困难,而且也不会有人发现他。

“我认为我的推测是准确无误的,因为我猜出了他耍这个花招的原因。他大概在3月28日左右杀害了可怜的荷里娜,接着在别墅里花了10天时间毁尸灭迹。他租房子的时候非要个锅炉,就是为了用来干这个的,他很有可能是把骨头烧化了磨成粉,再用硝酸毁掉!是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消灭一具尸体是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的。这一招亨利·顾沃恩恐怕早就策划好了。

“我认为自己这套推理非常准确,无懈可击,一回到伦敦我就向上司做了汇报。上司也相信我的判断,还祝贺我干得不赖,我便得意扬扬地回家了。顺便说一下,那天晚上我没去看望莫沃尔小姐。我打算办完这个案子再去告诉她,更重要的是,我也不想由我通知她这一噩耗。

“是不是到此时为止,一切都很顺利?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天气非常好,我又乘火车去夸脱普里联轨站。尽管我的上司指出尸体若给彻底销毁了,就很难判定亨利·顾沃恩犯了谋杀罪,但我还是希望找到他,再监视他24小时。

“然而侦察就从这时出现了问题。我原以为能查出顾沃恩先生化装成荷里娜·格里埃小姐在星期五晚上搭乘7点10分那班火车去沃斯特邦的情况,我也得知他后来在星期六上午又以本人身份乘车回了伦敦,可是在这两个场合,他一登上火车就似乎彻底失踪了。原本在这两个场合,他应该是个惹人注目的人物,但事实上是在夸脱普里联轨站或沿线任何其他地方,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上午都没人见他出现过。

“接下来我们对‘妙境别墅’进行了全面搜查,整个搜查过程干得极其仔细,我们挖开了花园的地面,掀开了地板,甚至筛过了炉灰,可是什么证据也没找到。后来我们却从另一方面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是我们在检查荷里娜·格里埃小姐的财务时发现的。她在2月份卖掉了她的全部公债券,把银行里的存款全都取了出来,并在里昂信托银行统统兑换成了法郎。那些钱全是票面一百法郎的钞票,我估计足有五千多英镑,钞票不是联号的,银行也没留下什么记录。好家伙,顾沃恩先生真是大捞了一把。”

赫顿苦笑了一下,望着我说:“老天!我后来绞尽脑汁思考那个案子,试图想出那个家伙怎么竟会那么机灵,叫我们抓不到他!所以,你看吧,这就是一起罪犯没留下什么犯罪痕迹的案件,除非你把他丢弃了那个假痣这件事算做一个疏忽,对不对?”

我问他:“那你压根儿没再见过亨利·顾沃恩吗?”

赫顿答道:“一直没有。”可是他的脸上挂着诡异的微笑,看样子,他还没把那个案子讲完。

于是我又问道:“也没再听到他什么消息吗?”

他答道:“我可没这么说。我们是在10年之后听到了所有有关他的消息。你猜我是从哪里听说他的事情的?”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我知道自己向来没有那种猜测的天分。

赫顿嘿嘿笑着说:“我是从荷里娜·格里埃小姐那里听到的!”

我感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你是说她一直都活得好好的?”

赫顿说:“一点儿没错,她压根儿就没被谋杀。这事件让我目瞪口呆,我想我后半生都从中受益匪浅,我告诉自己,今后再调查一桩案子时,千万不能让事先主观的推测误导。我要是没那么固执己见,也许就会……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后来格里埃小姐的妹妹莫沃尔小姐成了我的妻子,我们结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说完这些话便陷入了沉思。

我催促道:“你把这事的真相告诉我好吗?我很好奇。”

赫顿说:“当然可以,不过这部分不是我的专长,可能讲起来不太生动。我们一起来看,我先前说过的心理因素在这儿起了作用,但我没把握让你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你应该知道格里埃小姐的奶奶是法国人,所以格里埃小姐在法国住过很长时间,大概有二十年,她一直到二十岁左右才离开法国。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寡欲清心,谁也没料到她在中年时内心会忽然燃起一阵从没迸发过的情欲,这一点她妹妹倒是有所察觉。当初我告诉莫沃尔小姐说她姐姐跟顾沃恩先生私奔了,她没有表示出惊讶的意思,很淡然地跟我说:‘哦!我知道这件事早晚会发生的。’可我问她为什么会这样想,她的回答竟然是因为荷里娜一向厌恶那类事。

“这原因够奇怪吧?不过这我倒也能理解。如今人们常常谈论弗洛伊德什么的,管这种现象叫做心理压抑。但格里埃小姐这个例子并不那么简单,还掺杂着宗教方面的东西,所以情况就更糟糕了。

“总而言之,她曾经为情欲屈服过,根本不能自拔,她清醒过来后又变得越发虔诚,赎自己的罪,她最终信奉了罗马天主教,进入了比利时的一家修道院当了修女。洛丝·莫沃尔小姐就是从那里得到姐姐的消息的。

“那时,荷里娜认为自己快死了,就给妹妹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她们原来居住的老房子。这信后来几经辗转才到了洛丝手中。不过荷里娜并没有如她想的那样立刻死去,她后来又活了几个月,洛丝去看望过她姐姐三趟,断断续续把事情弄明白了。

“现在我从我个人的角度说一下事情经过,不过我肯定讲不出那个故事的气氛,我的用词也不足以形容出那个不幸的女人所经历的痛苦。倒是你可以根据这些素材写本小说,可是读者读起来想必不会感到愉快的。

“再回过头来讲那个案子。得承认我起先对顾沃恩的看法有些地方还是对的,他确实是我认为的那类坏蛋,他曾经策划谋杀荷里娜,用锅炉焚尸灭迹,然后穿上她的衣服,粘上那颗大黑痣溜走,给人留下假象。这事听起来麻烦,办起来并不太困难。他俩的个子差不多高,她的嗓音也容易模仿,再加上她那颗标志性的黑痣,他原本可以轻易地完成这项阴谋,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怎么也没想到荷里娜先下了手。

“在孚沃夫多镇住的前半个月里,她对顾沃恩产生了怀疑,而且疑心越来越重,最终使她决心摆脱他的正是我找到的那块古里古怪的假痣。

“有一天她轻轻走进卧室,蓦地发现顾沃恩正坐在梳妆台前试着往脸上粘那个假痣。顾沃恩是想看看他化装后的效果,这当然引起了她更大的怀疑,使她顿时悟出了他的阴谋诡计。要知道,她可是个聪明女人。而他模仿她脸上的缺陷,大大伤害了她的自尊心,狠狠地戳到了她的痛处,简直把她气疯了。

“顾沃恩看到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对她下毒手,两人就扭打起来。不过她比他强壮得多,而且他的心脏也很虚弱,于是她猛地一下子把他推到墙上。他撞到了后脑勺,昏倒在地。

“她要是把他捆绑起来,把他丢在那儿让他慢慢苏醒过来,那她也就问心无愧,不会认为自己犯罪了。但是她还没等顾沃恩清醒过来就把他掐死了。据她自己说,当时有一股没法控制的强大的仇恨力量控制了她,她疯狂地想要报复。我想大概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反应,使她既痛恨顾沃恩,也怨恨自己。

“这之后,她完全吓傻了。要知道,她不是个有经验的精明罪犯,所以当时心里一点儿主意都没有了。足足有十天工夫,她跟顾沃恩的尸体待在那所房子里,大部分时间都跪在地上祈求上苍宽宥。她说她在那段时间里什么也没吃。据说人在饥饿的时候,头脑最清醒,她在这段赎罪期间,确实还有足够清醒的头脑。她坚持露面,每天都向乔预订食物,然后再把他送来的食物销毁。她说这当然是神灵在指导她,这一点我也不否认。

“不过,她的灵感来得迟了些。她在那个星期五,也就是我头一次去孚沃夫多镇那天的前一夜,才想到逃跑。据她说,她已经在沃斯特邦坐上了火车,却忽然像圣女贞德那样听到一个‘声音’在引导她该怎么做。她认为那是个奇迹,也是她皈依罗马天主教的第一步。我相信心理学家会说那是由于10天的饥饿和心理紧张所造成的一种幻觉。可对我们警察来说,那只是回避问题的实质罢了。

“然而,她确实鼓起了很大的勇气,做出惊人的事情。当时她独自坐在火车一个隔间里,她从车厢的另一边跳下了车,跨过铁轨,沿着海边走回到‘妙境别墅’,因为天黑而没被人发现。那是新月的第二天,夜里潮水特别低。她回到那所房子,剥去顾沃恩尸体的衣服,把他拖到海边,绑上几块大石头,等午夜退潮时把他扔进了大海,让海水把他带走,从此顾沃恩这个人在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般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处于歇斯底里的亢奋中,她也不例外。按她的说法,一个‘声音’指挥她把房内打扫干净,收拾起她本人和顾沃恩的行李,最后身穿顾沃恩的衣服逃走。

“不管怎么样,她那阵子真的是非常幸运。她坐上从圣安德蒙开来的那趟火车,独自占了一个隔间,又换回了自己的女人衣服。正是因为如此,我在那条铁路线上没找到任何有关顾沃恩的消息。而我当时一心一意想找到顾沃恩的踪迹,压根儿就没想到打听她。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她从小生活在法国,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又有不少法国现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去法国或比利时是不需要护照的。她在半夜里渡过海峡,暗中把顾沃恩的行李扔进了大海。一到比利时,她就直接去了卢万。她熟悉那里,因为她年轻时去过那里,知道那里有一所修道院。

“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做了真诚的忏悔,然后没费多大劲就被接收为罗马天主教教徒。她还把20万法郎全部捐给了修道院,从此成了那里的一名最虔诚的修女。后来德国人占领了那个城市,大家请她做修道院院长,她过于谦虚而不肯担任。就这样,她在卢万足足住了11年,我猜想她在那里过得还算愉快,尽管一直在赎罪,而且也不跟任何英国亲戚联系。直到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才给妹妹写了封信。我相信在人生最后时刻,她除了思念洛丝,不再有任何欲望。

“如你所见,这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件最奇特的案子,它混合了心理因素、罪犯的智谋和超乎人想象的神秘性。人间有些事真好像是有天相助似的,所以我并不为自己受了骗痛心疾首。譬如说,我先前提到过的大风,吹得飞沙走石,把她的足迹消灭得干干净净;还有海潮,彻底冲刷了海滩上她把顾沃恩尸体拖到那里留下的一切痕迹。这其中混合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命运、运气或巧合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些词其实所指的完全是一个意思。

“现在,虽然一切都结束了,我还会为这个案子感慨不已。我们说过,荷里娜不是一个糊涂女人,她一开始就对亨利·顾沃恩起过疑心,可那个家伙对待女人功夫非常了得,不知耍了什么手腕竟让她着了迷;而她受压抑太久了,就像一个软弱的花季姑娘那样上了钩。一方面,他是唯一向她求过爱的男子,另一方面,我想大概是她血管里流着的热情的法国血液,叫她无法对那诱人的爱情说‘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