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亚与由于增长而实现的进步

在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时，把我们的因果“理论”与对案例真相的了解结合起来也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和贸易对经济扩张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就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内容。甚至在亚当·

斯密(1776)对国民财富"原因"的经典分析中就已明确提到这个问题。近来贸易增长理论的复兴凸显亚当·斯密本人亦特别强调的两个重要问题，也就是，(1)规模经济的重要性，(2)技术构成和人力对财富创造的影响。重点的改变在解释“东亚奇迹”以及它与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非常重要，不再强调主要根据已知的比较优势(传统的“李嘉图学派”强调的重点)获取交易利润。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规模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这也极大改变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度流行——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封闭式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之一。采取经济独裁是基于对出口的消极主义，它使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计划者们寻求更内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在国内生产所有需要的产品为目标。将“比较优势”作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取决于不同的要素比例，天然条件等)的真实来源，这种集中且普遍的观点无法说服那些分析家们，他们倾向于怀疑贸易扩展的可能性和低估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收益。闭关自守通常并不是一种高呼拒绝贸易的政策，而是悲观地认为贸易机会十分有限的结果。

随着贸易理论的重点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转变为亚当·斯密的规模经济论，贸易扩张的局限被重新大量阐述，出口消极主义的理由遭到猛烈批判。贸易限制条件不再被看作受要素比率和先天条件的不同所抑制，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丧失的，还包括运用规模优势和来自专业化的成果进行劳动分工形成的效率优势。印度经济规划中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这既是基于现代发展理论的原因，也是由于一些经济体的实践经验——比如那些东亚经济体——成功运用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模式。

对经济发展的最新研究，还尖锐地提出了劳动以及所谓的"人力资本"的作用。学校教育、边干边学、技术进步，甚至还有规模经济等因素的经济作用——在不同方式上——都可视为人的力量才是经济发展之源这一核心思想的贡献。根据经济学理论，强调重点的转变提供了填补巨大“空白”的方法，这一空白在索洛(Solow,1956)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到过，近来很多增长理论亦大量论述经济增长中直接的人力资本功能，它超越了通过物质资本的积聚创造出的贡献。我们在学习“东亚奇迹”和其他由于增长而实现的进步的经验时，不能忽视这些分析提供的大量深刻见解。

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更需要注意明智的公共行动和经济进步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公共政策对教育的推广和技能结构的改进有很大影响。在这些成功地由于增长而实现进步的国家里，普遍的基础教育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这些国家表现出色的现代工业中需要很多基本技能，培养这些技能必须实行初级教育，而中级教育更好。有些研究强调边干边学和在职培训对生产率的作用，而不是强调正式教育的直接影响，就业前在学校所受的基础教育显然对接受这类培训和学习的能力大有帮助。

所有这些由于增长而实现进步的成功国家和地区，他们在经济取得重大发展时的基础教育发展已比现在的印度先进得多。需要注意的重点，不在于印度的识字水平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的水平低得多，或者当时印度的基础教育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飞跃时低得多，而是印度目前的教育水平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始迅速扩展的时候落后得多。真正有启发意义的是，把现在的印度与1960年的韩国或1980年的中国作比较，任凭时间的推移，印度目前的识字水平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前开始市场经济变革时达到的水平还要低许多。

在亚洲的高绩效经济体的教育扩展中，政府在教育的推广上都起着主要作用。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大部分年轻人具有与现代工业化生产相适当的必要的读、写、交流和反应的能力。相反地，印度对扩大基础和中级教育表现出异常冷漠，无疑，"非常少"的政府行为——导致印度这方面规划的根本性失败。

当然，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肯定有机会运用知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出现(例如，在班加罗尔及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软件业及相关行业)。这些成就很重要，对印度的经济无疑也是佳音。但是印度国内教育体制的极度不平衡表明发展中存在实际障碍，这些障碍阻止大众共享一般的经济进步成果，特别是工业化成果，像韩国和中国那样——它们成功地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这些商品的生产不需要大学教育，只要人们接受普遍的基础教育就能够遵照明确的指导原则和保持质量的标准。相反地，即使印度能够占领全球计算机软件市场的大部分份额，跟那些贫穷的、未受教育的大众仍未有多大关系。制造简单的刀具和闹钟远不如设计艺术级的计算机程序有魅力，然而前者为中国的穷人提供了收入来源，这是后者无法为印度人民提供的——至少不能直接办到。在生产这些具有巨大世界市场的“乏味”商品过程中，中国高水平的基础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一如东亚和东南亚其他许多高成长的经济体那样。

尽管某些特定高技术产业领域"局域繁荣",印度的整体经济和工业部门的增长率仍相当低。实际上，自从1990～1991年以来，整体的工业生产发展相当低(Government of India,1995)。这并不否定即使当前有大量的文盲，印度仍有可能获得更高的GNP或GDP增长率。但是基础教育的覆盖率低、质量差使得印度很难从有限的活跃行业(它们的扩展被国外一些专业金融杂志所颂扬)发展成那种在远东地区已发生的、彻底的、共同分享的真正先进经济。当今印度在经济扩展的能力和性质以及增长能被广泛共享的程度等方面都有问题。由于本文已提过的原因，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提供的社会机会十分有限，社会中许多人(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的多数人)不能读、写或计数，看不懂印制或手写的说明，在现代工业社会无法安居乐业等等。由此基础教育的不平等，转化为更深层的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以至无效率。在这里，教育的落后与分配上的失灵，限制了现代技术化生产的整体扩展规模。

教育和不平等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性别的不平等中。抬头看，亚洲的高绩效经济体能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快地缩减基础教育中的性别差距，这对减少妇女在经济参与等社会机会中的相对不利地位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东亚经济的成功显然利用了妇女在就业和其他方面的选择机会的扩大。印度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方面，实际上，南亚——包括印度——落后于其他所有主要发展中地区(有东亚，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

教育领域的差异可能是印度和东亚高经济增长国家和地区的最明显差别，其他社会领域中的支持性公共政策也帮助了这些成功的亚洲经济体，这是印度所没有的。甚至在经济高速增长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健康状况通常都好于印度。东亚国家和地区更好的医疗设施供应——尤其是在预防性医疗保健方面——是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农村医疗保健的推广，是改革的中国取得的最显著的成果之一，这已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中的一项宝贵资产。医疗保健不仅是生活质量，而且是经济绩效的重要问题，因为发病和营养不良可能严重阻碍生产力和经济发展。

土地改革是许多由于增长而实现了进步的国家和地区比印度做得更好的另一个领域。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当然还有中国大陆。从平等的角度看，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还有利于刺激生产的扩大，使农业生产者更好地回应更自由的市场提供的机会。很有意义的是，东亚经济体中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之一菲律宾，也未能充分开展土地改革。印度的记录比菲律宾的整体情况更糟糕；

西孟加拉和克拉拉邦土地改革获得了一些成功，但是绝大多数邦的总体成果相当令人丧气。

东亚地区成功实现增长进步的经验，包括在基础教育、整体——特别是预防性的——医疗保健以及土地改革等不同领域的重要政府行为。在理解和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时不仅要看到这些政府行为的作用，还要看到政府在直接促进产业扩张和出口以及引导工业化的模式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些所谓的“修正主义者”研究东亚奇迹时尖刻地提出直接干预的作用，认为这些成就完全与提高生产力的公共干预有关。虽然其他的研究着重点有所不同，但有很多的证据表明，东亚的成功事迹中政府在直接促进工业化上作用重大，尤其是政府通过有计划的干预(例如，通过不同的金融条款)以发展特定的行业，给予选定的国际贸易发展方向优先权(特别是有选择的出口推动)。政府主动为教育的推广、整体医疗保健、土地改革等做贡献，可以看成政府行动主义的重要范例。简单地把东亚的成功事迹看成自由化和“开放”市场的结果，将是相当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