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分裂与考迪罗式的政治

布宜诺斯艾利斯谋求宣称其与生俱来的革命和经济权力，支配分裂的其他各省。首都的那些政府首脑们假称为了国家，利用其商业地位来强化这一主张。他们反复发布法令，要求所有与欧洲的贸易都要经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派港口的小规模海军管理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上的贸易。在外省人看来，似乎19世纪早期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用西班牙国王曾经对待殖民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方式来对待他们。

此外，港口的政治家之间也意见不合，相互算计。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治旋涡迫使每届政府领导人在其任期未满就离开办公室。大多数政府领导人在受困状态下，使用紧急的、超宪法的权力进行统治。1819年早期，革命民兵领导人胡安·马丁·德普埃伦东(Juan Mart in de Pueyredon)离开拉普拉塔联合省主席之职后，何塞·龙多(Jos6 Rondeau)接替了他。第二年，由于在帕翁(Pavón)之战中对抗恩特雷里奥斯和圣菲组成的联合部队时失利，何塞·龙多也失去了职位。1821年，击败龙多的两个考迪罗领导人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和埃斯塔尼斯劳·洛佩斯(Estanislao López)发生了争吵，洛佩斯杀死了拉米雷斯。1826年，这个时期唯一的非军事人物贝尔纳迪诺·里瓦达维亚(Bernardino Rivadavia)宣布就任联合省主席。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许多“改革”法案，完全脱离了阿根廷的政治节奏，惹恼了内陆省的考迪罗省长，使其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地主们开始抱有敌对态度，他在位不到两年就辞职了。

阿根廷至徒——逝去的科雷亚的来历

阿根廷独立后几十年里内乱不断，给人民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世事艰难，出现了一些平民的守护圣徒。墨西哥人有他们的瓜达卢佩圣母，阿根廷人今天也有他们的母亲形象——逝去的科雷亚。梵蒂冈和阿根廷天主教会官方都不承认逝去的科雷亚，但这并不妨碍每年有60万热爱她的人去拉里奥哈省安第斯山丘，拜望遥远的圣祠。

德奥琳达·科雷亚夫人是19世纪上半叶无休止的内战的受害者。19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候，科雷亚带着她襁褓中的儿子，追随丈夫的部队穿越荒芜的沙漠。在路上，她又累又饿，死于中暑。传说赶骡人后来发现她的尸体时，她的儿子还活着，在吮吸她的奶。这个现象被解释为代表母爱的奇迹，这个传说在整个地区口耳相传。很久以后，1895年，有些牧民在沙尘暴中丢失了牛，乞求逝去

的科雷亚的帮助。第二天，牛群奇迹般重现。为了表示感激，牧牛人在埋葬她遗骸的山丘上建了一座纪念碑。

今天，在整个阿根廷，旅行者和卡车司机在路边的小圣祠驻足，膜拜逝去的科雷亚，他们点起一支蜡烛，请求帮助。那些想要特别恩惠的人——亲人的健康、大学考试通过、一辆新车，会去坐落在安第斯山脉一个山丘上的原圣祠祈福。几千年前，那个地区的印第安人在同一个圣祠向大地母亲女神(Pachamama)祈祷。

政变、内部敌对行动、政治动乱、软弱的领导，这一系列令人精疲力竭的状况，在19世纪20年代阿根廷的每个省都是如此。用一句话足以概括，19世纪考迪罗式的政治与不稳定的政治领导权、暗杀、政变和反政变、内乱、对批评者的威胁和无视宪法联系在一起。这种特点一直持续，甚至直到今天仍然起作用。大多数阿根廷公民能够举出许多例子，讲述发生在20世纪后15年的考迪罗式政治。

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拉普拉塔地区革命和内战的影响。军事征兵从城市和农村招募了成百上千个平民阶层青年。开小差的人变成了土匪，他们捕食牛群、骚扰商业路线，或者混迹于印第安人中。高乔军队围攻蒙得维的亚，入侵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效忠派(loyalist)的军队一撤退，由于爱国政治家们想捞到好处，武装派别之间开始刀枪相见。由于长期受到西班牙人的侵入，潘帕斯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借混乱之机袭击农村定居点和大车队。商人们不得不支付强制的贷款和额外的税收，地主的牛被偷抢、农村妇女被印第安人绑架，城市妇女眼睁睁看着她们的丈夫被带走当民兵。

182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东岸省与1822年宣布从葡萄牙独立的巴西帝国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更多的军事征用、开小差和土匪劫掠接踵而来。直到曼努埃尔·德·罗萨斯(Manuel de Rosas)出现，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省长，才在某种程度上终止了19世纪上半叶的政治不稳定。然而罗萨斯只控制了他的家乡所在的省，为了继续执政20年，他不得不完善考迪罗式的政治，而不是告别它。

难怪曾经繁荣的拉普拉塔殖民地经济没落了。玻利维亚人停止在波多西开采富矿，那里曾经是内陆省运输和生产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商业的发动机。考迪罗们带着自己的骑兵部队接管了省政府，向敌人征税，在省界上设立关卡。内陆省的陆路贸易停滞了，水路贸易也显著下降。1840年，一个图库曼居民回忆说，在这之前的30年，除了"灾难和不幸"什么都没有。"经过这么多年的混乱之后，在这些(内陆省的)人民不得不在战争中做出牺牲后",他写道，“他们仍然淹没在最可怕的苦难中，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需要很多年的和平和安宁”(Szuchman and Brown1994,241)。在许多阿根廷人看来，在革命和内战中，成为独立国家长期的报答一定是经济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