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私掠船主到强盗资本家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金融阶层和精英统治的支持者，他希望由这样一小部分人组成的精英阶层能够出现。约翰·亚当斯认为精英统治不可避免，这一小部分人内心对于财富集中的渴望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托马斯·杰斐逊担心财富集中的危险会随城市、金融与贸易的发展而肆意蔓延。支持美国大革命的英国改革家理查德·普莱斯提醒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要对外国银行与资本时刻保持警惕。1837年，德·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时，把新兴产业的精英阶层形容为“有史以来最残酷的阶层之一”,他担心这一阶层的出现会导致“美国社会永久的不平等与精英统治”。

要再现美国从农业共和国向金融精英统治转型的历史，了解其巨大成就背后的腐败、技术创新与政治主张，最好的途径就是从马萨诸塞州的海港、弗吉尼亚州的庄园和曼哈顿的金融区开始，在了解了约翰·亚当斯、约翰·汉考克、托马斯·杰斐逊、乔治·华盛顿以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个时代的美国之后，再沿着19世纪的高速公路和运河，进入铁路与证券交易所的时代，走进美国南北战争的战场，走进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时期，走进好莱坞，走进二战期间国防工业发展的历史，走进硅谷，并时刻密切关注美国的两大影响力中心——华盛顿和华尔街。本章所涉及的内容在时间段

上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到1900年结束，美国的财富在此期间经历了长达130多年的辉煌，美国首富所拥有的资产，也从100万美元左右增长到了3亿~4亿美元。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历史时期，美国的民主之路却是困难重重。有些参议员为了一己之利而置政党职责和国家利益于不顾；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16起铁路相关案件，有15起都做出了有利于铁路公司的判决；纽约市的房屋居住条件已经恶劣到与伦敦东区最差的居住条件相当；杰斐逊、杰克逊与林肯时代的民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关于财富的争论相较于欧洲更为公开，美国罕见的政治自由自然是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经历了独立革命的美国人对精英统治、官僚作风和通过继承获得的财富表示怀疑。与希腊和罗马共和国的早期公民一样，美国人有权反对财富与权力的滥用，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有些时候，手里握着选票的美国人还可以把上层社会的人拉下马。这也正是共和主义的一部分。

1790年以后，纽约和费城的工人阶级因为平等的意识而迅速团结在一起，反对联邦党的商人和金融家。这些商人和金融家喜欢按照英国人的举止习俗处世，轻视普通人。而通过自力更生获得成功的商人则与他们不同：吉拉德举止粗鲁，是反对贵族统治的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阿斯特也是个粗人，与吉拉德相比没有什么社会主张，他的穿着甚至不及法国大多数普通职员体面，但他却和儿子一起把家族的皮毛生意做得越来越大。他们这样的商人，身上没有贵族的气息，不会刺激到共和党人敏感的神经。

这种双重性在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为我们了解21世纪美国社会提供了基础背景。对这段传奇历史的讲述可以从1776年7月的费城开始，当时的费城，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情绪。而正是在1776年7月的费城，大陆会议的代表们通过了《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由此宣告诞生。

在大陆会议上签署《独立宣言》的代表中，很多人来自美国最富有的一些家族，例如约翰·汉考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汉考克家族，菲利普·利文斯顿来自纽约州的利文斯顿家族，查尔斯·卡洛来自马里兰州的卡洛家族，理查德·亨利·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李家族，爱德华·拉特利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拉特利奇家族。他们所签署的《独立宣言》的革命性，体现在美利坚合众国与英国的关系上，而不是体现在美国的国内事务当中。代表们在大陆会议上，指责英王乔治三世一再伤害、侵犯北美13州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对殖民地实施暴政，指责他派来管理殖民地的官员“侵蚀殖民地人民的财产",使殖民地人民饱受折磨。但是，即使是杰斐逊也不敢公然谴责英王将富人置于穷人之上。在18世纪的北美13州殖民地，严苛的等级制度是社会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

罗伯特·莫里斯最初是国会采购委员会的负责人，1781年以后又做了财政主管。在1775—1777年间，他所经手的采购合同有1/4都分给了他自己的公司。莫里斯的商业合伙人威廉·宾厄姆，是国会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代理人，在宾厄姆的协调帮助下，莫里斯又通过私掠船

贸易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腰包。富甲一方的莫里斯甚至在北美银行有着大笔财产。经济上的成功使莫里斯成为1782—1783年间美国最富有的人。他所拥有的财富远超私掠船主德比所拥有的。尽管很多人记住的都是他“独立革命的财政支持者”的身份，但有历史学家指出，事实真相是，“独立革命为莫里斯带来了滚滚财源"。

纽约军队的主要物资供应商威廉·杜尔，是独立革命的又一重要受益者。和他一样，康涅狄格州的主要物资供应商耶利米·沃兹沃斯也是独立战争中的大赢家。在1775—1779年，康涅狄格州是战争物资的重要供应地，沃兹沃斯因此而大发战争财。学者们认为，杜尔和沃兹沃斯，都是与莫里斯里应外合的“采购网络”的成员。

从1775年秋开始，在连续七年的时间里，有2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打着美利坚合众国或是北美某一州的旗号大肆掠夺。这些私掠船总计劫获英国船只3000艘，连同船上货物在内，劫获的物资价值达到了1800万美元之多。在英国的长期殖民统治期间，北美的一些主要港口——纽约、纽波特、查尔斯顿和萨凡纳——基本上都处于闲置状态。在独立战争期间，费城曾经被英军占领7个月。对于英国商人来说，这段时间太短暂了，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财富。但是，这段时间却足以让莫里斯、威灵和宾厄姆的私掠船频繁出没于众多港口。私掠船(和战后资本)迅速齐聚到费城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开放港口。这些开放港口包括：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1776年3月以后)、马波海德、塞勒姆、格洛斯特和纽伯里波特；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和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

在北美的2000多艘私掠船当中，有400多艘来自马萨诸塞州，300多艘来自康涅狄格州。新英格兰地区的私掠船加在一起共有1200多艘。1775年，从城市规模上看，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市在北美殖民地各城市中仅排名第八位。但是，在这一年当中，从塞勒姆出港的私掠船有158艘，它们劫获了458艘英国船只，劫获的战利品总量位居全美之首。从加勒比海到斯卡格拉克海峡，这些私掠船到处横行。塞勒姆1/3的私掠船都是从伊莱亚斯·德比码头出发的，共劫获英国船只144艘，战利品的总价值超过了100万美元。

私掠船劫获的战利品奠定了战后新英格兰地区财富的基础。私掠船主阿萨·克拉普成为战后缅因州最富有的人。新罕布什尔州最成功的私掠船主、来自朴次茅斯的约翰·朗顿在战后成为了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并当选为该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1804年，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因为私掠船主、大奴隶主约翰·布朗的捐助而得名。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南部地区并非财富集中程度增长迅速的唯一地区。从大多数统计来看，新英格兰地区北部、阿拉巴契亚地区和老的西北部地区(从俄亥俄州到艾奥瓦州和威斯康星州),是财富集中程度增长相对较慢的地区。一般来说，越是在没有实行奴隶制的乡村地区，贫富差距就越小。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财富的集中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呈现出与18世纪相似的趋势，像纽约、费城、波士顿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大商业中心城市，是财富集中程度最高、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新奥尔良、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市场革命”的效应和资本主义，在早期美国工业、商业和市场农业中的发展，使美国经济显著增长，财富集中和不平等状况也日益加剧。而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通过“无形的手来调节市场”的信条，无意中为战后自由放任主义和适者生存原则的过度盛行提供了哲学基础。与此同时，新兴的“政治经济学派”却没能从分散的财富数据和收入趋势中得出什么结论。这些财富数据后来成为“经济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1828年的纽约，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在1833年的纽约，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3%,而到了1848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37%。而在远离城市和种植业的地区，美国希望通过采取共和制而非贵族统治的方式来避免社会阶层分化的设想，基本上还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可以分地区部分实现的设想在美国人平等方式的强化作用下，给很多外国人留下了一个印象：美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德·托克维尔在1837年出版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写道：“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平等带给我的触动更深了。”

到了1896年的时候，美国最富有的10%的富翁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已经是1873年时的2~3倍。财富新贵们不再单纯依赖铁路业，而是同时依靠铁路业、煤炭业、钢铁业和石油业的收益。洛克菲勒和安德鲁·卡内基的家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威廉·范德比尔特和威廉·阿斯特以1亿~2亿美元的家产紧跟其后(如果按照整个家族的财产总量来计算，范德比尔特家族和阿斯特家族的家族资产都已经达到了2亿~3亿美元)。弗雷德里克·韦尔豪和马歇尔·菲尔德的家产也已经达到了1亿美元左右。而家产在5000万~1亿美元之间的富翁包括：J.P.摩根、拉塞尔·塞奇、奥利弗·佩恩、柯林斯·亨廷顿、马塞卢斯·哈特利、约翰·布莱尔、E.H.哈里曼

和H.H.罗杰斯等人。纽约依然是财富的中心，但洛克菲勒、佩恩和罗杰斯3人是从俄亥俄州的标准石油公司发家的，韦尔豪和亨廷顿则是太平洋地区木材业、地产业和铁路业的代表。

1860—1900年间，美国的技术和物质财富平稳增长，在钢铁业和石油业发展的带动下，制造业总额从19亿美元上升到了110亿美元。尽管电能的应用和电话的应用一样，从走出实验室到完全商业化经历了一段时间，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时候才完全实现，但19世纪80年代末，爱迪生的发明就已经开始走出实验室，应用在工厂企业的生产过程当中。1900年，美国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了无可匹敌的19.30万英里，用于兴建铁路的投资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些铁路每年可以创造15亿美元的利润。

然而，工业企业联合、公司垄断和托拉斯的出现，使美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集中化趋势，这种集中化趋势也反映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1890年的一项分析认为，美国的全部社会财富有一半以上都掌握在最富有的1%的家族手中。而在1860年时，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族仅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29%。各州的具体情况也基本如此。在马萨诸塞州，最富有的8%的人口拥有的财富占全部社会财富的比例在1859—1861年间是83%,在1879—1881年间上升到了90%。经济作家托马斯·

G.谢尔曼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相信他们的国家不会出现欧洲那样的贵族统治和不平等状况，但19世纪80年代末的数据却表明，英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只拥有英国全部社会财富的67%,而美国最富有的1/70的人口却拥有美国全部社会财富的75%~80%。这些数字的准确程度并非可靠无疑——虽然谢尔曼对当时美国财富集中程度的描述有些夸大，但这样的对比至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美两国的财富集中状况。

在这种状态下，中西部和西部地区农业付出的代价尤其惨重。对于正在全美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可能就是农业人口的数量规模了。在当时的美国，农业资产仍然占有全国资产总额的近1/4,超出了工业资产占全国资产总额的比重。尽管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比起1860年时的80%有所下降，但农业家庭和靠农业为生的小城镇家庭仍然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1893年时，大平原地区的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堪萨斯州州长洛伦佐·勒威尔林提出了其著名的“流浪汉循环”说，将当时的美国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进行类比。它们之间的相似绝非巧合。美国农业发展的日益衰落，同半个世纪以来工业财富的近10倍增长，形成了强烈反差。与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资本主义的兴起时期和英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一样，在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为富翁们的奢侈生活依旧“埋单”的是农民阶层。

在当时的美国，濒临破产的农民坐在煤油灯前读着关于金钱与财富的小册子，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还有一些人步行或是骑马数英里的路程，去听抨击华尔街财富阶层、贪婪的铁路资本家和大城市银行家的演说。报纸对于大城市繁华图景的渲染——费城诞生了第一辆电车、芝加哥人开始用起了电话、纽约的市郊如同花园一样美丽——无异于往大平原地区人们的经济伤口上撒盐。

使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变得更加艰难的不只是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还有银行体系的资金政策。当时，美国的各家银行都倾向于回收原先发放到中西部地区或是大平原地区的贷款资金，将其重新投放到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或是东部地区的大城市。与此同时，主要为东北部投资者所控制的铁路企业，又向农业生产者索要高额运费和回扣，从事各种不法行为。美国南北战争所造成的政治结果，不仅仅是在北部地区建立起了一个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政党，还有农业生产区的政治地理分割，北部农业区和南部农业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

在商业和金融业发展的带动下，美国的非农业生产地区处于相对繁荣的发展状态，城市中产阶级兴起并发展壮大。作为铁路资本化主要风向标的美国股票市场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也处于增长状态。尽管现在没有可靠的数据供我们查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美国企业的利润一直在疯涨。制造业的生产附加值超过了农业。尽管在1873年以后的6年当中，制造业的发展速度放缓，但在随后的20年中，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发展迅猛，为19世纪初美国经济结构的重组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