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圣西尔军校名人榜——戴高乐
一个能从别人的观念来看事情，能了解别人心灵活动的人，永远不必为自己的前途担心。
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法文：Charles André JosephMarie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至1970年11月9日)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二战中被授予准将军衔，担任国防部副部长。1940年法国战败后，戴高乐在英国组织了自由法国运动并发表了著名的电台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这一讲话在历史上标志着法国抗击纳粹侵略的开始。
1944年法国解放后，戴高乐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直至1946年因政治斗争而辞去职务。1958年制定新宪法，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并当选第一任总统。
戴高乐1890年11月22日生于法国西北部边境城市里尔。父亲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师，参加过1870年的普法战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非常强烈，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很大。戴高乐身材高大，身高195cm。戴高乐生性好斗，向往成为一个军人。
1909年，戴高乐考入圣西尔军校。毕业后，来到驻阿腊斯的第33步兵团任少尉军官，受到团长贝当的青睐。他们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完全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法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戴高乐随他的团队参加了比利时境内的一次战斗，负了伤；以后他在战斗中又两次负伤。
1916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东北部都奥蒙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时，中弹昏死在阵地上。贝当将军把他列入“阵亡”名单，追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且给予了这样的评语：“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等
到戴高乐醒过来后，他成了德军的俘虏，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他才重获自由。
战后，戴高乐应募去波兰同苏联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
1921年4月他们结婚，后来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戴高乐夫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是个白痴，取名安娜。
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
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1921年10月，戴高乐回国，先后在圣西尔军校当战争史讲师；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在特列尔的猎兵第19营当营长；在东地中海地区参谋总部和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
1937年年底，他晋升上校，任坦克团团长。30年代，戴高乐发表了一系列军事理论著述，论述了在未来战争中大量使用坦克以及机械化部队与空军、步兵协同作战的必要性，竭力主张在法国组建有高度机动性的机械化部队。可惜这些战略思想没有被法国军事统帅机关所重视和采纳。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袭法国西北部时，戴高乐才仓促受命组建一个装甲师，并被提升为准将，但为时已晚，法军一溃千里。
1940年6月5日，总理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
这时，副总理贝当和总司令魏刚等投降派在政府中占了上风，当德军逼近巴黎时，他们不组织抵抗，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拱手将巴黎让给了敌人。随后，雷诺政府垮台，贝当出任总理，向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军全部解除武装并交出武器。
法国北部由德国直接占领，南部由贝当傀儡政府管辖，首都设在维希，史称维希法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到此结束。
身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坚决主张把法国政府迁往法属北非，同法西斯德国血战到底。就在法国政府中的投降派酝酿向入侵者无条件投降时，戴高乐出使英国，谋求英、法联合抗击法西斯德国。等他返回法国时，投降的局面已不可挽回了，于是他下决心到英国去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
6月17日，戴高乐送英国的斯皮尔斯将军回伦敦。到机场后，就在飞机起飞之际，他突然随飞机开始奔跑。那时飞机也小，戴高乐身高腿长，几步就追上了。斯皮尔斯将军恍然大悟，迅速用手抓住戴高乐的胳膊。飞机腾空而起，而戴高乐的腿还在空中乱蹬呢。在场的其他法国官员惊得目瞪口呆。
当天晚上传来消息，贝当已经向德国入侵者求降。第二天下午6时，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人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了。这时，戴高乐还对留在法国的魏刚将军抱有一线希望，写信希望他离开法国本土，领导抵抗运动，可是魏刚甘当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并且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抵抗的旗帜，着手把流落在国外的散兵游勇集合并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支7000人的时影编著填人带出政性武装部队，并开始引起国际的重视。
1943年他把自由法国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就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其他抵抗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拥有50万战士，在国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戴高乐设法和国内的“法国内地军”取得联系，并且千方百计地把最高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念念不忘的是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地位，力图使法国在战后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继续存在。
再加上他那十分固执而倔强的性格，他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可说是相当糟糕。因此，他被排斥在1945年2月雅尔塔三强会议之外，而这次会议却处理着诸如战后欧洲状况等与法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戴高乐想方设法取得了出席批准德国投降仪式的代表权，并使法国在德国获得了一块占领区。
可是7月举行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戴高乐又被排斥在外，这使他在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人理睬他的旨在肢解德国的计划。
尽管如此，戴高乐为法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享有大国否决权。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他不时举起手臂向含泪欢呼的巴黎人民致意。
戴高乐的政治生涯
1944年9月，他的政府迁回巴黎，他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祖国。
一年过去了，戴高乐深感“多党制”对法国是一场灾难，对3个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更为不满。
1946年1月，他突然辞职下野。他确信，此时的第四共和国很快就会垮台，法国人民将大声疾呼地召唤他重掌政权。这一估计大致不差，只是时间推迟到12年之后。
早在1937年，戴高乐夫妇在科龙贝买下一处屋产，因为那里绿树成荫，气候宜人，对他们的白痴女儿安娜的健康有好处。那年安娜已经10岁了，许多人建议他们把安娜送到一个专门疗养院去，可是戴高乐总说：“安娜并非自己要求降生到人间来的，我们要想尽办法使她过得幸福一些。”只有在安娜面前，这位严峻刻板、目空一切的军官才会忘记自己的尊严。他一面跳舞，拍着大腿，一面唱着流行歌曲，还让安娜玩他的军帽。戴高乐下野以后，回到了科龙贝，这回可有时间和安娜玩耍了。他们夫妇还用写回忆录得到的版税设置了"安娜·戴高乐基金”,以便安娜在他们死后还活着时，能得到适当的照料。不幸的是，安娜在她20岁生日前夕患肺炎死了。戴高乐在她的墓前握着妻子的手说：“唉，她现在和别人一样了……”
在野期间，戴高乐一面撰写回忆录，一面注视着法国政局的发展。他一直站在反对派地位，反对新宪法，指责新宪法条文将使法国重蹈第二共和国时代政治动**的覆辙。
1947年他发起组织法国人民联盟，1951年成为正式政党，在议会中占有120个席位。由于不满议会党团，该党在1955年解体。戴高乐开始埋头撰写回忆录，先后出版了第一卷《召唤》、第二卷《团结》,在第三卷《拯救》出版时，他已经重新执政了。
法国第四共和国政府频频更迭，政局动**，1958年5月法属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军队开始干预政治，有引起内战的危险。戴高乐感到时势要求他再度出山。5月15日，长期沉默的戴高乐发表一个声明：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
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戴高乐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70%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拥护。随后，
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后来至少发生了4起阴谋杀害戴高乐将军的事件，其中的两次已经付诸行动。一次是1961年9月8日晚上，当戴高乐乘车从巴黎返回科龙贝时，突然被一片火力网包围，幸好阴谋者埋设的90磅炸药没有爆炸，他的防弹车冲了过去。
另一次是1962年8月22日发生在戴高乐乘车前往库布莱镇军用机场的路上，路旁的两辆汽车卫兵突然射出数百发子弹，其中十几发子弹击中了戴高乐那辆坚固的雪铁龙防弹车，一颗子弹击破后窗，在离他头部几英寸的地方掠过。事后戴高乐回忆道：“令人难以置信的侥幸，我们谁都没有中弹，那就让戴高乐继续走自己的路，履行自己的职责吧。”
戴高乐连续当了两届(11年)总统。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事务上。他一直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要求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与美英同享决策权。这一要求遭到美国拒绝后，他撤销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戴高乐反对大国核垄断政策，法国于1960年3月自己制造原子弹获得成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独立的核遏制力量。
戴高乐充分利用法国的否决权，把英国排斥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以便把欧洲经济共同体作为他外交政策的工具，并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势力。戴高乐主张东西方“缓和与合作”,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与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1964年1月，法国不顾美国和它的大多数盟国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这一状况，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法国不得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
与外交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就颇为逊色了。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他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随后，戴高乐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
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1968年5月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乐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想以此获得选民的支持，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选民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戴高乐当即宣布下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79岁的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只带走了两个常年使用的书柜，还按新书柜付了款。他又回到了科龙贝家中写回忆录，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所以说，戴高乐才是真正的功成不居。村民经常可以看到戴高乐在村边散步，默默地回首往事，看上去心情是那样的抑郁。
戴高乐没能把回忆录写完，于1970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猝然逝世。蓬皮杜总统于次日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戴高乐将军逝世了，法国失去了亲人。
1940年，戴高乐将军拯救了我们的荣誉。1944年，他领导我们走向解放和胜利。1958年，他把我们从内战的威胁中救了出来，他使今天的法国有了自己的制度、独立和国际地位……让我们向法国保证，我们决不辜负我们所得到的教诲，愿戴高乐将军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戴高乐主义
1958年开始，正是这样一个以戴高乐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法国，使得所有在战时同戴高乐打过交道的盟国都忐忑不安。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认为，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已大不相同了。
第一，战后初期由于欧洲国家自身力量的削弱，整个西方都害怕苏联进一步向西欧扩张势力，而西欧国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阻挡苏联可能的军事进攻。于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帮助就成为必要的依靠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是这种局势的必然产物。10年以后的今天，苏联进攻西欧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发展强大起来，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已没有什么吸引力，更何况在他控制的地区麻烦已经不少。与其说苏联担心欧洲，不如说它更关注亚洲的中国。
第二，对国家安全起保证作用的手段也大不一样了。战后初期，只有美国拥有原子弹，所以欧洲盟国觉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个保障。可现在，苏联同样拥有摧毁对方的手段。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美国迟迟不愿出兵欧洲的历史经验，不能设想美国会冒自己被摧毁的风险用核武器来保护欧洲。相反，美苏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完全可能在他们控制的地区使用核武器。
“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保护者呢?"第三，如果说战后初期西欧国家对美国的依赖是有益的话，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有权支配盟国，控制盟国的防务、政治甚至领土的结果，使西欧国家屈服于它。可是，现在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国际作用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它要求独立自主，要求掌握威慑敌人的现代化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安全。
正是在这种对客观局势分析的基础上，戴高乐为法国拟定了行动计划。他说道：因此我计划使法国脱离美国指挥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当然不是脱离仍可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同东方集团中的每个国家，首先是俄国，建立旨在缓和的关系，接着是谅解和合作关系；一旦时机成熟，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要建立一支独立核力量，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不受回击的情况下进攻我们。但是，这条道路我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每个阶段都要与总的发展趋势相适应，还要注意不要伤及法国传统的友谊。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以法国政府首脑的身份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写了一份备忘录，正式以外交途径向美英两国阐述了法国的立场。在这份9月24日发出的备忘录里，戴高乐明确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机构，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领导机构，而且法国政府认为这个机构是不可缺少的，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或者将依照这个公约的第12条，保留要求修改公约或者退出该组织的权利。在美英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之后，戴高乐一步不让地按计划行事了。
1959年3月，法国宣布，法国地中海舰队不再受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指挥。6月，法国拒绝在自己的国土上储存美国核武器，美国被迫将驻法国的核轰炸机撤往英国和当时的联邦德国。1960年2月，法国试爆原子弹成功。5月，法国拒绝将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1961年5月肯尼迪访法期间，提出将美国配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调派北约，以换取法国停止核试验，遭到拒绝。1963年1月，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拒绝参加1962年年底美英“拿骚会谈”建议组建的北约“多边核力量”,认为把法国的军事手段并入受外国人指挥的多边核力量，与法国的防务政策原则背道而驰。
6月，法国宣布法国大西洋舰队在战时不再“自动”归北约指挥，并收回北约对法国飞机中队的指挥权。8月，法国同中国一起，抵制了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认为，如果同意美苏永远垄断核武器，“将使世界上又建立起新的霸权”。1964年至1965年，法国撤回了在北约海军司令部任职的军官，拒绝参加北约军事演习。1966年10月，法国宣布退出北约军事委员会，只留下一个联络使团。北约理事会及其机构和设施，在法国规定并不肯更改的期限内，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
法国在戴高乐主义的指导下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核垄断发起的冲击，显而易见，主要是针对美国而来的。因为在戴高乐看来，由于美国的盟主地位以及它所奉行的霸权政策，法国在联盟中有一种压抑感。在现有的联盟内部关系下，法国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目标和理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道，已成了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的主要障碍。法国只有冲破这种束缚，才有可能顺利推行戴高乐主义。
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
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对苏政策中，戴高乐主义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首先，任何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国际大事，法国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它应当也是法国的问题。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打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最直接的阻力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性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闹独立的筹码；接着，法国要起世界大国的作用，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
这就有必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法国完全可以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
正是这一开创性的政策，为后来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起了表率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法国与美国闹得最凶的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问了苏联，在法苏关系史上掀起了一个小**。
苏联人当然乐意看到对手阵营里出现“窝里反”,但在苏联人的眼里，绝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将戴高乐主义看得那么高，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的主要对手只能是美国。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主义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戴高乐对待欧洲建设的态度，许多人都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不能脱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实质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欧洲联合为核心的欧洲建设，在从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和实践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传统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自己的主权。
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为出让主权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早在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协商会议上就谈过战后欧洲建设问题。他认为，为了实现战后欧洲大陆的均衡，有必要组建一些集团，“但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主权”,如果法国参加这样一个集团，他认为一定能够做出巨大贡献。在战后，戴高乐反对建设一体化和超国家式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
在1958年重新执政之前，戴高乐就坚决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他将这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机器人”。在他看来，凡属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都是要法国放弃自己民族的特性，放弃国家的主权，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这是与戴高乐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绝对不相容的。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就不再是以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身份，站在一边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评头论足了，而是以一个执政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开始全面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欧洲观了。当然，法国并不是反对欧洲建设。戴高乐主张的是建设一个欧洲邦联。最能代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建设观点的，是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
“尽管有人总认为我说过‘各国的欧洲’,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声明中说过，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当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否认自己的看法。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我不相信这个欧洲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现实性。
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欧洲人，也正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如果他们是无国籍者，如果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是用的某种统一的‘世界语’,那他们对欧洲就不会有多大贡献。
所以说，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而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有权力、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具有这种因素的基础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在这方面才是有效的、合法的，而且有能力去实施欧洲建设。我已经说过，我还要重复，在当前，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空谈。”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其寓意异常清晰，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欧洲。严格地说，美国并不反对欧洲建设，因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毕竟是美国可依托的力量。当然，前提是欧洲建设的任何一个步骤和目标都应该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大西洋体系”中。但这却是与戴高乐主义不相容的。早在1951年12月2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美国人的政策有时表现得令人恼火，这些表现，有时会使人想到美国的压力可能是建设欧洲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是，或者欧洲由自己建成，或者就根本建不成。
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到的。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多次提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认为从地图上看，苏联乌拉尔以西都属欧洲，应该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其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句话，戴高乐虽然说过不下几十次，但从来没有详细阐释过，就连苏联人也不知所以。保罗·雷诺批评戴高乐时说，尽管“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的对话只是熊和羊羔的对话”,但是“在这个欧洲内，他要摆脱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比法国更发达和富裕的国家”。
这就是说，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里，不仅排斥美国，而且也排斥本该属于欧洲地理范畴、但却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对美英关系，戴高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丘吉尔开始，英国人"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在战争期间得出的结论。他不可能忘记丘吉尔对他说过：“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做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要知道，如果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做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
战后，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使英国“被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吸引着越走越远”。英国仍然奉行一种不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政策。英国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签约，英国不仅不参加罗马条约，还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区与欧洲共同体相抗。直到1961年7月，英国切身感到这样做得不偿失，才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
戴高乐主义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在欧洲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试想，如果法国在欧洲都不能站在前列，它还能站在世界前列吗?
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插进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进来，只要牢牢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按照戴高乐的最初设想，战败后的德国应当被肢解成若干个小国，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邻国新的威胁。但是，美英的战后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他不得不接受从“舒曼计划”开始的将德国纳入一个联合机构中并加以控制的事实。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从戴高乐主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法德关系在欧洲问题中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几年努力下，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人们所说的“法德轴心”开始运转。
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并以此为欧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控制德国。戴高乐通过推进法德合作关系，使“法德轴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决定力量，由于在这个轴心中重心偏向巴黎，所以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一直起到“带头"作用。
很显然，按照戴高乐主义的原则，戴高乐是将法国当作欧洲的领导来推进欧洲建设的。戴高乐认为，面对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欧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他看来，法国可以充当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因为在六国共同体中，比、荷、卢都是小国，谈不上领导作用，意大利不仅实力和影响不够，而且还有二战劣迹，德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不可能出面领导六国欧洲。更何况德国已“自愧不如”,需依靠法国的政治地位，法国不领导欧洲，还有谁能领导?
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戴高乐也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他曾是法国殖民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从小，戴高乐就崇尚殖民战功。在少年时代，他就将法国殖民事业的成果看成是法兰西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他为法绍达投降感到悲痛。他甚至乔装打扮成殖民将军费德尔布的样子回家，说是“费德尔布将军来访”。他在圣西尔军校时的班级被命名为“菲斯班”。作为法国殖民军官，他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而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开法国文明，殖民地人民无法生存”的顽固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维护法国的伟大和完整时，他脑子里装的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在内的法兰西帝国，他为这些殖民地不惜与英美唇枪舌剑直至动武。战后，1945年5月，戴高乐镇压了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起义。8月，他下令派出了印度支那殖民远征军，试图在印度支那重现法国的殖民统治，终于导致了长达9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对于1956年的苏伊士事件，他当时为自己无权做主遗憾不已，说要不然2小时内就可以让伞兵占领开罗。
如果按照戴高乐一贯的殖民主义思想，戴高乐主义中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部分，肯定只能是老殖民主义的翻版。但恰恰是戴高乐重新执政、有权做主这个时期，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戴高乐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历史潮流面前，一步一步地退却，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为戴高乐主义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改写了新的内容。
1958年，在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讨论中，戴高乐不顾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兰西联邦”中殖民地国家普遍的独立要求，坚持在旧殖民体系的框架内确立关系，只允许殖民地国家在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中成为有限制的自治国家，而不是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进行通过新宪法公民投票前，戴高乐曾以取消所有援助警告坚决要求独立的几内亚，但是几内亚在杜尔领导下坚持独立。结果，除几内亚以法国给予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允许退出共同体，法国参议院分配给98个席位。而与此同时，正在浴血奋战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仍被确定为法国的一个“省”,遭受着法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和改革，在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潮流中，已不能满足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几内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
戴高乐在回忆当初做出这些决定的复杂心情时说道：“在重新执掌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做出决定，从今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的帝国义务中摆脱出来。
人们可以设想，我这样做，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轻率决定的。像我这个年纪和像我所受过的教育的人，成为自己倡导的这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他在颂扬了法国殖民历史之后，感叹道：“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啊!”
戴高乐逸事
戴高乐夫人将要分娩，不幸遇到了车祸，当场昏死过去，经医生的抢救才转危为安。不久，女儿小安娜便诞生了，遗憾的是，由于夫人在治疗过程中服用大量的药物，致使小安娜生下来就是一个迟钝弱智的孩子。
面对这样的现实，戴高乐夫人没有一点厌烦的表示，她对丈夫说，宁可放弃自己所有的地位和金钱，也要让安娜享受一个正常孩子的欢乐。戴高乐十分同意妻子的说法，他激动地说：“不是安娜自己要求到人间的，我们两个人的责任，就是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幸福。”
为了使安娜生活在一个更祥和、无人打扰的环境里，戴高乐夫妇购买了一处环境优美的住宅，使安娜既可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又可以安静地与父母在一起。
戴高乐身材魁梧、智力超群、身居高职，外表看上去十分威严，似乎令人难以接近，但对这个女儿却十分慈祥。
他对安娜的每一个要求尽量满足，从不拒绝。随着小安娜的逐渐长大，每天饭后，戴高乐总牵着女儿的手围着花园散步，还不时地为她讲故事、唱歌和表演哑剧。
小安娜虽然不能说话，但在高兴的时候，也会像别的小孩子一样，欢快地笑出声来，而爸爸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安娜玩得疲倦时，她便伏在爸爸的怀里睡着了。戴高乐陪伴女儿的时候，从来没有急躁和厌烦过，即使在二战流亡期间，也把安娜带在自己身边。他总是以神圣的父爱，抚平小安娜心灵的创伤。戴高乐一生节俭，却为安娜设立了专用的委托金，并以自己撰写回忆录的版权费入了抵押。
安娜在即将欢度20周岁生日的时候，不幸被肺炎夺去了生命。安葬仪式结束后，戴高乐夫妇含着热泪，站在女儿的墓前久久不愿离开，好像还有许多话要和孩子倾诉。
与女儿不同的是，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从小健康聪慧，他年轻时曾任海军上将，后当选为参议员。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人，还是一位孝子，他填补了女儿早逝带给戴高乐的痛苦，他曾著有《我的父亲戴高乐》一书。
戴高乐的遗嘱早在1952年就写好并密封起来，要求在他去世后才许启封。
遗嘱写道：“我希望在科龙贝教堂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1890——?)。
“葬礼要由我儿子、女儿和儿媳在我私人助手们的帮助下安排，仪式必须极其简单。我不希望举行国葬，不要总统、部长、议会代表团和公共团体代表参加。只有武装部队可以以其身份正式参加，但人数不必很多。不要乐队吹奏，也不要军号。不要在教堂或其他地方发表演讲，国会不要致悼词，举行葬礼时，除我的家庭成员、我的解放功勋团战友和科龙贝市议会成员外，不要留别的位子。法国的男女同胞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陪送我的遗体到达它的最后安息之地，以给我的身后遗名增光，但我希望要默默地把我的遗体送到墓地。
“我声明，我事先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任何称号、晋升、荣誉、表彰和勋章，不论是法国的还是外国的。授予我上述任何一项，将违背我的最后愿望。”
戴高乐的要求都实现了，葬礼非常简朴，4万多名男男女女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龙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
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志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志哀。
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
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
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
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1963年1月22日，时任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西 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签署了法德合作条约，史称《爱丽舍宫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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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舍宫条约》是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标志着“法德轴心”的形成。在欧洲仍未从债务危机走出的今天，纪念《爱丽舍宫条约》签署50周年，不但有利于法德回顾两国合作的漫长历程，也有利于双方携手应对欧洲未来面临的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