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文字狱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一部分旧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新兴皇朝臣属关系的斗争。他们的阶级立场很坚定，认为造反的穷苦农民怎能做皇帝，对地主进行统治，因而拒绝和新朝合作。

这些文人对由红巾军发迹的朱皇帝，怀有深刻的憎恨。典型的例子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做官，被逮捕到京师。朱元璋问他们： “昔世乱居何处?”回答说： “红寇乱时，避居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朱元璋大怒： “朕知伯启心怀愤怒，将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谓伯启曰： “尔伯启言红寇乱时，意有他愤。今去指不为肤用，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愚夫仿效之风。”特派人把他们押回原籍处死。苏州人姚润、王谟也拒绝做新朝官，都被处死刑，全家籍没。

有的文人怕朱元璋的严刑重法，动辄挨打以致杀头，谢绝新朝的征召，实在推脱不了，勉强到了南京，还是拒绝做官。例如浙江山阴人杨维桢，号铁崖，诗名擅一时，号铁崖体。洪武二年(1369)被征，婉辞不去。洪武三

年(1370)又被地方官敦促上路，赋老客妇谣明志，大意说快死的老太婆不能再嫁人了，皇帝如不见谅，只好跳海自杀。朱元璋因他名望很大，不好过分勉强。维桢在南京住了几个月：便请求回家。宋濂赠诗说： “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江阴王逢自号席帽山人，张士诚据吴，其弟士德用逢计劝士诚北降于元以拒西吴。士诚亡，逢隐居乌泾。洪武十五

年(1382)以文学被征，亏得他儿子在朝廷做官，向皇帝磕头哭求，才放回去。也有抗拒不了，被迫非做官不可的，如大名秦裕伯避乱居上海，两次被征不出，最后朱元璋写了亲笔信说：“海滨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情势严重，秦裕伯只好入朝。

也有另一些文人曾经做过元朝或东吴的官，坚决不做新朝官吏的。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自以家世仕元，逃避征召，晚年学佛法，到永乐时才死。长乐陈亮自以为曾是元朝儒生，明初屡征不出，终身不仕。山阴张宪学诗于杨维桢，仕东吴为枢密院都事，东吴亡，宪改名换姓，寄食杭州报国寺以死。

庐陵张昱在杨完者镇浙江时，做过左右司员外郎行枢密院判官，张士诚要他做官，辞谢不肯。朱元璋要他出来，一看太老了，说： “可闲矣。”放回去，自号为可闲老人。小心怕事，绝口不谈时政，有一首诗说明他的处境：

洪武初年自日边，诏许还家老贫贱。池馆尽付当时人，惟存笔砚伴闲身。刘伶斗内葡萄酒，西子湖头杨柳春。见人断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钳口。

总之，在明初，除了一部分大地主出身的文人，如刘基等人已经参加了新兴的统治集团以外，中小地主出身的文人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依靠新朝保护，得到了新朝统治的好处，决心和新朝合作，有官便做，甚至想尽办法钻营，要升官发财，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这类人占极大多数，是朱元璋统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各级政府官员的主要来源；另一类便是对红巾军抱有深刻仇恨，对新朝当然也抱着抗拒态度，不肯合作的。这一类人人数虽不甚多，但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却有相当影响。

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封建文人，采用严峻的刑罚，特别制定一条法律：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办法是杀。

一部分士大夫不肯为朱元璋所用，朱元璋便用特殊法律、监狱、死刑、以致抄家灭族一套武器，强迫他们出来做官。一方面一部分人不肯合作；另一方面新朝又非强迫他们出来合作不可，这样便展开了统治阶级内部另一方面的长期流血斗争。

一部分封建文人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朱元璋也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这种对立形势越来越显著了。在斗争的过程中，朱元璋特别注意文字细节和他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吹毛求疵，造成了洪武时代的文字狱。

所谓禁忌，含义是非常广泛的。例如，朱元璋从小过穷苦的生活，当过和尚。和尚的特征是光头，剃掉头发，因此，不但“光”“秃”这类字对他是犯忌讳的，就连“僧”这个字也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又如他早年是红巾军的小兵，红巾军在当时元朝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口头上、文字上，是被叫作“红贼” “红寇”的，曾经在韩林儿部下打过仗的人，最恨人骂他是“贼”,是“寇”,推而广之，连和“贼”字形音相像的“则”字，看着也有气了。

对文字的许多禁忌，是朱元璋自卑心理的一面。相反的一面却表现为卖弄出身。历代开国帝王照例要拉扯古代同姓的有名人物做祖先，朱元璋的父亲、祖父都是佃农，外祖父是巫师，在封建社会里都是卑微的人物，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据说，当他和文臣们商量修玉牒(家谱)的时候，原来打算拉宋朝著名的学者朱熹做祖先的。恰好一个微州人姓朱的典史来朝见，他打算拉本家，就问： “你是朱文公的后人吗?”这小官不明底细，怕撒谎闯祸，只好直说不是。他一想区区的典史小官尚且不肯冒认别人做祖宗，而且几代以来也从没听说和微州朱家有过瓜葛，万一硬认，白给人做子孙倒也罢了，被识破落人笑话，如何使得?只好打消了这念头，不做名儒的后代，却向他的同乡皇帝汉高祖去看齐，索性强调自己是没有根基的，不是靠先人基业起家的，在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 “起自田亩”, “出身寒微”一类的话，强烈的自卑感反而表现为自尊，自尊为同符汉高祖，不断地数说，卖弄他赤手空拳，没一寸土地却打出来天下，把红巾军大起义的功绩一股脑儿算在自己名下。这两种不同心理，看来是矛盾的，其实质却又是一致的。可是，尽管他自己这样经常卖弄，却又忌讳别人如此说，一说又以为是挖他的根基了，结果又会是一场血案。

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县、卫所官员，逢年过节和皇帝生日以及皇家有喜庆时所上的表笺，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虽然都是陈词滥调，因为说的都是颂扬话，朱元璋很喜欢阅读。他原来不是小心眼的人，也不会挑剔文字。从渡江以后，大量收用了地主阶级的文人，替他办了不少事。建国以后，朝仪、军卫、户籍、学校等制度规程又多出于文人之手，使他越发看重文人，以为治国非用文人不可。文人得势了，百战功高的淮西集团的公侯们不服气，以为武将流血打的天下，却让这班瘟书生来当家，多少次向皇帝诉说，都不理会。公侯们商量了个主意，一天又向朱元璋告文人的状，朱元璋还是老一套，世乱用武，世治宜文，马上可以得天下，不能治天下，总之治天下是非用文人不可的。有人就说： “您说得对。不过文人也不能过于相信，否则是会上当的。一般的文人好挖苦毁谤，拿话讽刺人。例如张九四一辈子宠待文人，好宅第，高薪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把文人捧上天。做了王爷后，要起一个官名，文人替他起名士诚。”朱元璋说： “好啊，这名字不错。”那人说： “不然。上大当了!孟子书上有： ‘士，诚小人也。’这句也可以破读成： ‘士诚，小人也。’骂张士诚是小人，他哪里懂得。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还不明白，真是可怜。”朱元璋听了这番话，查了孟子，果然有这句话。从此更加注意臣下所上表笺，只从坏处琢磨，果然许多地方都有和尚贼盗，都像是存心骂他的，越疑心就越像，有的成语，拐弯抹角一揣摩，好像也是损他的。武将和文官争权斗争的发展，使他在和一部分不合作的地主文人对立的基础上，更增加了对一般文人运用文字动机的怀疑，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来读各种体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来杀了。

文字狱的著名例子，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句话；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表的“仪则天下”;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朱元璋把所有的“则”都念成“贼”。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 “生”字被读作“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本县作正旦贺表的“取法象魏”, “取法”被读作“去发”;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语， “式君父”被念成“失君父”,说是咒诅；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就更严重了， “法坤”是“发髡”, “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德安府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 “有道”说是“有盗”, “青门”当然是和尚庙了。下令把作表笺的人一概处死。甚至陈州州学训导为本州作贺万寿表的“寿域千秋”,念不出花样来，还是被杀。

象山县教谕蒋景高以表笺误被逮赴京师斩于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读了大怒说： “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薤发，说我是秃子。则音近贼，骂我做过贼。”

把礼部官吓得要死，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有所遵守。洪武二十九年(1396)特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诸司，以后凡遇庆贺谢恩，如式录进。照规定表式钞录，只填官街姓名，文人的性命才算有了保障。

文字狱的时间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1384—1396),前后达十三年。唯一幸免的文人是翰林院编修张某，此人在翰林院时说话出了毛病，被贬作山西蒲州学正。照例作庆贺表，朱元璋记得他的名字，看表文里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两句话，发怒说： “这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差人逮来当面审讯，说“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话可说?”张某说： “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死也不迟。陛下不是说过，表文不许杜撰，都要出自经典，有根有据的话吗?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 “这老儿还这般嘴强，放掉吧。”左右侍臣私下议论： “几年来，才见宽容了这一个人!”

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城的宫殿遗址上，犯了忌讳，被人告发。朱元璋查看新房子的上梁文有“龙盘虎踞”四字，大怒，把魏观腰斩。佥事陈养浩作诗： “城南有螯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恨他动摇士气，取到湖广，投在水里淹死。翰林院编修高启作题宫女图诗：“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朱元璋以为是讽刺他的，记在心里。高启退休后住在苏州，魏观案发，朱元璋知道上梁文又是高启的手笔，旧恨新罪一并算，把高启腰斩。有一个和尚叫来复，讨好皇帝，作了一首谢恩诗，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大为生气，以为殊字分为歹朱，明明是骂我。又说“无德颂陶唐”,是说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又把这乱巴结的和尚斩首。

地方官就本身职务，有所建议，一字之嫌，也会送命。卢熊做兖州知州，上奏本说州印“兖”字误类“兖”字，请求改正。朱元璋极不高兴，说： “秀才无理，便道我“兖”哩!”原来又把“兖”字缠作“滚”字了。不久，卢熊便以党案被杀。

从个人的禁忌进一步便发展为广义的禁忌了。洪武三年(1370)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洪武二十六年(1393)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只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违者都处重刑。

其他地主文人被杀的，如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蒉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戴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明初的著名诗人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都曾和张士诚来往，杨基、徐贲还作过张士诚的官，四人先后被杀、谪徙，看来不是巧合，而是有意识的打击。只有临海陈基是例外，陈基曾参张士诚军事，明初被召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卒。他在张士诚幕府时，所起草的书檄骂朱元璋的很多，他也是免不了的。

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人主要的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总之，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

朱元璋坚决反对社会上长期以来的政治上的地域、乡士之见。他认为做皇帝是做全国的皇帝，不是做某一地方的皇帝，选用的人才也应该是全国性的，淮西集团李善长，胡惟庸死抱住只有淮人才能掌权做大官的阶级，小集团偏见，是他和淮西集团内部矛盾焦点之一。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看法，洪武三十年(1397)发生了南北榜的案件。事情是这样的：

这一年的会试，由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和纪善白信蹈等主考，榜发，江西泰和人宋琮考了第一，全榜没有一个北方人，举人们纷纷议论，不服气，难道北方人连一个够格的也没有，向皇帝告状说主考官刘三吾等都是南方人，偏袒南人。朱元璋大怒，命侍讲张信等检查考卷，北方人还是没有及格的，朱元璋大不高兴。又有人告发张信等受了刘三吾等人的嘱托，故意拿不合格的卷子评阅。朱元璋大怒，把白信蹈等杀了，刘三吾这年已经八十五岁了，以其太老，免死充军边境，会元宋琮也充了军。朱元璋亲自出题目重考，考取了六个一人，全是北方人，当时叫这次会试为南北榜，也叫春夏榜。

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生产水平低于南方，就教育、文化的发展说，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考卷照旧例弥封，考官并不能知道考生是南人是北人。刘三吾等只凭考卷文字决定去取，尽管所取全是南人，倒不定存有南北之见。经过北方考生几次抗议，引起了朱元璋的密切注意，他为了争取笼络北方的地主知识分子，重考的结果，一榜及第的全是北人，南人一个也没有，他是从政治出发的，从大一统国家的前提出发的，而不是单纯从考卷的优劣出发的。白信蹈等考官的被杀，宋琮的充军是冤枉的。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表现在地域关系上，淮西集团和非淮西集团，南人和北人之间都有极其激烈的斗争。前者的矛盾随着淮西集团的消灭，解决了。但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矛盾却并未解决，后来国都迁到北方了，皇帝成为北人，朝廷上当权的也是北方人逐渐占优势，洪武以后两百多年间，随着朝廷上当权的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的不同情况，各自庇护本阶层本地区的利益，互相排挤，有若干次政治斗争，都和南方人和北方人的阶级内部利益矛盾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