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巾军起义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江淮流域各地区的贫苦农民——元朝蒙汉地主阶级所特别歧视的南人，短衣草履，头包红巾，擎着鲜红的大旗，扛着竹竿锄头，长枪板斧，杀官僚，占城邑，开仓散粮食，破牢放囚犯，自立名号，敲响了元朝政府的丧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巾军起义。

红巾军的队伍到处都是，最著名的有：东系在颍州发动的，头目是杜尊道、刘福通，占领了元朝的米仓皋(镇名，属河南光州固始县),开仓散米，一下就发展到十几万人。攻下汝宁(今河南汝南)、光州、息州、信阳；芝麻李(李二)的队伍控制了徐州(今江苏铜山)和附近各县以及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安徽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灵壁、南边到了安丰(今安徽寿县)、濠、泗(今安徽临淮)。西系起于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由澎莹玉和尚组织，推徐真逸(寿辉)做头目，攻下德安(今湖北安陆)、沔阳(今湖北沔阳)、安陆(令湖北钟祥)、武昌(今湖北武昌)、江陵(今湖北江陵)、江西(今江西九江南昌一带)诸府。起于湘水汉水流域的，推布王三孟海马为头目：布王三的队伍叫北琐红巾军，占领了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嵩(今河南嵩县)、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及附近各县);孟海马率领南琐红巾军，占领了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襄阳(今湖北襄阳)、荆门(今湖北荆门)、归峡(今湖北秭归)。这几支红巾军都打着明王出世，弥勒佛降生的旗帜，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东边从淮水流域，西边到汉水流域，都插满了红旗，像腰斩似的把元皇朝拦腰切作两段。

元朝政府的崩溃，是由于蒙汉官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压迫，农民忍无可忍，被迫拿起武器，进行长期的壮烈的阶级斗争；是由于蒙古色目贵族对汉人、南方人的残酷粗暴的民族压迫、掠夺和戕害，广大人民挺身而起，进行长期的英勇的民族斗争；是由于蒙汉统治阶级的腐化和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化，分裂、对立，自相残杀，掘下自己的坟墓。斗争的开始是以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到后期，阶级斗争的实质因地主阶级的参加而被阉割了，突出地强调了民族斗争。

蒙古灭金以后，圈占广大土地作为牧场，有的竟至千顷以至十万余顷。灭宋以后，没收了宋朝的官田和一部分贵族的土地。蒙古诸王、后妃、公主和大官、将帅以及汉南人投降的文官武将，僧侣寺观，都以侵占或赏赐的方式占有大量土地，把原来耕种土地的农民抑为佃户。如诸王中晋王也孙帖木儿单是归还朝廷的地就有七千顷，没有归还的一定多于此数是没有问题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有平江(今江苏吴县);赐田三百顷。郯王彻彻秃有苏州赐田二百顷。没收宋朝后妃的田地归太后所有，岸设江淮财赋都总管府掌管。另一大批没收田地归皇后所有的，岸设江浙财赋府掌管。元文宗时(1328—1332),鲁国大长公主有平江等处赐田五百顷。顺帝时公主奴伦引者思有地五千顷。大臣如伯颜有河南赐田五千顷。和蓟州宝坻县稻田提举司所辖田土。脱脱有松江等等处稻田提领所的田土。应该指出，江浙地区土地肥沃，人口稠密，几百顷就是了不起的大数目了。此外，金和宋的投降官僚不但保持有原来的田土，而且还乘机兼并，有的一年收租数量竟达到二三十万石，占有佃户二三千户之多。他们和蒙古色目地主联合一起，奴役人民。由于元朝尊信宗教，寺观也往往占田几百顷、千顷，最多的如大承天护圣寺前后两次共赐田三十二万五千顷。大护国仁王寺有水陆田地十万多顷，佃户三万七千五十九户。白云宗和尚沈明仁强夺民田二万顷。江南寺院佃户多到五十万户有余。尽管上边这些土地占有情况不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也不是这一大片土地在元朝整个历史时期都归最初占领的这一家一族所有的，但是，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看出元朝蒙汉地主阶级贪婪无厌地占有土地情况，大量的土地被高度集中的情况，佃户数目较过去历史时期大量增加的情况，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日趋激烈的不可避免的情况。

蒙古诸王后妃大臣还有食邑，从几千户到几万户不等，也有从一县十几县到一路以至三路的。最多的如孛儿帖可敦有真定食邑八万户。元成宗以安西、平江、吉州三路为皇太子的食邑。食邑的地方官由领主推荐，农民要向领主缴纳五户丝和钞，还要向元朝政府缴纳赋税。

就这样，土地大量集中在少数蒙汉贵族官僚手里，广大农民和中小地主失去土地，或者被迫降为佃户，或者被迫逃亡他乡。江南的佃户按地主定下的规矩和地主对半或者四六分收成，赶上青黄不接，旱涝灾伤，不得已向地主借贷口粮，立下契约，连本带利，写上数目，候收割时验数归还。才到秋收，所收粮食，除交给地主一份以外，有的佃户把自己应得的一份全数拿来还债，还不够付清本利，被迫抵当人口，折合家具作数，甚至连锄头镰刀也给折走了，活不下去，只好逃走。佃户逃亡的越多，田荒废也就多了，生产的粮食也就少了。另一等佃户缴纳高额地租，还要承当地主家的杂泛差役，赤贫化的结果买不起农具、肥料，地里收成一少，就被地主夺佃，失去活路。即使家里人力多，侍候得地肥了些了，收成稍多，地主就要加租，交不起，还是种不成地。有些地方的佃户，生男供地主奴役，生女做地主婢妾，甚至计口立契，随田买卖，和买卖牲口一般。北方的农民比南方的受苦也不轻，剥削的名目更多，种的桑枣禾稼经常被蒙古驻军和官僚地主的牧马作践，有的田地索性被占作牧场，靠近大都(今北京)的京畿一带地方，为了长马草，时常禁止农民秋耕。农民养的马匹耕牛一碰上有战争，就被官府抢走，有时给低价，有时不给一个钱。淮河以北一带以至河南河北的农民，千百成群地逃向南方，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一次逃亡的农民就有十五万户。元世祖二十三年(1286)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特派使臣尽徙北还。还专派官员在黄河、淮河、长江的关卡津渡检查，凡汉民没有通行公文的，一律不许通过。又立下法令，逃民必须押解还乡，并禁止聚众到千人，犯禁的罚杖一百。顺帝元统元年(1333)京畿大水，饥民四十多

万人。第二年江浙大饥，饥民五十九万多户。地主阶级的剥削越严重，农民的日子过得越苦。地主兼并土地的速度越快，农民反抗的手段——逃亡也就越多。田地荒废的数目越大，粮食的产量就越少；闹灾荒的次数、面积越大越多，阶级矛盾就越发尖锐，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爆发了一次接着一次的农民革命战争。

红巾军大起义的导火线是蒙汉统治阶级对汉南人的加强压迫和歧视。元顺帝(妥懼帖睦尔)以亲王的身份从广西进京做皇帝，河南行省平章伯颜率领部下蒙古汉军护送。太师燕帖木儿杀了元顺帝的父亲明宗，顺帝做了皇帝，他心怀疑惧，溺于酒色而死。伯颜升为丞相。伯颜仗着功劳大，独擅朝权，贪污舞弊，弟侄都做了大官。他又仇恨汉人，反对蒙古人读汉人书，告诉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人书。又其间好生欺负人，往时，我行，有把马者久不见，问之曰往应科举未回。元世祖忽必烈我不料科举都是这等人，得了!”就这样，把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礼部科举停止了。他更恨南方人，为的是南人经常“造反”。养着一个“西番”师婆叫畀畀，常问她来年好歹，自己身后事如何?畀畀说当死于南方人之手，因之越发忌恨。下令汉南方人不得持军器，凡有马的都拘收入官。

至元三年(1337)河南棒胡起义于汝宁信阳州，朱光卿、石昆山在广南惠州起义，李智甫、罗天麟在漳州起义，至元四年(1338)彭莹玉、周子旺在袁州起义，十一月河南赵孟端起义，伯颜越发气愤，说造反的全是汉人，汉人有在朝做官的，要提出诛捕造反汉人的办法，表明心迹。接着又荒唐地主张杀张、元代青玉双耳活环尊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南方人，因为这五姓人数最多，汉南人杀了大半，自然造不了反了。五年四月又重申汉人、南方人执持军器的禁令，还颁布一条法令，蒙古、色目人殴打汉、南方人，汉人、南方人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伯颜又和元顺帝发生矛盾，和皇太后计较，要把顺帝废掉。这话被伯颜的侄儿御史大夫脱脱知道了，脱脱暗地里告诉顺帝，做了准备，趁伯颜出城打猎，收回兵权，关上城门，贬伯颜外地安置，伯颜进退不得，只好自杀。但颜的兄弟马札儿台继为丞相，又下令禁民间藏兵器。脱脱嫌他父亲挡住自己当权，劝他辞位，自己做了丞相。红巾军起义消息报到大都，中书省官员把报告加标题“谋反事”,脱脱看了，改题作“河南汉人谋反事”,把河南全部汉人都算作起义军了。伯颜、脱脱一家人接着做首相，这一系列仇视敌视汉人、南方人的政策，反映了蒙古统治阶级上层的脆弱和无知，这些疯狂的绝望的镇压措施，逼使汉人、南方人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逼使汉人、南方人非用武力反抗，非用自己的力量来解除阶级压迫、民族压迫，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在这样紧张、对立的情况下，有人登高一呼，自然全国响应了。

至正三年(1343)五月，黄河在白茅口决口。至正四年(1344)五月大雨二十多天，黄河水暴溢，平地水深二丈，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曹、濮、济、兖诸州都遭了水灾，不但农田民居被淹，连盐场也极为危险，皇朝税收遭受很大损失。有人建议堵口，脱脱派人勘察，回来报告说河工太大，开工有困难，而且河南一带遍处都有农民起义队伍，要开工，便要集合几十万河工，万一和起义军结合起来，无法收拾。脱脱不听，决意动工，派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二十二日，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地戍军二万兴工，从黄陵冈南到白茅口，西到阳青村，开河二百八十里，把黄河勒回旧道。韩山童得了消息，叫人四处散布童谣说：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暗地凿了一个石人，脸上只有一只眼睛，偷偷埋在黄陵冈当挖处。元朝政府发的河工经费，被修河官照例贪污，河工不能按时按数拿到钱，吃不饱，正在怨恨。韩山童又打发几百个教徒去做挑河夫，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明王已经出世了，传来传去，几天工夫，河南、江淮一带的农民全知道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商量，农民是起来了，还得念书的做官的一起来反，力量就更大。至少也要做到让念书的做官的同情反元，不站在敌人方面去。刘福通说过去许多农民起义队伍都打着赵宋的旗子，我们的祖先都是宋朝的老百姓，只要提出复宋的旗号，说得切实些，念书的做官的不会不支持。韩山童很赞成，就按照这个意思做了部署。有一天，挑河夫挖到黄陵冈的一段，果然在一棵树下挖出一只眼的石人，一大声嚷嚷，看的人越来越多，几万挑河夫挤得水泄不通，骇得目瞪口呆，再加上韩山童派的教徒的鼓动，一霎时闹翻了天，人人口中念佛，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个信号，要出头了，翻身的日子到了，是动手的时候了。

韩山童聚集了三千人在白鹿庄，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孙子，当为中国主。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该辅佐旧主起义，恢复天下。

大家齐心推奉韩山童为明王，克定日子起兵。四处派人通知，同时发动，以头裹红巾为记号。正在歃血立誓，分配任务，举杯庆祝，兴高采烈的时候，不料消息走漏了，永年县的县官带领马快弓手，冷不防团团围住白鹿庄，韩山童脱身不及，被擒去杀了。山童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趁着慌乱，逃出重围，躲入武安山中，隐姓埋名，等候外边消息。刘福

大元通宝蒙文通苦战逃出，事已如此，等不得预定的起义日子，整顿了队伍，出敌人不意，攻占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分兵取舞阳、叶县等处。黄陵冈的挑河夫得到信号，呐喊一声，杀了监工的河官，头上包了红巾，漫山遍野一片红，一股红流和主力部队会合在一起，不到十天，红巾军已经是五六万人的大部队了。两淮、江东西的贫困农民，工匠，小商小贩，城市游民，已经等待了多少年月，这时昼夜不停地赶来入伍，到了队伍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红巾军声势一天比一天浩大，占领了汝宁、光、息，得到大量粮食，部队发展到几十万人。各地红巾军闻风响应，半个中国照耀着红光。分别攻城占地，开仓库，救穷人，建立政权，严守教规，不杀平民，不**，不抢劫，越发得到广大人民拥护。当时民间流传着一阕醉太平小令，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从大都一直到江面，到处唱着，词道：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另一首流传的歌谣：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人(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者(不公平的人),杀尽不平(不公平的人)方太平。

魔军指的是红巾军信奉明教，明教在教外被称为魔教，他的军队当然是魔军了。

朱元璋在寺里接连不断得到外边的消息，前些日子红巾军占了襄阳，元兵死了多少；另一支占了南康，元兵不战而逃；芝麻李、赵社长八个人打扮成挑河夫，一晚上占了徐州。说的人说得津津有味，听的人听得心花怒放。红巾军檄文指斥元朝罪状，最精彩最打进人心坎里的话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一想也真是种庄稼的一年到头劳碌辛苦，收了粮食，却吃草根树皮!什么好东西，粮食布帛，珍宝财富，都给刮空了运到北边!种庄稼的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一辈辈受熬煎呢?从他记事情起，祖父是怎么过日子的，父母和哥哥是怎样死的，以前只怪穷人命苦，这两句话却明确指出穷苦一辈子受熬煎的原因，敌人是谁，现在明白了。如要活命，就得改变这个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隔几日，又听说徐寿辉已在蕲水建都，做了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拜邹普胜做太师，彭和尚、项奴儿带的一支军队已进了江西。元兵到处打败仗，好容易调了六千回族阿速军和几支汉军来进攻颍上红巾军，阿速军素号精悍，擅长骑射，只是纪律不好，到处抢劫。几个将军喝酒玩女人，昏头昏脑，刚和红巾军对阵，望见红巾军阵势大，吓得直发抖，主将急扬鞭勒马往后跑，嘴里连叫“阿卜!阿卜!”阿卜是走的意思，全军立刻退却，红巾军往前直冲，元兵一败涂地。淮东西人把这一仗当作笑话，无人不晓。又元代骑马俑听说脱脱调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统三十万大军收复汝宁，一支前锋部队几万人屯在汝宁沙河岸边，将军们白天黑夜沉溺酒色，都醉倒了，红巾军黑夜偷营，元军大败，大将也不见了。

第二天，在死人堆里找到尸首。元兵一溃退就是几百里。也先帖木儿亲自统军，才到汝宁城下，尚未交锋，见红巾军势盛，便跃马后退，地方官急了，挽住马缰不放，也先帖木儿更急，拔刀便砍，叫道： “我的不是性命!”飞马先逃，三十万大军跟着溃散，军资器械悉数丢光。也先帖木儿只剩下万把人，踉踉跄跄溜回大都，仗着哥哥是丞相，不但没有罪责，还依旧做御史大夫。蒙古兵、色目兵、汉军都不能打仗了，一上阵就垮，真正和红巾军拼得你死我活的是各地方官和大地主们募集的“义兵”和“民兵”,地方官怕被红巾军杀害，大地主要保家产，又怕农民报仇，出大价钱雇了城乡游民和盐丁，拼死顽抗，到底力量少，兵力又分散，面对着声势浩大的到处蜂起的红巾军，怎么也抗不住。“义兵”“民兵”为了和红巾军作对，穿戴着朝廷规定的服装，一色的青衣青帽，也叫青军。到至正十二年(1352)二月底，又听说濠州也被红巾军占了，头目是郭子兴、孙德崖和姓俞、姓曾、姓潘的一伙人。

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有名的土豪，原是曹州(今山东曹县)人。他父亲到定远卖卦相命，有一家地主的瞎女儿，嫁不出去，他父亲娶了，得了一份财产，生下三个儿子，子兴是老二。兄弟几个都会盘算生意，贱时买进，贵时卖出，买田地，开店铺，一二十年间居然盘剥成地方上数一数二的地主了。只是有一件懊恼事，门户低微，靠不上大官府，三天两头受地方官作践，地方上派捐款，出民兵钱，供应粮秣，总是头一户，连马快弓手也成天上门要这要那，稍不遂意，就瞪眼睛，拍桌子，好歹得花些钱打发。实在气愤不过，便入了弥勒教，索性使钱结交宾客，接纳江湖好汉，焚香密会，以期望有朝一日，能出这口气。红巾军大起义以后，钟离、定远的农民，背上锄头镐钯，一哄就会合起万数来人，地方官平时只会要钱，这时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装不知道，惹不起，也犯不着多事。二月二十七日，郭子兴带了几千人，趁黑夜，里应外合，偷入濠州，半夜里一声号炮，闯入州官衙门，杀了州官，在先有过杜遵道的号令，五个头目都称濠州节制元帅。元朝将军彻里不花远隔濠州城南三十里扎营，怕红巾军厉害，不敢攻城。却派兵到各村庄骚扰，捉了壮丁，给包上红布，算是俘虏，向上官报功请赏。老百姓给元兵害苦了，村子里再也存不住身，呼亲唤旧，鱼贯入城，濠州声势越发壮大。

朱元璋盘算了又盘算，虽然相信彭莹玉的话，吃人的元朝政府一定可以推翻，穷苦人一定可以翻身，眼下就是出头的时候了，只有一条路，投奔濠州，但是，又听说，城里五个元帅自作主张，谁也不服谁，甚不和睦，跟着他们走，怕有风险，去不得。留在寺里呢，迟早给官军捆去请赏号，脑袋保不住，留不得。想了又想，委实决断不下。

一天，有人从濠州捎来一封信，是汤和写的。他带了十几个壮士投奔红巾军，已经积功做到千户，催他快来入伍。朱元璋背着人读了，更加重了心事。在大殿上踱来踱去，反复思量，把信就着长明灯烧了，还是下不了决心。又过了几天，同房的师兄偷偷告诉他，前日那信有人知道了。要向官军告发，催他赶紧逃走。朱元璋急得无法，到村子里找着刚从外乡回来的周德兴，讨一个主意。周德兴寻思了好些时候，说只有投奔红巾军才能活命，劝他向菩萨讨一个卦，是吉是凶?决定去留。朱元璋心头忐忑不定，慢慢踱回寺里，还不到山门，就嗅到一股烟焰气味，大吃一惊，飞奔进去，只见东一堆瓦石，西一堆冒烟的梁柱，大殿只剩下半边，僧房斋堂全烧光了，只剩下伽蓝殿，隔着一片空地还完整。满院子堆着马粪、破衲衣、烂家具，僧众星散，不知去向。冷清清只剩下几尊搬不动烧不烂的铜菩萨。原来元朝军队以为僧寺里供着弥勒佛，红巾军念弥勒佛号，怕和尚给红巾军做间谍，把附近的寺庙都抢光烧光了，这一天轮到皇觉寺。朱元璋待了一阵，知道寺里再也停留不得了，下定决心到红巾军队伍里去。向迦蓝神磕了头，讨了卦。二十六年后他写皇陵碑回忆这时候的心情道：

住(皇觉寺)方三载，而又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旁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知者相商，乃告之日，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知者为我画计，且默祷以阴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

友人寄信催他参加红巾军，可见他和红巾军是早有联系的，既忧且惧的心情也是真实的，决心是下定了，卜卦只是加强了决心。但是他在皇陵碑中却把自己的决心完全归功于神佛的启示，表明他的行动是受命于天的，弄神弄鬼，故作玄虚，这一段狡挨骗人的叙述和他一生利用佛道两教的政治作用是一致的。

第二天，他离开皇觉寺，参加红巾军去了。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