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之路

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苦难，总体高度为十三层、四十六米的法门寺宝塔，还是傲然矗立在周原大地了。它像一颗灿烂的明珠，辉映着八百里秦川；它像一盏星夜的灯塔，照亮了苦海引渡者阴霾的心灵和解脱安乐的漫漫航程。

只是世间万物，自有兴废荣枯。法门寺宝塔在周原大地傲视苍生几十年之后，便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清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654年7月22日）夜半，中国西部甘肃省天水周围发生了8级大地震，震中裂度为11度。这次大地震波及200公里以外的扶风，裂度达9-10度。县城北门外的景福宫及其他房屋出现了“垣宇倾颓，压毙人畜”的惨景，而法门寺宝塔则由于地震的摇撼，使塔洞内所藏的镀金盾形牌和一些佛像纷纷坠于地面，整个塔身向西南方倾斜达五尺之多，塔体出现裂缝，西南角塔基下陷一米多深，塔体重心偏离达三米之多。这次重创，为宝塔在三百多年后轰然崩塌，首次埋下了沉重的隐患。

历史的脚步来去匆匆，二百八十年又一闪而过，此时中国的大清朝已不复存在，历史进入了民国时代。

曾经显赫一世的法门寺真身宝塔，在历经三百多年的风雨剥蚀后，已变得面目全非、凋零残破、不堪入目。连年的战乱，持续的灾荒，使整个法门寺变得支离破碎，荒草丛生，野狐出没，人烟几乎绝迹。

1930年，国民党释权下野将军、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率部来陕西散赈各方，当他来到灾情最严重的扶风县，并前来法门寺瞻礼时，看到寺院、宝塔颓败的惨景，不禁怆然泪下。他在记述中这样写道：

现存寺宇，破坏几尽，惟塔南有铜佛殿一座，塔北有上殿三楹，其东西各连小房一楹。

东院睡佛殿一楹，系佛涅槃像，像下部已毁。寺内《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并序，系大历十三年立，已半毁，多不可辨识。唐大中十载尊胜幢[1]，已坏成三段，分置于荒草之间。

惟无一守香火之僧人，且法器经书亦不得见……

回忆隋唐盛况，能不令人怆然？

回到住处，朱子桥夜不能寐，当即秉烛提笔，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以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名义和扶风地方联合，呼吁各界人士慷慨解囊，积极募捐，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件善事。

朱子桥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法门寺真身宝塔的同时，也让世人更详尽地了解了他的生平，看到了他人性的光辉和人格的力量。

从至今收藏于西安碑林[2]的一块于右任篆盖、叶恭绰撰文并书写的碑文中，我们看到了以下的记载：

先生名朱庆澜，字子桥，浙江绍兴人，生于1871年，早年家贫，幼时生性刚毅，青年时入伍参军。1903年，在任东北三营统领期间，其部下一个叫潘炳荣的哨官，在率队巡逻时发现一个外国奸细，便当即命令其人停住检查，但外国间谍拒不从命，并企图潜逃。潘炳荣鸣枪示警，不料误中间谍要害部位致其死亡。美国驻中国领事得知后，便以侨民失踪为由，向清廷提出抗议。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即责令盛京将军及奉天府尹就地查办。此时的潘炳荣自知闯下大祸，便主动向朱子桥请罪。朱子桥听罢缘由，极其愤慨不平地说：“为国杀敌，何罪之有？”随即命令将潘炳荣秘密送入县衙，装作厨役。同时申报奉天府尹，称该人已逃跑，只能通缉。朱子桥因拒绝诿罪下属，慨然承担责任，被革职留任。1906年，有清廷宗室洪其文，四处鱼肉百姓，作恶多端，被捕后恶风不减，咆哮公堂，复出就任地方行政官的朱子桥，以其人证据确凿，立即斩首示众。这一举动，朝野震动。朱子桥则被受以“摘掉花翎[3]”的处置。

朱子桥画像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四川宣布地方自治，朱子桥被任命为大汉军政府四川副都督。

1923年，朱子桥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三省特区行政长官。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列宁将原俄皇所占的中国东北中东铁路移交中方，朱子桥奉命接收路权及沿线百余万亩土地。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朱子桥开始与程潜、张学良等人会商，成立“辽吉黑热四省抗日后援会”并被推选为会长。1932年，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与日寇决战于张垣之地。当时敌众我寡，敌强我弱，形势异常危急。朱子桥先后募集十余万援军开往冯部前线，与日寇血战七昼夜，收复多伦等四县。当宋哲元将军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寇时，运往前线的第一批货物就是由朱子桥组织并亲自押送的。据当时的报载：这批货物计有炸弹1600枚，绷带4000副，汽车2辆，电话机、毛巾、袜子、白梨、点心等若干。宋哲元将军在谢电中称：“益以惠赐慰军，更足以鼓励精神，振作士气。予素抱有进无退之决心，此后惟有督率健儿，歼厥丑虏，期有以副台端之嘉许耳。”

从1918年起，朱子桥多致力于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1927年山东大旱，他组织发起“华北慈善联合会”，并联合北平、天津各慈善团体募捐款项，援粮18万石，救济冀鲁豫三省及天津灾民百余万人。1930年，长江水流暴涨，沿岸多处决口，受灾数省，浩劫空前。社会各界推举朱子桥为灾区工作组主任，一面率人视察灾情，疏导积水，一面征集捐款及救灾物资。在此期间，他“因焦急劳顿，日夜不得眠，以致感受风寒，高热不退，陷入昏迷状态”。后经多方抢救才得以康复。

从1928年至1938年十余年间，朱子桥把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赈济救灾之中。1929年，关中八百里秦川自春至秋，滴雨未下，井泉皆枯。原来著名的泾、渭、汉、褒等四条水道，平时皆通舟楫，这年夏季却断流无水，车马可由河道通行，多年老树大半枯萎，三道夏秋收成统计不到二成，秋季颗粒未登，春耕又被迫延期，省会西安麦价每石增至三十元以上，其他边远交通滞碍之处，米谷麦稷无处可买。人民无钱无粮，树皮革根采掘已尽，树多赤身枯槁。遍野惨景，不忍目睹。据当时报载：“全省灾情尤以武功、扶风、乾县、礼泉、周至、咸阳……等地及河北各县为最重，已是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为祸之惨，空前未有。全陕九十二县，无一县不成灾，竟有以人相食之惨状。”据当时救灾委员会调查，全省灾民已达六百多万人，因灾死亡二百五十多万，逃往外省约四十余万，全省人口由九百四十万减至六百多万。

民国二十年华北慈善联合会在扶风赈灾留影

为救民于水火，朱子桥以“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的名义，联合东北慈善团体及“华洋义赈会”、“佛教会”等组织，倡“三元钱救一命”之义举，亲赴灾区视察，从速募集募捐百万元以上，募集购粮十六万担。因此时近邻各省皆缺乏粮食，朱子桥便亲赴东北找好友购买。而这时正值蒋冯阎在中原血战，交通阻塞，匪盗遍野，朱子桥亲自率人押车解运灾粮由沈阳经华北到达西安，并“露立车首，驰行开道。军士见者，喊曰：‘此朱将军也。’无阻之者”。在陕西赈济之中，朱子桥曾促请冯玉祥将军让出兵营三百余间，成立西安灾童教养院，又在灾情最严重的扶风县设教养院，收养灾童数百名。

1931年修塔时法门寺平面示意图

1938年，华北、华东各地同胞因日寇入侵及灾荒年馑而大量流于陕西，朱子桥亲自主持创办了著名的黄龙山垦区，以垦代赈，实现了安置灾民五万多人、垦田二十三万亩的壮举。当时的民谣曾唱道：“黄龙山，是桃源，良田美景满山川。子桥像天恩情宽，灾民来黄把身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高尚的人格和品性，朱子桥的《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既出，便得到了军政商学各界和四方百姓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响应。当时抗日战争吃紧，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朱子桥在文中着重强调：“因救灾而修塔，盖为众生做福田，愿大众悔往修来，而消灾增福也；因困难而修塔，乃为国家做重镇，愿大众精诚团结，而护国息灾也。”在他的心中，法门寺真身宝塔，已不单是普照众生摆脱苦海、升入极乐世界的纯粹意义上的佛教圣物，而是作为一种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坐标来观照和演示，当做一种民族团结的纽带来对待了，这无疑增加了一层博取大众拥护和响应的色彩和力量。

1937年，法门寺真身宝塔重修工程筹备开始。1938年春，工程按计划正式动工。这是自明代万历年间宝塔建成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除真身宝塔之外，修缮工程还兼及法门寺大殿、山门、道路等项。为了妥善安全保管文物，这次重修专门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负责整理保管有关文物。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制度，以便相互监督和制约。

就在工程开始不久，一件奇特的事发生了。

当几个民夫在塔下清理完浮土，又继续下挖，准备一层层夯实时，突然发现了地宫顶盖。莫名其妙的民夫打开顶盖，以极为好奇的心情，点起烛火试图进去看个究竟。当他们刚迈进顶盖处两三步，突然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把烛火“呼”的一下子扑灭，几个人摇晃不止，险些栽倒。正当几个人欲从黑暗中退出时，更加奇特恐怖的事发生了，只见乌黑阴森的地宫中，“嗖嗖”窜出四条鸡蛋般粗细、丈余长的青蛇，四条蛇油光发亮，青色的身体散落点缀着片片红色的花纹，粗大而略呈黑色状的三角形头颅，在灵活的摆动中又从张开的嘴中甩出血色的长舌，两只鼓出眼眶的豌豆大小的黑褐色怪眼，发着瘆人的凶光。四条青蛇盘踞门口，上身高高昂起，尾梢“啪啪”抽打着石板，嘴里发出“吱吱”的怪叫，颇像守门的卫士对来路不明者发出庄严的警告。众人见此情景，无不心惊肉跳，头晕目眩，有两人当场口吐白沫，昏倒在地。

“快出来！”外面的人首先从惊恐中缓过神来，大声呼喊，步入地宫顶下的几个人听到喊声，不敢怠慢，拉起昏倒的同伴立即向外撤退。几条青蛇见来者已退，霎时身影全无。

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在顷刻间诞生，又在顷刻间消逝，其神奇古怪如同梦幻。已完全恢复常态的众人，无不仍以复杂的心理揣摸、议论刚才的一切。难道是伟大的先知佛祖释迦牟尼神灵显圣，化作四条青蛇发出的“莫动地宫”的警告？或者是先人们在建塔时，为防止盗贼开宫盗宝而故意在甬道内放养的毒虫？难道……正在大家大发奇想地议论纷纷时，朱子桥闻讯匆匆地赶赴而来，他立即令人火速将顶盖紧严，甬道深埋，然后填平夯实。

地宫中有蛇窜出。此图根据当地老人描述蛇之形状所绘（王晨曦绘制）

当这一切全部做完之后，朱子桥才掏出手绢拭去额头上沁出的冷汗，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环视了四周一眼，见没有更多的人赶来，便将在场的众人召集到大殿中，神色严肃而真诚地说：“诸位父老乡亲，诸位兄弟，刚才我们差点干了一件蠢事。我朱某不想多说，大家心里都明白，对目前局势也很清楚，日本鬼子已占领了我华北广大地区，并继续向南向西进攻，黄河风陵渡也已难保，小鬼子的飞机又开始轰炸太原、西安、宝鸡，企图占领山西和关中地区。国难当头，民族危急。而我们刚才看到的地宫，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埋藏佛祖圣骨和大量宝器的秘密藏所，如果这个秘密传出去，地宫中的圣物和宝器很可能会落入日本鬼子或土匪、汉奸、强盗之手。我们为行善、为团结、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而修塔，但要是这些圣物和宝器落于敌手或散落出去，那我们就会成为国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愧对佛祖的教化。现在我朱某奉劝各位，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什么环境、什么压力和苦难下，都要恪守今天看到的秘密，不然的话……”朱子桥声音有些沙哑，眼睛有几分湿润，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然后双手抱拳祇胸：“这里，我朱子桥给大家施礼了！”

霎时，在场的人纷纷跪倒在地，对佛盟誓：“请佛祖释迦如来放心，请朱会长放心，我们祖祖辈辈生在周原，长在周原，自有周原人的做派，谁将此事泄密于人，天打五雷轰，全家不得好死！”

“说得好呀！”朱子桥已被眼前的场面感动得热泪横流，他缓缓跪在众人中间说：“让我们一起给佛祖磕三个响头吧，愿慈悲济世的佛祖圣灵永保平安。”

“啪、啪、啪……”在伟大的佛祖释迦牟尼像前，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再次显示了鲜活的血性、光辉的人格以及坚不可摧的神秘力量。法门寺真身宝塔连同地宫中埋藏的圣骨和宝器又一次躲过了厄难。

就在这次厄难过去的几十年后，当时夹杂在人群中的一个不足十岁的少年，将这个秘密泄露出来。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真身宝塔的修缮，前后经历了半年多的时间，先后从塔上清理出六十多尊明代铜佛造像[4]和一些石刻佛像，在对这些佛像进行了称重、量高、背文、标记等等之后，又一一加以造册登记，这些佛像都是明代建塔时所藏，是研究当时造型工艺以及佛教发展的重要资料。随着佛像的出现，修塔人员还相继发现了红白珊瑚宝石、琥珀、红玛瑙、水晶珠、珍珠、骨圆珠和铜莲座、铜宝塔等极为名贵的珍珠宝石和其他宝物，这些珍宝和佛像一样，是明代修塔时放置的各式供奉物，有的为古代遗存物，明代建塔时将这些物器重新收集，然后收藏进塔内。这批供奉物品级之高，在当时极为罕见。而在塔内发现的大批佛经更属难得一见的珍品。从后来为修塔所树的石碑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塔上藏经，初为尘所埋。此次取下者共装两小箱余，不但无一整部，几无完整之一册，约二百余卷。绝非宋版，纸色似明物。然数卷后刻有大德元年，又至元六年、至元二十六年某僧题字样，当系元代刻印。又某卷经背草写洪武七年某书，为父母作功德，其字潦草……以此或可推知系明洪武七年以前之物，或系以前所藏者，至万历七年修塔时，仍存塔上。当时卷数或足，其所以现存如是少者，或系顺治十一年大震，不无毁坏散遗耳。

1939年重修法门寺塔情形

面对已发现的诸多宝物，朱子桥的处理策略是“原塔封存”。他认为倘移存他处，不免散失或被盗。“佛像不可与古董等同，沽价交易。”原塔封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散失和被盗的可能。事实上，直到1981年8月24日宝塔崩裂之前，此次所藏的宝物基本完好无损。由此可以看到，朱子桥当年的护宝策略是正确无误的。

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磨难和惊心动魄的故事之后，法门寺真身宝塔在朱子桥和周原父老乡亲的共同努力下，修复工程终于于1940年告竣。巍巍宝塔又恢复了昔日的盖世雄风，以肃然庄重的高大身躯和超脱圣洁的灵性，傲视华夏大地和苍生。7月24日，在朱子桥等人的参与下，法门寺举行了盛大的开光法会，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僧众和善男信女，无不欢欣鼓舞，前往瞻拜。经修复后焕然一新的法门寺殿宇，香烟缭绕，紫气升腾，诵经念佛之声不绝于耳。7月30日，是地藏菩萨的成道之日，开光法会圆满结束。就在结束的这天，法门寺上空五彩祥云飘**飞舞，整个宝塔殿宇被映得一片橘红，数千名众生无不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叩拜不已。

8月15日，法门寺又举行了立碑记事的盛典。朱子桥连同周原父老乡亲，为法门寺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被刻于石碑之上，并与不朽的石碑一道永垂青史。

当年的法师在法门寺合影。前排自左至右：澄观法师，宏厚法师，净云法师，后排常慧法师，净一法师

朱子桥等人的修塔行动，在客观上无疑地延长了宝塔的寿命，但他们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延长而不是永保真身宝塔万年不倒。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他们对清顺治年间大地震造成的宝塔裂缝，只是填补砖石进行加固，却无法使裂缝像震前那样融合在一起，一旦再遇大地震，裂缝自然还要扩大和延伸，这是个遗憾。但这个遗憾在当时却像无法使裂缝融合一样无法避免。当然，仅仅这个人力难为的遗憾，还算不上真正的遗憾，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战争、灾害、狂波、风潮，这一连串的人类失去理智的行动，使法门寺再度变得荒草萋萋，破败不堪。而70年代中国农村在掀起“学大寨[5]”的热潮后，在领导者的指示下，法门寺真身宝塔西南不足三十米的地方，很快出现了一个硕大的水塘，这个被人工挖出的面积达几百平方米的深坑，终年清水不竭，碧波**漾，遇到暴雨季节，更是水势大涨，一片汪洋。也就是这片汪洋，通过地下脉络，慢慢滋浸到宝塔的塔基之中。本来就有裂缝不再坚固如一的宝塔，经不住这软泥浊水的**，意志和身体更不坚强，开始迅速向这汪洋深坑倾斜。据当时的权威人士推算，自从宝塔开始倾斜到最终崩塌，其身体的斜度超过了意大利比萨斜塔的一倍半，几乎到了不摧而毁的边缘。就在这时，也就是1976年，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松潘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余波波及扶风法门寺，塔体进一步倾斜，裂度由此扩大，离最终的崩塌只有一步之遥了。到1981年夏季，备受摧残的真身宝塔，已未老先衰，出现了风烛残年的败亡状。在绵绵不断的霪雨中，再也难以支撑残朽的躯体，不时有瓦片、泥土、碎块从身上掉下，让周原父老乡亲望着揪心，想着落泪。

周边土层已被当地民众掏空的明代真身宝塔

8月24日，法门寺释迦牟尼真身宝塔——这位齿摇发苍、风烛残年的历史老人，再也经不住历史的重负和风雨的剥蚀，终于在一阵撼天动地的巨响声中轰然倒下。

法门真身进入涅槃。

[1]尊胜幢：幢，即经幢，我国古代宗教石刻的一种。据《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记载，佛告天帝，若将该经书写于幢上，则幢影映在人身上，即能消除所有罪业，永离六道轮回之苦。“幢”原为用丝帛制作的伞盖状物，顶装如意宝珠，下有长杆。以石制幢始于初唐，一般多置于通衢、寺院，以表宣导众生及制伏群魔之用。通常以多块石刻堆建而成，系分别雕刻幢座、幢身、幢顶三段后合为一体。幢座多是覆莲状，幢身呈圆柱或棱柱，高三四尺，上覆大于柱径的石盘盖，刻有垂缦、飘带、花绳等图案。幢体各面常刻有佛像，佛像下遍刻经咒，大多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为主要内容，故有“尊胜幢”之名。

[2]西安碑林：中国历代著名碑刻集中地。位于今陕西西安市三学街，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为保存唐开成石经而建，现属于陕西省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收藏自汉、魏至民国以来的两千三百余件碑志，除各名家书法作品外，还有大量艺术价值很高的浮雕或线刻人物像、动植物图案等。

[3]摘掉花翎：花翎，清代官员的冠饰，用雀翎饰于冠后，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清初，花翎只赏给得朝廷特恩的贵族与大臣，咸丰以后赏戴甚滥，又定报捐花翎之例。于是五品以上官员皆可援例捐纳单眼花翎，蒙特恩者始可赏戴双眼花翎，而三眼花翎则只赏给亲王贝勒。摘掉花翎是惩处官员的一种形式，表示撤去先前所赐之恩勋。

[4]造像：古代宗教偶像的通称。分雕像、塑像和铸像几大类，材料有石、泥、木、金属、夹、纸泥、瓷、牙、砖、蜡等，以石刻、彩塑及金铜造像为大宗。多分布在佛寺、石窟处，有的成组成群。

[5]学大寨：大寨，山西昔阳县大寨生产大队的简称，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