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费解的谜团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入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的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两千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决定就地筹建南越王墓博物馆，以便更好地保护文物，传播优秀的中国古代文明。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争议的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墓主究竟是谁？若按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记载，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赵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却是赵眜，这个名字显然与史书上的记载不符，那么这个赵眜是否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赵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样弄错了？是谁将它弄错了？

颜师古注《汉书》影印件

依据考古学大师夏鼐“尽快写出发掘报告，以向学术界公布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成果”的指示，南越王墓发掘完成之后不久，参加发掘的黄展岳、麦英豪等主要成员很快编写出了《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以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的名义，刊发于《考古》1984年第3期。就在这篇初步报告中，编写者认为“赵眜”就是“赵胡”，并对两者的关系首次做了这样的公开解释：

《汉书》影印件

……墓主身着玉衣，身上有“文帝行玺”金印，故确定为第二代南越王。《汉书·南粤传》记赵佗僭号为武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去僭号，而“藏其先武帝文帝玺”。今本《史记·南越列传》脱失“文帝”二字。这枚“文帝行玺”的发现，证明《汉书》记载是正确的，第二代南越王曾僭号为“文帝”。史汉本传均谓赵佗传孙胡，但发现的名章作“赵”，又有“泰子”印二枚，与史汉皆不合。我们认为，如果单从“赵”、“泰子”二印考虑，似可斟酌，但“赵眜”印、“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记》误“眜”为“胡”，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史记》正字，遂致一误再误。现在应据此印文改赵胡为赵眜，还他本来名字。

这份报告一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引爆了一场学术大争论。不少学者发表文章赞成以上的看法，也有学者断然否定以上的看法，并发表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其中著名学者余天炽先生最先提出，赵眜根本不是赵胡，而是赵胡的父亲或者长兄。他在《南越文王的名字、卒年辨》一文中针对报告提出的观点，做了如下的批驳：

广州南越文王墓在墓主人身上出土了“文帝行玺”龙钮金印一枚，同时同地还出土了“泰子”龟钮金印一枚，“泰子”覆斗钮玉印一枚和“赵眜”覆斗钮玉印一枚。《初步报告》说：因“赵眜’印与‘文帝’印同出，说明这个赵眜只能是史汉中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史汉把赵“眜”误写成赵“胡”。因此，“现在应据印文改赵胡为赵眜，还他本来名字”。

这是史汉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的对南越王名字的更正，很清楚，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史汉致误的原因，《初步报告》认为，“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传抄笔误，后人又据班固误抄改订《史记》正字，遂致一误再误。”

“或”，不确定也。孔子说：“或之者，疑之也。”（许慎：《说文解字》，《或》字条引）可知，《初步报告》的作者断定是史汉致误，尚无确凿证据，只是以疑而断也。

是不是司马迁所据的档案资料不实而致误呢？我以为不可能，理由如下：

第一，南越国历五世93年而亡。史汉对南越王的名字，记载一致而且明确。就五代南越王在位时间看，赵佗居首，赵胡次之，赵婴齐又次之，赵兴居四，赵建德居后。在五代南越王中，在位最长和最短的都因所据资料档案翔实，名字都写对了，惟独在位长达十余年的第二代南越王，太史公得到的档案资料就不准确，以致连名字也写错了。真是这样么？！造成这个历史真实的偶然性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赵胡在位期间与西汉王朝的交往甚多。据史汉记载，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卒，佗孙胡继立为南越王。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趁南越国旧王新丧，新王初立，国内未集之机，发兵攻打南越国。赵胡尊汉约，守职守，不敢擅自兴兵相攻击，而立即派人上书汉武帝，请求天子出面处理。后来，汉武帝不仅派两军攻打闽越王郢，惩强救弱，而且先后派唐蒙、庄助、严助三人出使南越国，晓谕南越王赵胡入朝谢恩。赵胡均称病推辞，而派其子婴齐入质于长安达十余年之久。在五代南越王中，除赵佗而外，与西汉王朝交往最多的是赵胡。邂逅相遇，连名字也记错是常有的事。但是，与汉朝交往了十多年，又是汉朝密切注意的“强胡劲越”的南越王，怎么会连名字也搞错呢？

第三，西汉行郡国之制，郡县有编户之籍，诸侯王设王籍。汉高祖刘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五月，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削去南粤之籍”（《前汉书·西南夷两粤传》）。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恢复南越王“故号”，赵佗死孙胡立，继位为南越王，他的名字当然也记入汉朝王籍。如此重要的国家档案文书，竟然会把南越王“赵眜”错写成“赵胡”？果真如此，汉唐盛世，文章风采之邦，将何以言之？

第四，赵佗在上汉文帝书中，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写上：“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这大概是一般的上书格式吧。赵胡上书汉武帝起码就应有三次：佗死，他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时要上书汉武帝，以便得到汉朝的承认。第二次是建元六年那次，上书请汉武帝处理闽越王擅兴发兵攻南越事。第三次是他派太子婴齐入质长安。赵胡这几次上皇帝书，当然不会连“南越王臣胡”也不写，或者是懵懵懂懂，把自己的名字“赵眜”却错写成“赵胡”。因为从史汉的记载看，我们尚无法证明赵胡是晋惠帝式的白痴。

第五，我国古代史官之设，相传始于黄帝。其职掌专事记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及掌管国家的图书、历象、占验之事。史官记言记事，历来讲求翔实直书。司马迁世称良史，他为汉武帝之太史令时，已“年二十八”（《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既为史官和历官之长，掌天文及国史，当然他就不仅能看到金匮石室之藏书档案，而且也能看到史官们当场记下有关唐蒙等人出使南越国的汇报，赵胡给汉武帝的上书及汉朝廷有关处理南越和闽越关系的议论和决定。凭借这些翔实直书的实录材料，太史公怎么会把南越王的名字搞错呢？

由此可见，“或出自司马迁所据档案资料不实，致误”，此疑怕难以成立。

是不是班固传抄“笔误”？古文献中，常有因辗转传抄而笔误之事。汉代尚未有印刷术，其时传抄致误的可能性比隋唐以后会更多些，这是事实。但是，古文献的传抄笔误一般多出于字形相似、偏旁相类、音义相近的字，并非凡字都会笔误。“眜”字，《说文解字》载：“从目，末声。”而“胡”字，则“从肉，古声”。可见，“眜”与“胡”，无论是字形、音义和偏旁都全不同，很难造成笔误。且《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中，提到赵胡名字的共有八处，《汉书·西南夷两粤传》中也达七处。如果是班固传抄笔误，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竟至于七而不发觉？！

说实在的，时至今日，我们尚无法找到确凿的例证，甚至是孤证，以构成我们“或司马迁并不误，后被班固继抄笔误”的假证。既然事实如此，我们又怎好以疑而断，肯定是班固把“赵眜”错抄成“赵胡”呢？

因此，我们以为，南越国第二代王的名字还是叫“赵胡”，而不是“赵眜”。史汉所记应无误，我们尚不敢贸然为赵胡立案更名。

的确，“赵眜”印和“文帝”印同出，这是一个需要我们重视并认真去解释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下面的途径去探索：

第一，“赵胡”、“赵眜”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因为若是同一个人的名字，就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史汉误写了，要么是“赵”是赵胡的别名。前一种解释我们已论证了其不可能，后一种解释说实在我们也无法证明它成立。因为，人有别名，早见于先秦史籍。齐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爱称她为少齐（《左传》昭二年）。这是一例。但是，赵胡的别号“赵眜”，却全无历史记载。而且，不但南越国其他四代南越王均无用别名的习惯，就是同时期的汉朝皇帝、同姓诸侯王亦无此习惯。可见，“赵眜”不可能是赵胡的别名。“赵眜”、“赵胡”不是同一个人的名字，此事甚明。

就是从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几枚印玺来看，南越文王赵胡，亦非“赵眜”。在封建礼制统治森严的年代里，印钮饰和印的质料的区别，本身就是这种等级统治的一种表征，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与龙钮金印“文帝行玺”一同出土的两枚“泰子”印，其中一枚是龟钮金印，另一枚是覆斗钮玉印。这两枚“泰子”印的钮饰和质料都不同，而又同出，正说明它们不是一个“泰子”的用物，而是两个“泰子”的信物。同时，“赵眜”覆斗钮玉印，其钮饰和制裁料与那枚覆斗钮“泰子”玉印完全相同，另一枚虽然是龟钮而不是龙钮，但它与“文帝行玺”同为金印。所以，我们认为。金质“泰子”龟钮印，应是“文帝”赵胡的太子印，玉质“泰子”覆斗钮印，应是“赵眜”的太子印。赵胡、“赵眜”是两个太子。

第二，既然赵胡、赵眜是两个人的名字，而不是史汉误记，那么，“赵眜”是谁呢？我们的猜测，一个可能是赵胡的父亲，另一个可能是赵胡的兄长。

当然，“赵眜”者也有可能是赵胡的长兄。赵佗在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上书时就说过：“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汉书·西南夷两粤传》）孙已是“抱”了，其“得”孙之年当在此年前几年。而赵佗孙胡即位是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前后相隔近五十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大概佗之子都死了，只能立嫡孙“赵眜”为太子，后“赵眜”又早逝，佗于是更立庶孙胡为太子。胡死，携其曾为太子之长兄“赵眜”的太子印入葬，以示缅怀毋忘之意，亦非子虚乌有之事。

总而言之，“赵眜”何许人，至今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我们也只是想达到据史事而作出合理猜测、假设的阶段。但是，“赵眜”不是南越文王的姓名，这一点我们是不怀疑的。

继余天炽之后，暨南大学学者朱纪敦又提出了既不同于初步报告，也不同意余天炽观点的新看法。他在否定了以上两种观点的同时，宣称：赵胡和赵眜原本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其理由是：南越王国是汉初的地方割据政权。秦汉之交，南海尉赵佗乘“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史记·南越列传》）之机，割据一方，称王五世。国王名声显赫，为时人所熟知。司马迁、班固治学严谨，怎么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竟将国王名字写错？何况赵胡当政时，为报答汉廷替他兴兵讨闽越的恩德，曾派太子到汉廷当人质。太子怎会将其父王之名误传呢？再说，太子婴齐在汉廷时，娶邯郸氏女为次妻。婴齐归国后，氏还继续与汉廷的安国少季私通，并在南越王国内结成一个与南越地方割据势力相对抗的亲汉集团。当时汉廷与南越王国之间，来往频繁，统一与割据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汉廷连南越国国王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确是令人难以置信，再次，“胡”与“眜”二字从形、音、义上说，相距甚远，笔误的可能性极小。但前者被载入史册，后者却见诸出土文物，似乎两不相干，颇费推敲。仔细分析当时情况，看来有两种可能。

一、“赵胡”是原名，“眜”是后来的改名；

二、“赵胡”不是原名，是当时人给他的绰号，是诨名。

朱纪敦用了大量的事例来证明以上的两种可能性，最后他总结性地说：赵胡即赵眜。“赵眜”既非笔误，也非司马迁所据失实，或班固传抄失慎。

朱纪敦的一家之言发表后，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成，其中广东文史馆的学者于城撰文附会说：

从该墓出土的陪葬文物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就是南越文王（帝）赵眜，但《史记》和《汉书》都一致说南越文王名叫赵胡。因此，引得许多学者纷纷探讨，作出了很多深邃的解释。据我看来，事情倒很简单，赵眜既然有两种不同身份：一是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帝”；一是向汉朝俯首称臣的“王”。为什么他不可以有两个名字呢？“眜”是他的本名，这个名字是尊贵的，是要忌讳的，他不愿在向汉朝上奏章时使用这个名字，更不愿汉使向他宣读皇帝诏书时喊这个名字，所以他在与汉朝的交往上便改用另一个名字赵胡。难怪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的名字叫赵胡呢。

几乎就在朱纪敦和于城等人提出以上观点的同时，海外学者高倬云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高倬云眼中的赵眜，既不是历史上记载的赵胡的父亲、兄弟，也不是同一个人，而是赵胡的儿子赵婴齐。他的理由是：

一、赵佗身侍秦汉两朝，至汉武帝建元四年，享年在百岁上下。《史记》称赵佗在秦亡后，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及汉高祖定天下，亦体谅佗为南方安静而劳苦，并没有为难于他，至高后时，有司请业南关市铁器，并派兵攻打南越，佗坚守大胜，兵不能逾岭，自此以兵威边，自尊号为南越武帝。

汉十一年，孝文帝遣陆贾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称帝，并说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时，都称臣朝贡，便是佗在国势范围内，仍以帝王自居，窃国如故。

二、赵胡是佗的孙子，死后谥为文王，僭号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时也并不年轻。

三、文帝的太子婴齐立，藏其武帝玺，汉书且云：亦藏文帝玺，是则武帝、文帝玺，此时尚藏而未随葬，但二书中并无提及婴齐在位若干年，如果他死时年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而藏父与祖父之帝玺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于第四代王赵兴，却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谋害而殁。死时定不过四十。

基于《史记》所载，推断第三代王婴齐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赵兴虽然被害死，但吕嘉在朝粉饰升平，立第五代王巩固相位，嘉已历事三朝，把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证不出赵眜是何人，则有待异日了。

面对世人的瞩目和学界多种不同的意见，以麦英豪、黄展岳等为首的南越王墓发掘人员，不得不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认真思考和检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麦、黄等人觉察到在过去编写的《初步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存在着论证不足、漏误不实等缺憾，但他们确认的“文帝”与赵眜应是一人，赵眜即《史记》、《汉书》所称的赵胡。于是，麦英豪、黄展岳等人在经过长时间冷静而细致的思考研究后，于1991年在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东省博物馆三家共同编写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中，再度抛出了结构严谨、证据充实的长篇论文《墓主和年代》，就在这篇长文中，对南越王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考查论证，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墓主身上的玺印及有关封泥（“眜”、“帝王”）、铭刻（“文帝九年”），其所有者都应是墓主本人，这是判断墓主是谁的不容争辩的内在物证。《史记》、《汉书》中《南越（粤）列传》所记述的南越国世系，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史料，又是我们结合物证立论的基础。《史记》、《汉书》两传都说南越王国“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如果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足以修改两传中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对两传的信从。这是讨论墓主是谁的前提条件。根据内在物证和对史汉两传的信从，我们认为，“文帝行玺”金印与“赵眜”玉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

有的学者把藏印和葬印分开，认为婴齐在位时藏“文帝”玺，等到自己死时才把“文帝”玺放在自己墓中，从而推定此墓为婴齐墓。这是一种猜测。《说文》：“葬，藏也。”可见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入墓中，实在没有理由加以区分。

第二，出土名章“赵眜”与史书“赵胡”不符，这点我们已考虑到，并在《初步报告》中作解释。应该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音义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号，以及传抄失实等事例。

总之，出现赵眜、赵胡两名，其原因或出自传抄致误，或出自一人两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歧异，或出于音义通假。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释，以后也可能永远无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碍墓主赵眜即《史记》、《汉书》中的赵胡的结论。

至于两枚“泰子”印，因其质料钮式书体均不同，有人便认为分属赵胡、赵眜所有，并说二人都曾为太子，眜、胡是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甚至说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胡，死时携其“文帝”金印及其父兄眜的私印入葬。这实在令人费解。墓主既然随葬了自己的官印却不随葬自己的私印，而把早已去世的父兄辈的私章入葬，实在于理欠通；再说墓中有“眜”字封泥同出，如果“眜”是墓主的父兄，这就无异于说，父兄生前已为子弟检封葬品了，这岂不成了天大笑话。

第三，墓主是南越二主还是三主，是赵佗之子还是赵佗之孙？除了上述因出土两枚“泰子”印和赵眜与史载赵胡不相符而引出不同的意见外，有些学者又从“赵佗年寿有问题”出发，坚持墓主赵眜是赵佗之子，进而武断赵佗子曾继任王位。

据《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南越列传》，始皇三十三年略定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时佗为龙川县令。说明从始皇二十八年时，赵佗一直留居岭南。假定始皇二十八年，赵佗已二十岁，至文帝元年相隔有39年；历文帝、景帝至武帝建元四年，又经43年，实足年寿应是102岁。逾百岁者不多见，但是不能因为不多见而否定其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史记》记佗“至建元四年卒”一语不误。今本《汉书》记文帝元年佗上书自谓“处粤四十九年”之四十九应是“三十九”之讹。汉代简书“四十”常作“”或“”；“三十”常作“”或“”，由此，我们颇疑今本《汉书》的讹误非始自班固，而极可能是后代的误抄。

以上论证墓主赵眜即《史记》、《汉书》中的第二代王赵胡，剩下的就是墓葬的年代了。《史记》、《汉书》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在位年数没有明确记载，仅知第二代即位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第三代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已殁，这中间共24年，是为第二代、第三代在位年数的总和。《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汉书》夺“卒”字，余同。出土铜句

刻铭“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史记》、《汉书》记胡（眜）在位十余年当可信。由此推定，第二代南越王大约死于元朔末元狩初，估计在公元前122年左右，入葬年代亦以死年或稍后一两年为宜。

对照墓主遗骸的鉴定研究，也有助于说明墓主与赵佗的祖孙关系。

从墓主遗骸的鉴定，可以判断死亡年龄为35-45岁。今以40岁估算，知墓主约生于文帝末年，是时赵佗应有八九十岁（照王鸣盛算已近百岁），耄耋之年生子，实为奇谈。故墓主决非赵佗之子，甚明。把他看成是赵佗的孙子，则符合实际情况。从古代帝王早婚，祖孙岁差又达八九十年这两个方面估算，墓主赵眜不会是赵佗的长孙，而应是赵佗的次孙中的一个。《汉书·南粤传》载，汉文帝元年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上汉文帝书称“于今抱孙焉”。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至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佗卒，相隔有43年，就退一万步来说，汉文帝元年赵佗的孙子刚出生，到佗死之年这孙子已是43岁的壮年了，再加上南越二世在位约16年，如果二世是长孙的话，死年已是58或59岁将近老年的人了，这个岁数与墓主遗骸鉴定的年岁迥异，所以，这是论定墓主是佗的次孙的又一力证。

再说墓中出土不少药物，反映了墓主生前多病。这一点与上引“后十余岁，胡实病甚”的墓主健康状况也是相符的。

由于麦英豪、黄展岳以大量的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对象岗古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做了严谨和较为科学的论述，所以当这篇长文抛出后，认同麦、黄两人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学界原来那极其热闹的争论渐渐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