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墓之宝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为方形，螭虎钮，螭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中间由一条线分隔，外加边框。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帝印”玉印。印面长宽各2.3厘米，印台高0.8厘米，通高1.8厘米。

“泰子”金印

就在这枚“帝印”发现不久，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的中间部位接连处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文道较深，沟道两壁光平且直，沟槽底呈波浪形起伏的刻凿痕，当属先铸后凿，印面光平如镜，铸作工艺极为精致。与金印不同的是，玉印为覆斗钮，外无边栏，内无中界，印面右方刻“泰”字宽大，“子”字瘦窄，两者比例失调，从字形上看，金、玉两印书体不同，不是一人所书。

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这两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员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也陷入了迷惑和沉思。

古时泰、太两字互相通用，汉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这个常规制度无疑在提醒现场的考古人员，墓主人显然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也不会是第二代王赵胡，因为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赵佗的父亲没有做过皇帝或诸侯王，赵佗为太子便无从说起，而第二代王赵胡乃赵佗之孙，既是王孙，生前也不会有“泰（太）子”的封号。有“太子”封号的除赵胡以后的家族成员外，另一个便是在《交州外域记》和《日南传》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并大破安阳王的赵佗的太子赵始。或许，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入葬时由后人将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入这幽暗的墓穴之中。这个设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员一时难以定论。“赵”玉印。长宽各2.3厘米，通高1.7厘米。

让考古人员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发现了一枚上刻“赵眜”的玉印，这枚玉印覆斗钮，横穿一小孔，印文阴刻篆书，中有竖线分隔，外加边框。从形制上断定，这枚印应是墓主的名章。这枚名章的出现，使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僭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才僭号称帝，这就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而从“泰子”印看，墓主人应该是赵佗的儿子赵始或赵胡后辈的家族成员。再从“赵眜”的名章看，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赵眜此人的记载，这个赵眜是谁？是墓主本人还是陪葬的家族成员？综观以上三枚不同的印章，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推论，那么墓主究竟是谁？看来要解开这个隐秘，还需要更加有力、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让考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很快出现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工时，考古人员黄展岳在玉衣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玉璧上，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物件。黄展岳眼睛一亮，细心地剔除周围的泥土，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一条造型别致的金色小蟠龙立即凸现于四方台上，黄展岳瞪大了眼睛望着这个小蟠龙惊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哎呵！不得了了，这里有一枚龙钮金印！”

龙钮金印出土情形

这一声叫喊，犹如一阵风雷卷过幽暗潮湿的墓穴，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十几双充满血丝、疲惫的眼睛对准了那枚龙钮金印。只见一个方形的金块之上，盘踞着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盘曲成S形，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块的四个边角之上，龙首微昂，作欲腾跃疾走之状，整个身首透出一股威严神圣、腾达飘逸的灵性。面对此景，一个性急的考古队员按捺不住亢奋激动的心情，伸手就要翻动金印，以尽快看到正面的印文。“别动！”麦英豪望着队员的举动，立即加以制止，那位考古队员听到喊声，伸出的手轻微地哆嗦了一下，立即缩了回去。

“这还没有绘图、拍照、录像呢，怎么就要翻动？”麦英豪望着那位仍沉浸在亢奋之中的考古队员，小声地解释着，那位队员如梦方醒，有些不好意思地对众人说：“嗨，我这一激动，差点忘了考古程序了。快，快绘图、快拍照，看看这金印正面到底刻的啥。”

麦英豪惊喜交加地望了一眼面前这枚散发着神圣之光的金印，又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此时钟表的时针已指向了6点零8分，他沉思片刻，对身边的黄展岳说：“这枚金印关系重大，别由于急躁而弄出什么差错，我看还是吃过晚饭后，等大家的心情平静一点再提取吧。”黄展岳点头同意，于是麦英豪下令全体人员收工，待吃过晚饭后再来提取这个有可能揭开墓主之谜的极为重要的证据。

这天傍晚，尽管发掘队的后勤人员为大家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但由于发现了龙钮金印，众人对饭菜已失去了兴趣。与此相反的是，关于那枚龙钮金印的印文到底是什么的猜想，却使大家兴趣盎然、争论不休。有人猜测金印下面的文字应和先前发现的金印、玉印一样，不是“帝印”便是“泰子”，或者是又一个令人费解的陌生名字“赵眜”。也有人认为不可能是以上三种印文，既是龙钮金印，就应该刻有“越王之印”或者更高规格的“武帝之印”、“文帝之印”的印文。有的人则猜测，也许什么印文都没有，只是象征性的一枚印章……就在这吵吵嚷嚷的胡乱猜想中，考古人员囫囵吞枣地将饭吃完，大家迫不及待地赶回工地，以尽快揭开这牵挂已久的秘密。

绘图工作完成了，照相机的闪光灯开始在墓穴深处不断地闪耀。紧接着，高强度的碘钨灯打开，录像机与摄影机开始“沙、沙”地转动。明亮的墓室内，只见不大的印钮游龙盘尾昂首，通体矫健，神态刚毅和高傲。在碘钨灯的映照下，整个金印耀眼夺目，光彩逼人。

“文帝行玺”金印

麦英豪揭取金印场景（左起：杜玉生、麦英豪、黄展岳）

当以上工作渐次完成之后，考古人员轻步踏入室内，在众人那焦灼而激动的目光下，黄展岳面呈神圣之色，用一支细杆毛笔再次拂去金印上的灰尘，极度小心谨慎地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龙钮提起后放入手心，然后屏息静气地慢慢翻转。当整枚金印的正面显露出来时，只见上面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两千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众人望着黄展岳手中那明净铮亮、金光闪闪的印玺，在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之后，接着是一阵欢呼。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为寻找南越王家族的墓葬踏破铁鞋，费尽心机，尤其是近数十年来，为寻找南越王家族墓葬，麦英豪率领考古队，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打探，八方搜寻，他和同伴的足迹几乎踏遍广州城郊的大小岗岭，却总未取得预想中的成果。自象岗古墓发现以后，关于那位神秘的墓主究竟是谁的问题，一直困惑着大家，使众人昼思夜想，寝食不安，“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两书所记载的曾僭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银、铜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带。秦后，只有皇帝印章独称玺，并专以玉制成。玉制印章造型的不同，体现了拥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山美玉制成了一枚玉玺，玺钮雕刻犹如龙鱼凤鸟之状。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玺上。秦始皇和满朝文武对这枚玉玺非常看重，称为“传国玺”。自此之后，关于这枚“传国玺”就开始了它那极富传奇色彩的经历。

秦始皇一生曾数次出巡，相传当他有一次巡游至洞庭湖时，风浪大作，乘舟将覆，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有臣僚献计把玉玺投入湖中可镇妖避邪，保全性命。于是秦始皇从腰中解下佩带的“传国玺”急投于湖中，湖面顿时风平浪静，秦始皇及其臣僚安然度过了风险。八年后，秦始皇再次出行至华阴，有人拿着“传国玺”忽拦于道中，对始皇随从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的代称）。”言毕便不见踪影，“传国玺”复归于秦始皇所有。

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领兵率先攻入关中。大军压境，秦亡国之君子婴将此玺献给了刘邦。刘邦得到此玺后，经过大小百余次血战，终于击败对手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起汉王朝。刘邦即皇位后，便正式佩带起“传国玺”。西汉时，“传国玺”一直存放在长乐宫内，成为皇权的象征。西汉末年，大司马王莽独揽朝政，为了篡夺皇位，就命安阳侯王舜逼迫太后王氏交出“传国玺”。王太后眼见刘氏江山将落入王莽手中，却又无奈，一气之下，将玉玺掷于地，玉玺之上雕刻的螭虎被崩落一角。王莽得到玉玺后，将摔落的一角以金镶补起来。

自王莽佩玺继皇位后，没几年功夫，就爆发了农民起义，农民军立刘玄为更始帝，更始军率先攻入都城长安。王莽见大势已去，携带“传国玺”仓皇逃窜，想不到竟被屠户杜吴追上杀死。但杜吴不知王莽佩有玉玺，有一个叫公宾的更始军将领就割下王莽头颅，取下玉玺，交给上司李松邀功，李松将玺呈送给更始帝。此时，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军也进入长安，赤眉军立牧童刘盆子为帝。更始帝在自感不是赤眉军对手的情况下，只得奉玺投降。后来，刘盆子又献玺于刘秀，刘秀重建汉王朝，此玺又传于东汉诸帝。

东汉末年，奸臣董卓擅权作乱，天下豪强在袁绍、袁术率领下合兵讨伐董卓，洛阳城一片混乱，董卓见大势已去，便弃城逃往长安。

袁绍绣像

当时在袁绍帐下任大将的孙坚率兵驻扎于洛阳城南一座宫殿中，到半夜时分，只见一口井内闪现五色光环，孙坚甚感惊奇，便命士卒点火把下井打捞，不想却捞出一具女人的尸首，颈下戴一锦囊，打开一看，内有朱红小匣，用金锁锁着，启开小匣，里面有一玉玺，上有篆文八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旁缺一角，以金镶补。孙坚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权力象征的“传国玺”。在惊诧之余，便做起了登基的美梦。有些意外的是，孙坚手下有一位士兵与袁绍是同乡，将此事报告了袁绍，袁绍正有僭越帝位之心，当然想攫取“传国玺”。他令人立即扣押孙坚的妻子以要挟，孙坚被逼无奈，只得交出玉玺。后来，袁氏兄弟在与曹操争霸中败死，“传国玺”又归于汉献帝。

东汉亡后，“传国玺”归于曹魏和西晋。此后，北方陷于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动**局面，“传国玺”几经辗转，又落入东晋征西将军谢尚之手，谢尚把它献给了东晋朝廷。此时，各地又出现了几颗私制的玉玺，包括东晋朝廷自刻玺、西燕慕容永刻玺、姚秦玉玺等，还有北魏太武帝毁曹魏旧都邺城五层佛塔时，在泥像中寻得的两枚玉玺。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攻破宫城，劫得“传国玺”，不久侯景败死，其部将侯子鉴将玺投入栖霞寺井中，寺僧永行将玺捞出收存，后其弟子将玺献于陈武帝。

隋灭陈后，再次拥有此玺。隋、唐两代，“传国玺”仍被统治者奉为至宝。朱温篡唐后，“传国玺”又遭厄运。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击败，登楼自焚，玉玺也遭焚烧，下落不明。直至北宋哲宗时，咸阳人段义将其献出。金兵南侵时，又将玉玺掠走，后归入元朝廷。明灭元时，蒙古部落将玺携至漠北，自此“传国玺”不知所终。

在“传国玺”流传的一千多年间，它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守国镇疆之宝，正所谓“得宝者得天下，失宝者失天下”。但得玺者不一定都能交上好运。后唐庄宗得魏州僧献“传国玺”，仅三年便死于兵乱之中。宋哲宗得玺改年号为元符，仅两年而驾崩。宋徽宗即位后，天下大乱，同玉玺一道被金兵掳至北国。元世祖忽必烈得玺之年即死于元大都。这颗小小的玉玺，反映的是一幅幅朝代更迭、祸福交替的历史画面。

尽管自元末明初之后，世人再难见到这枚极具传奇色彩的“传国玺”，但研究者还是从历史典籍以及部分出土实物中窥探到原物的形制和风貌。

就秦始皇所建立的秦帝国而言，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15年就宣告灭亡了，但这个帝国所建立的统治制度和模式却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西汉早期，“汉承秦制”的特点格外明显，而这个时期拥有和使用玺的制度也几乎和秦制完全相同。《晋书·舆服志》曾云：“乘舆六玺，秦制也。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汉遵秦不改。”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知道，当年的秦始皇不但拥有一枚“传国玺”，而且还开创了“六玺”制度，这个制度到汉朝建立后没有改变并沿袭下来。据东汉卫宏《汉旧仪·上》载：汉朝“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以‘皇帝行玺’为凡封之玺，以‘皇帝之玺’赐诸侯王书，以‘皇帝信玺’发兵；其征大臣以‘天子行玺’，策封外国事以‘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以‘天子信玺”’。而《汉书·霍光传·注》则提出了一个三玺说。两说如图表所示：

同秦始皇刻制的那枚“传国玺”一样，汉朝皇帝的玉玺也早已失传，后人仅从清代吴式芬辑录的《封泥考略》中见到一枚“皇帝行玺”的封泥，既然有封泥，就应有原物存在过。至于此原物的形制，从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咸阳发现的一枚“皇后之玺”中可以得到启示。

1968年9月的一天下午，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小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在路上行走时，偶然在狼家沟的水渠边发现了一个白色发光的东西，走近一看，有半截还埋在土里。孔忠良怀着好奇的心情把它挖了出来，待剔去上面覆盖的泥土一看，原来是一块方形的玉石石，上面雕了个小动物，下面刻着四个字，好像是个大图章。回到家后，正好他父亲孔祥发要去西安办事，孔忠良就请父亲把这个大图章带到城里去刻字。孔祥发问明了玉石的来由，仔细端详上面的古字，觉得儿子捡到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普通印章，而是一件文物。第二天，他到了西安，找到陕西省博物馆，要求鉴定。经考古工作者鉴定，判断是汉代皇后之玺。鉴于这枚玉玺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孔祥发就把它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

这枚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的玉玺作四方形，高2厘米、宽2.8厘米、重33克，通体洁白晶莹，螭虎钮，四个侧面阴刻云纹，印文篆刻“皇后之玺”四字，其形制和印文与文献所载完全相同。玉玺出土地点距埋葬汉高祖刘邦的长陵仅1000米，长陵旁为吕后陵。按照汉代制度，帝、后陵园内有便殿和寝殿，放置他们生前的衣冠。根据专家们现场分析推断，这枚玉玺很可能就是吕后生前所用之印，她死后，这枚印玺便成为陵旁便殿内的供祭之物。西汉末年，赤眉军攻入长安，掘毁汉诸帝陵，吕后陵也被焚毁。玉玺所在的狼家沟是长陵山坡上的第一道深水沟，或许长陵便殿被毁时，玉玺遗落土中，后被水冲到长陵山腰的水沟里，时隔两千多年才被重新发现。“皇后之玺”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皇后之印。按《汉旧仪·下》“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的记载推断，皇后之玺的印钮也应作螭虎形。玺钮之所以为虎形，是因为虎为百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前面提到王太后怒摔“传国玺”，崩落玉玺上所雕螭虎一角，说明“传国玺”的造型应与汉代皇帝、皇后之玺相同。在陕西咸阳发现的这枚“皇后之玺”，为世人了解“传国玺”的形制提供了极好的佐证。

“皇后之玺”印文

现在看一看象岗古墓出土金印的形制，这枚金印的印面有田字格界，“文帝行玺”为阴刻小篆，书体工整刚健有力，字画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沟底像鳞片一样，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由此可推断这是用利器刻凿之后留下的痕迹。经测量，金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经电子探针测定，此印的含金量为98%强。

白玉螭虎纽皇后之玺

按文献记载，汉印边长该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但和此前在咸阳发现的“皇后之玺”那2.8厘米的宽度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

象岗古墓的这枚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部位，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颇为奇怪，这就是按照史料记载，汉代皇帝在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的。那些“高帝”、“文帝”、“武帝”等等的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后代根据他生前功绩加拟的封号，叫做“谥”。如汉朝的“景帝”，是他儿子刘彻（武帝）继位时给追谥的。由此可知，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武帝之玺”之类的印文。另外，皇帝所用的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的，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枚。如此看来，“皇帝信玺”之类，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

很显然，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文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这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自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玉螭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十分稀少，仅有12枚，日本福冈也曾发现一枚汉代金印。已发现的汉代金印请见下表（按发现时间顺序）：

“广陵王玺”金印

1981年，在扬州地区刊江县，一个妇女在甘泉二号汉墓附近挖地，发现一枚汉代诸侯印——“广陵王玺”。这枚印章也是纯金铸成，印体方形，长宽各2.3厘米，只是高为2.1厘米，比前二印少0.1厘米，龟纽，阴刻篆体字，上刻“广陵王玺”四字。这枚金印的字体以及文字的雕法与光武帝赐与日本委奴国王的金印几乎同出一辙，据专家考证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1981年扬州甘泉山2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印龟钮。1973年长沙马王堆软侯利仓墓出土的“软侯之印”、“长沙丞相”印，都是鎏金铜印，龟钮。两枚印的印文都是埋葬时草率刻凿，鎏金是纯金的仿制品，可见列侯也是金印龟钮。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上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和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的“滇王之印”都是金印蛇钮。日本自1784年在福冈的志贺岛上村民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后，志贺岛声名大噪，出土处已建立“金印发光碑”和“金印公园”。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出土资料，近两百年来，日方对金印真伪一直争论不休。中国这几枚金印的发现，其造型、款式和“汉委奴国王”印相类似，有力证明了“汉委奴国王”金印是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朝廷颁赐给倭奴国王的。它是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文帝印作龙钮，既不同于诸侯王、列侯的龟钮，又不同于外藩首领的蛇钮。咸阳出土的汉“皇后之玺”玉印和传世的“皇帝信玺”封泥，边长都是2.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即一寸见方）。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3厘米，通钮高2厘米，重112.8克，与文帝印基本相同，“朔宁王太后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隗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国的这位文帝同是地方割据政权，在印绶制度上都有意逾越汉制。

滇王之印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墓（6号墓）出土。

“滇王之印”正面

“汉委奴国王”金印

天明四年（1784年）的一天，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志贺岛，名叫秀治、喜平的两个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一颗纯金铸成的金印，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阴刻篆体字。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皆有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的记载，这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出土，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的证明，成了日本国宝。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到文帝金印略大于汉朝皇帝印，印文与汉朝皇帝印大体相同，但质料和钮式不相同。文帝金印的质料与汉朝诸侯王、列侯、外藩首领印相同，但钮式又不相同。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但又要僭越称帝的身份。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又会是谁？